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省城军队果然停止了炮击，端着枪向李家花园围拢过来。为了表示自己“归顺”的诚意，李嘉瑞特意带着家中的男佣和长工，双手举着枪支，走出龙门去，向省城军队缴了械。之后，李嘉瑞又让家里的女佣们抬出早就熬好蒸好的稀饭馒头，放在龙门前宽阔的土坝上，请对方享用。那些来自省城的官兵从昨天下午开战后就粒米未进，非常饥饿了，即刻围着木桶和笼屉抢食起稀饭馒头来。带队的是一位营长，他看看高门深宅的李家花园，又看看满脸诚意的李嘉瑞，操着一口浓重的川东话说：“你还挺懂事的嘛，晓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那好，我们就不到你院屋里去打扰了，我们吃了饭就走！”
李嘉瑞赶忙拱手说：“长官要是看得起，就请到屋里去喝茶吧。”
那营长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还要赶去攻打县城！”
李嘉瑞不说话了，将两手插在袖筒里，笑微微地看着他们端起大海碗呼啦啦地喝着稀饭，蠕动腮帮子吧唧吧唧地嚼着大馒头。
李嘉祥带着队伍溜出李家花园后，并没有赶回县城去组织防守。他知道在装备精良的省城军队的进攻下，县城无论如何是保不住的。与其毫无意义地损伤力量，还不如趁早另作打算。于是，他便带着残余人马直插三十里外的元通镇，与何军长汇合去了。
结果，他刚在军部见着何军长，还未来得及汇报天府县的战况，省城军队就紧追不舍赶到镇外，发起了进攻。
元通镇是川西平原上一个古老的集镇，除了镇外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外，几乎无险可守。所以，保卫军部的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在日落时分草草结束了。何军长带着军部的人马仓皇往西面的大山里撤退，李嘉祥则带着他的残部，为何军长断后。
“讨逆”战事就此结束，新任四川省主席陈军长的部队大量进驻天府县和另外几个小县穷县，全面接管了前任四川省主席何军长的防区。
第二天上午，为了向中央展示他坚决“禁烟”和奋勇“讨逆”的战果，陈军长就亲自陪同“参谋团”的几名要员到天府县来视察了。在城区里转了一圈，看了完好的城墙以及街道、商铺后，陈军长和“参谋团”的要员们均表示满意。这时，一名要员提出，要到宪兵队的监狱去看看，要放了那些因禁烟示威而被关押的青年学生和基督教民。
陈军长点头同意放人，并派一个副官跟着这位要员去执行。
但这名要员真正要放的并不是那些青年学生和基督教民，而是身份特异的李嘉祺。
年初“参谋团”入川，蒋委员长因担心“参谋团”势单力薄，控制不住陈军长等老奸巨猾的四川军阀，影响“川政统一”大业，便指使蓝衣社特务处长戴笠，派人秘密渗入四川，暗中监视川军和川府政要。同时，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也率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三大队进驻四川，表面上是帮助陈军长“剿共”，实则是配合“参谋团”工作，推动“川政统一”，必要时刻，还可渗入川军，拉拢收买人心，鼓动川军哗变，摆脱四川军阀的辖制，投入中央怀抱！
李嘉祺是国防部特意从日本召回来，派往“别动队”工作的。但他回川后，并没有刻意进入他大哥的部队，而是遵照国防部的指示，先去《蜀报》应聘做了记者，以此为掩护，开展川军情报收集工作。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带着伊藤良子以探亲为名回到天府县了解当地驻军情况时，却发现何军长和他大哥在故乡的土地上大肆种植罂粟！他在日本时，曾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过比较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最大的沉疴痼疾，就是反动军阀与邪恶鸦片！反动军阀不除，中国断无宁日，断难崛起。邪恶鸦片不绝，国人断难觉醒，断难强健。国不宁，民不健，列强虎视眈眈之下，中国焉能奋起独立？所以，李嘉祺愤然离开他大哥的团部后，即刻赶回李家花园，用密码电报向国防部做了汇报。到了成都后，他又挥笔写下一系列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在川内外的报纸上，公开揭露前任四川省主席大肆种植罂粟的罪恶行径。后来，他又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禁烟促进会，参加了禁烟示威游行。他这种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很容易暴露身份，曾遭到国防部的批评指责，说他违反纪律，轻率行动。他回电辩驳：中央全力“治川”，治什么？就是整治腐败的川军和败坏的川政，尤其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他看着桑梓百姓被邪恶笼罩，被鸦片毒害，他痛心疾首，忍无可忍！他甘愿为“川政统一”和铲除鸦片抛洒热血！
