到西周时期，有一种刑罚称之为“黥”，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上字，表示你是罪犯，走到哪儿都让人一目了然，无处藏身。后来又扩大到在罪犯和从战争中抢劫来的沦为奴隶的人面上黥文，以示你是奴隶，你是谁家的奴隶，想跑都跑不了。
我国古代有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罚，通谓之“五刑”。“五刑”之创，由来已久，甲骨卜辞中已有记载。其中的“墨刑”，又称“黥刑”。《周礼·秋官司寇》曰：“墨罪五百。”郑玄注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其具体的做法是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用刀刻出文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是五刑中最轻微的一种。然而，即便如此，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代，子女不能随意损害其身体，黥刑也便成为对有罪之人的严厉惩罚，能使其蒙受终生的耻辱。秦汉之际的英布早年因事系狱，被以黥刑，故又称为“黥布”，脸上的黥刑纹伴随他终生，永远暗示他曾是一个囚徒。这种印记由于是刀刻入骨而非针刺于皮，因此往往深入骨髓。晚唐文人段成式曾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他堂兄的随从捡到几片破碎的颅骨，其中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墨刑”的由来与原始社会的文身习俗有关系，但却毫无审美功能，而更带有震慑、警戒、惩处的意味。可见，黥刑从一开始就是与违法乱规者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唐代的地痞流氓们却将文身当成了一种时尚，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记载，唐代中晚期在首都长安乃至全国范围内，有不少街肆恶少是纯粹出于自愿在身上黥刻文字、图案的。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击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部，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灸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幹，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札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
由上可见，刺青有多种叫法，又称“札青”“点青”“肤札”，几乎和今天的“文身”无异。那时，在长安的街头，刺青已经俨然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行业，不仅有“札工”，还有专门洗褪刺青的针灸法。力士张千胳膊上刻的内容之狂妄大胆、激进，是他被京兆尹薛元赏杖杀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刺青者并非如此，张千之辈亦不过出于跟风追求“时尚”，标新立异而已。
上文的王力奴，花了五千钱，召了个专门给人文身的师傅，在自己身上文出山水画。说明文身艺术在唐代已经是一门艺术产业，有专门从事文身的艺术家，且大师的门槛并不低，要花五千钱。也说明唐朝时喜欢文身的人已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唐朝时期的文身，文化色彩也越来越浓。有一名叫赵武建的年轻人竟然在自己身上文了一百六十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臂刺言：“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据史料记载，长安高陵县曾经捉得一位文身者叫宋元素，全身文有七十一处文身，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叹人情之薄薄如纸，苦如黄连，确有味道。想起一位1957年曾经被打成右派朋友的四句诗：“都道人情薄似纸——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一群好朋友——酒肉茶；临到危难去找他——不在家。”宋元素也是个知苦叹苦的人。再看他右臂上刺的葫芦，上出人首，大如葫芦。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这位中国文身的先驱，也真前卫得可以，先锋得出奇。我曾问一位懂文身的“人体艺术大师”，“大师”庄重得几乎崇敬地说，即使在今天，也绝对是“高版”！然而，更有甚者，还有个“警察”在自己身上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诗歌，其情形蔚为大观：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依然请教那位“人体艺术大师”，肃然起敬曰：真文化人也！真不愧是出杜甫李白的时代，他文过数百位“高人”，没有一位有如此文化底蕴、文化追求、文化档次的。
文身作为文化，到唐朝开始兴旺发展起来。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我自喻是读过两天书的人，正宗的大学七八级中文系毕业生，但和文身人韦少卿相比真有些汗颜，如果我真的看见这位少将军身上的文身，恐怕我也会像他叔叔一样，惭愧！吾真不如人家“不喜书”的小伙子。
原句出自唐人张籍《岳州晚景》：
晚景寒鸦集，秋声旅雁归。
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飞。
洲白芦花吐，园红柿叶稀。
长沙卑湿地，九月未成衣。
韦少卿将“晚景”误记为“挽镜”，将张说、张籍混淆，足见其“少不喜书”；然而其据此使人构图刺青，正可见其醉翁之意不在诗，在乎文身也。
到了宋朝，文身文化有一次大普及，但那时期的文身文化也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绝少“阳春白雪”。一部《水浒》让人窥见社会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文身爱好者。（因有拙作《刺青的疑惑》，不再赘述。）
文身文化发展到清末民国初年，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变为流民，各行业大规模地膨胀，文身文化又悄然兴起，作为一种时代的社会中下层文化符号在传播蔓延。那时候一些行会中文身的普遍性几乎相当于当今美国NBA球星，主要集中在“帮里帮外”“道上道下”，它不但是一种组织的标志，也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自豪。像拉“青皮”的、扛大件的、打鱼出海的、看家护院的、打场卖艺的、跑单帮的、耍把式的、走镖局的、青帮红帮的，身上都有文身，文的也是五花八门，并没有一定规矩，但又似乎有一条门道中都遵守的潜规则。那年代多文一条龙的、一只虎的、钻山豹的，甚至也有文入地鼠的，还有翘尾的蝎子、扬须的蜈蚣、吐芯的毒蛇。也有文兵器的，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也有文十二属相、三十六煞星的。文人物的就更五花八门了，但以文关公、岳飞的为多，配以忠、孝、义、勇正楷的汉字，表明一种心意。帮里人相遇，有难必帮，甚至不惜白刀进红刀出，先是帮规验过，然后一伸右臂，人家文的是无篷无桅船，你文的是有钩有座锚，那就如船下锚，到家了。
这几年，北京的文身室如雨后春笋，更集中在东西城、朝阳、海淀。高级人体艺术室里总“镇”着一两位大师级的艺术家。一位在宽街的圈内知名度颇高的被称为“国手”的大师对我说，中国现阶段的文身艺术尚在初级阶段，一般离不开传统的“玩意儿”，主要是花、鸟、鱼、虫、兽，爱、恨、念、思、忠。写实的要求须毛顿见，玩虚的又讲究雾里云里水里梦里望世界。但发展趋势快、猛、凶，预约做文身的早都排到明年了。文身文化最是开放文化，现在最时髦、最热闹、最前卫的是洋玩意儿。平安夜、情人节、圣诞节的预约图案一个比着一个的洋，基督教、天主教、十字架、圣母马利亚应接不暇。文身的位置也在发展，已经由脖子、手臂、肩头、脚踝、小腿，逐渐向腰腿、肚脐、后背、前胸发展，逐渐向男女都一样发展，比着发展，比着找齐。
这位“国手”大师讲得头头是道，他说，文身文化是所有文化中最富有个性、最充满个性、最提倡个性的艺术，自我是文身文化的灵魂。他说有一天他接到一单，是文三排书写得极其古老复杂的古罗马文字，据说真正能看懂并能念出这种文字的人，全中国也不多。问那人为什么要文这么一排“天书”？那人哈哈大笑，说那就对了，因为那是我生命的解码，我是文给上帝看的。
“国手”最杰出的“大作”是他曾经为十二位妙龄姑娘各在后颈背处绣了两只起舞弄影，成双成对的彩色蝴蝶，十二位少女绝无重复的，那真叫美，真叫绝，真叫艳。那都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稀少、最美丽、最漂亮的原始森林中的热带彩蝶。为什么要文一上一下两只相亲相爱的彩蝴呢？“国手”神秘地一笑，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蝴蝶是真正的一夫一妻，雌雄相守决不叛情，姑娘们都为有那么一对绝代双骄而感到高兴自豪。你知道为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双双变成蝴蝶了吧？
你不是问文身文化吗？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