后来，李嘉祺被抓捕关监，让国防部甚是忧忡，但又不能直接向陈军长求援，只得通过密码电报跟在四川公开活动的“参谋团”联系，要他们想办法把李嘉祺弄出来，安插到四川省政府或陈军长的部队里开展工作，“免生意外”。
但在放人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由于李嘉祥已经率领大部队仓皇撤离，宪兵队的监狱里只有几个被遗弃的惶惶不安的小兵在把守。“参谋团”那位要员走进监狱亮明身份后，那几个小兵赶急打开牢门，把关押的青年学生和基督教民放了出来。然后，才带着那位要员和陈军长的副官前往关押政治犯的监室，释放李嘉祺。
自从那天跟李嘉祥谈崩回到监狱后，李嘉祺就一直跟吴春浦等人关在一起。吴春浦知道他跟李嘉祥是亲兄弟，对他去而复返非常诧异，他却微笑着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抱着他们的肩膀说：“李团长不放你们走，我也不走！”吴春浦问他为什么？他想了想，说：“不为什么，就为你们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
“参谋团”那位要员刚一出现在监室门口，李嘉祺就从他中央军的着装上知道了他的身份和来意，赶紧拉起吴春浦等人往外走。可陈军长的副官却走上前来，拦住了吴春浦等人。他板着脸说：“据我们的情报得知，这几个人是共产党，不能出去！”要员皱起眉头，瞪着李嘉祺问是怎么回事？李嘉祺赶忙说，这些人都是他在禁烟示威中认识的朋友，他们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只是一些教师而已。共产党的罪名是李嘉祥为了抓捕、关押他们，强行安到他们头上的！要员严肃地说：“你保证？”李嘉祺挺着胸膛说：“我保证！”要员便挥挥手，让副官放人，说有什么问题全由他担着。副官无奈，只得退到了一边去。
吴春浦等人走出监门，走过李嘉祺身边的时候，禁不住用感激的目光深深地望着他，并使劲地一一跟他握手。李嘉祺则笑着拍着他们的肩头说：“你们回去后还是好好教书吧。鸦片的事你们就别管了，蒋委员长和中央政府会管的！”
之后，李嘉祺就主动请缨，要求留在天府县实施全面禁烟。对于他这个想法，“参谋团”那位要员是有异议的，他说：“禁烟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川政统一’！”李嘉祺叹了口气，说：“鸦片已在天府县泛滥成灾，严重地腐蚀着人心，腐蚀着社会。烟毒不除，天府县断无宁日，四川断难清明，就是川政统一了，四川完全纳入中央的统辖之下，可它还是个烂摊子，对中央有何意义？对国家有何意义？”要员见他说得异常沉痛诚恳，再加上蒋委员长已有令出，要求四川必须在三年内禁绝鸦片，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换上一身崭新的中校军装，带着他去见了陈军长，并向陈军长建议，任命他为中央特派禁烟督察员，全权负责天府县的禁烟事务。
自从“参谋团”入川后，陈军长就给自己划了一条“红线”：只要“参谋团”不插手军队事务，在行政和民政方面的整改，他全听他们的。所以，陈军长没有对那位要员的建议表示异议，只是撩起眼皮瞟了一下甚是年轻的李嘉祺，淡淡地问道：“你打算咋个在天府县禁烟呀？”
李嘉祺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报告陈军长，天府县烟馆最多，鸦片泛滥最为严重的是崇义镇！我想先拿崇义镇开刀，搞出一个禁烟样板后，再在全县推广！”
陈军长“唔唔”地点着头，表示同意。
那位要员则趁机在旁说道：“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陈军长提出来，陈军长一定会大力支持你的！”
李嘉祺再次立正报告：“我想请陈军长调拨一个连的兵力，跟我去崇义镇禁烟！”
那位要员便拿眼睛去看陈军长。
陈军长知道要员在探察他禁烟的态度，呵呵一笑说：“禁烟是蒋委员长和中央政府的命令，我当然要大力支持了！再说，没有军队给你助阵，你一个光杆司令，能干啥呀？”当即回头吩咐那名副官，从警卫团抽调一个连给李嘉祺，供他遣用。
第二天一早，李嘉祺就带着调拨给他的警卫连，沿着土石官道风风火火地开回了崇义镇，驻进了真武宫粮库的镇公所里。
崇义镇上的居民大多在前几天的禁烟活动中见过李嘉祺的所作所为，此时又见他全副戎装地带着一大队官兵回来，全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特别是那些烟馆被打砸过的老板们，更是惊恐不已，躲闪不迭，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对李嘉祺带兵回到崇义镇的企图议论纷纷。他们虽然还不清楚他的确切目的，但早已将他看成了“生冤家死对头”，认为他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崇义镇，说不定又要掀起什么滔天巨浪呢！
只有一个人，对李嘉祺和那些川东官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那就是刚从宪兵队监狱里放回来的王镇长。他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帮着安排官兵们的住宿。他从对面的杏花园茶铺打回开水，殷勤地给李嘉祺和那位带兵的张连长泡茶。他兴奋地搓着手，对李嘉祺说：“三少爷，你有啥吩咐尽管说，我王某人定效犬马之劳！”
李嘉祺脱下洁白的手套扔在镇公所的案桌上，说：“那就去把你的警备队叫来吧，下午跟着我们去查封烟馆！”
王镇长一听说要去查封烟馆，顿时来了劲，说声：“好嘞！”就转身屁颠颠地跑出去，招呼他那些警备队丁了。
在镇公所里吃了午饭后，李嘉祺未作片刻休息，就立刻带着警卫连和警备队的人马出去，将崇义镇封锁起来。他不仅下令查封了大街小巷的所有烟馆，还把烟盘、烟灯、烟枪等一应吸烟用具，全都收缴起来，集中在镇西头基督教堂前的空坝里，点起一把火，将它们烧成了灰烬！
对于李嘉祺查封烟馆焚烧烟具的举动，崇义镇上的居民表现迥异。马老板等烟馆老板如丧考妣，躲在家里唉声叹气，捶胸顿足。那些没有能力搞回鸦片开设烟馆的居民，则喜笑颜开，纷纷跑到教堂前，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拍着手说：“烧得好，烧得好！独食子总有吃满仓的时候！”就连教堂的牧师维克多也登上钟楼，在阴沉的天空下敲响了洪大的钟声，为李嘉祺奏鸣喝彩。
“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都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在绵绵不绝的钟声里，维克多再次兴奋地吟诵起了《约翰福音》里的箴言圣句。
第二天一早，李嘉祺又派王镇长带着警备队，将收缴鸦片的告示贴遍了大街小巷，甚至贴到了乡下的村头村尾。告示明确规定：凡持有鸦片者，必须在三日内，尽数上缴。“若有不遵令照办者，将以军法论处！”
然而，三天期限过去了，却没有一户人家到镇公所来上缴鸦片。李嘉祺又让王镇长带着人，敲着铜锣，挨家挨户地去宣示宣讲，但仍然没有人响应。
所有的鸦片持有者，都固执地保持着沉默。
前段时间鸦片紧俏与泛滥的时候，街镇和乡间的大多数人家都通过关系，搞到了数量不等的鸦片。鸦片成了比黄金还招人喜欢还让人看重的硬通货。有一段时间，到崇义镇上赶集的农户在进行大型耕畜的买卖时，连白花花的银圆都不收了，只收鸦片：一小碗鸦片就可以换得一头大肥猪，一大碗鸦片就可以换得一头壮牯牛！更有一些乡间嫁女的农户，连猪肉、挂面、菜油、绸缎这样的旧式彩礼也不收了，而向男家索要起了鸦片来：你必须送去让他们满意和心动的鸦片，他们才肯把女儿嫁给你！如果你能拿出更多的鸦片，他们就可以把前面的婚约解除了，毫不犹豫地让你把他们家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带走。至于是带去做小老婆还是做丫鬟，还是转手卖到妓院里去做婊子，他们全都不管。他们只关心手中的鸦片。他们早把鸦片当成了心头肉，看作了世间最贵重的东西，最稀罕的物质，他们哪肯轻易交出来呀！
无奈之下，李嘉祺只得带着士兵去查抄。先从镇上抄起，再抄乡下。可哪里还查抄得着呀！那些人家早把家中的鸦片用油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埋到了别人无法知晓的野地里去。更有一些乡下人家，还在夜半时分悄悄摸到屋院旁边的坟地里，悄悄挖开祖先的坟墓，将鸦片藏到了朽烂的棺材里去！可李嘉祺带着士兵前来查抄时，他们又做出一副很无辜很明事的样子，说：“我们都知道鸦片是害人的东西，我们哪里还敢藏着它呀！”见李嘉祺不信，他们又大大方方地摊着手说：“不信你们就翻就找吧！要是在我家里找出一丁点鸦片，要杀要剐，全由你们！”
翻找的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
这就让李嘉祺非常郁闷也非常愤怒。他知道，崇义镇的街上乡下肯定藏匿着大量的鸦片，但眼下你找不出来，就不能强说人家有呀，更不能随便把人家拉去处置呀！
李嘉祺只得沮丧地带着士兵回到了镇公所。他解下腰间的皮带和手枪，恼怒地拍在案桌上，大声骂道：“这些老百姓，真是愚蠢，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