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3年的夏天，德国重新统一已经快三年，但对于住在原西柏林的我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增加了，除了去东边和德国的其他地方自由而方便了以外，还并未感到有多大变化。市中心繁华的选帝侯大街照样繁华，克罗伊茨贝格区破旧的贫民住宅照样破旧，享有控制权的美、英、法驻军仍照样在控制。要体验德国重新统一所带来的变化，只有到东边去；在原东柏林，变化真是涉及广泛而又深刻。
商店也如西边一样的琳琅满目，货物充足了；餐馆多了，食客无须再排队，街边上也有了露天咖啡馆；往来急驰的已不再仅仅是被人鄙夷地称为特拉比的卫星牌汽车，而是各种西方的名牌轿车，尽管不少可能系二手货；原来靠近柏林墙的空房子都住上了人，一些地皮得到了平整，有的已确定了归属。例如，在勃兰登堡门内右侧不远处，有一大片平地已经圈了起来，前边竖立着的一方黑色大理石铭牌告诉人们，这儿即将新建美国大使馆。其他国家的使馆和德国的政府机构，按照1991年6月联邦议院正式通过的迁都决定，也要搬来柏林而且多半是在东边落脚，因此到处可以看见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准备。
但是，比起外在可见的变化来，更深刻的却是社会、人心的变化。不止一次去亚历山大广场溜达，或参观电视塔底层举办的德国体育成就展，或在喷泉旁的长椅上闲坐，或在旁边的商店里购买饮料食品，发现气氛整个地变得和谐轻松了，人们原本刻板冷漠的脸上也有了友好的笑容，和我在《蒙尘的圣地》里描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
写到这儿，想起了几年前在民主德国进修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他们当时除了物质生活远不如在西边的我们，最最受不了的是与世隔绝的孤独寂寞，比我曾经感受的厉害不知多少的孤独寂寞。因为他们当时根本无法和一般德国人交往，到其他城市旅游也受到当局严格限制，难怪有的进修人员由于心理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习，提前回国。现在可是自由了，整个社会气氛应该讲和西边已没有明显的差别。
我还去了卡尔·马克思广场，站在红色市政厅对面一坐一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巨型塑像前，对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表示了敬意。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的老祖宗仍怀着敬意，对富有历史价值的民主德国遗产并未一概毁弃。可能拆掉的听说只是原民主德国新建并引以为自豪的共和国宫，但并非出自划清界限的政治考虑，而是因为专家测试出了建筑材料含有损害人体的放射元素。由此，也可看出德国人的聪明和理性。
名声响亮的共和国宫是一幢黄铜色的、美轮美奂的现代建筑，我抓紧在它未拆除前走进去逛了好一会儿，发现其功用相当于我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或者青年宫，不禁对它面临的厄运感到格外惋惜，真希望所谓的专家测试并不准确，或者所闻只是谣传。
流连在柏林东部原民主德国的这些公共建筑内，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情颇有些复杂。由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本意是要实现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和贫困，不可谓不高尚、不人道啊！这供广大劳动人民享用的共和国宫，亚历山大广场四周那些曾“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火柴盒似的高楼，还有极其低廉的交通费和生活费，不都证明前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曾真诚地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吗？可是为什么在与资本主义西方的竞争中，又失败了呢？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论，违反了科学规律，不合人的天性呢，或是他们为实现自己理论和理想的实践，出了偏差和毛病呢？如果是前者，就太可悲，意味着社会主义根本行不通；如果是后者，就还有希望，只不过真得从失败中好好地吸取经验教训。
坦率地讲，对于失败了的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更别提对他们杰出的前辈蔡特金、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台尔曼等等，我仍怀有极大的尊敬，因为他们多数曾真诚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所作所为也并非一无是处，更没听说他们在执政时有多少腐败堕落的表现，即使在后来清算他们的时候。
在柏林东区的一个地铁站里，有一对年轻夫妇上了我所在的车厢。两人形容憔悴，身上背着行李，一上来就恓恓惶惶地发出告白和哀求，说他们来自东边，在失业后又被房主赶了出来，无家可归，因此只好恳求大家帮助……这一对夫妇所述是否属实，我不敢断言。但在重新统一后进行的重组和私有化过程中，是有不少人包括知识分子“下岗”了，失去了原有的福利住房，确系事实。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遭遇，有靠卖柏林墙发了大财的幸运儿，也有因政治信念而丢掉了饭碗的大学教授，有转眼之间变成了房地产大亨的“西部佬”，也有让房东无情地赶到了街头的“东部仔”。这种时候，难免出现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矛盾。
为了克服新的和旧的矛盾，德国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西部民众付出了不少牺牲，虽说已取得初步效果，但是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在推倒柏林墙四年和重新统一三年之后，面对现实的人们早已没有了欣喜和狂热，才感觉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
然而，自由自在地来往于东西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看见眼前正在开展的大规模建设，遥想着德国和柏林的美好明天及其日渐提升的国际地位，特别是考虑到世界也因此少了一个斗争的焦点，我仍为德意志民族和整个人类感到高兴，仍感到所付的代价值得。
十年回眸话得失
2000年10月3日，对于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十年前的这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和对立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个德国终于重新统一。德国的分裂曾经以横亘在东西柏林之间的一道高墙为象征，柏林墙的倒塌揭开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序幕；敌对的两个德国又是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冷战的最前线，德国统一了，世界范围内的冷战随之得到缓和，整个人类的历史遂翻开了新的一页。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德国重新统一十周年纪念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德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回眸德国重新统一十年来的发展，人们关注的中心都集中到了这个既为人类做出了无数贡献，也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国家的现状，也即是推倒柏林墙这一曾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有何成败得失。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媒体的报道评说很多很多，笔者能做的只是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但愿多少有点新意。
非同寻常的纪念大会
重新统一十周年纪念的中心城市，没有定在再次成了首都的柏林，而在东部的另一个大都会德雷斯顿，一座在历史、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堪与东部的柏林和西部的慕尼黑媲美的世界名都和古城。笔者1988年以来的十年间，曾三次前往有易北河上的明珠之称的德雷斯顿参观旅游，虽一次比一次更为它的美丽、丰厚、深沉所吸引和倾倒，但在此之前却一直没有写它，原因是觉得对它知道得太少太肤浅。
这次德雷斯顿被选为全德统一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心城市，从哪方面看都再恰当不过了。前边已经说过，德国历来存在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今联邦德国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也可以说优势，应该讲十分的明智：不但使全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均衡，更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各地的历史传统得以保存。
其实正在德国的我通过电视看到，纪念大会的主会场设在世界著名的森佩尔歌剧院。它建造于1871年至1878年间，地处德雷斯顿市中心的剧院广场边上，名字来自它的设计者哥特弗里特·封·森佩尔。森佩尔歌剧院闻名遐迩，不只因为它建筑艺术精湛，各种功能齐备，演出效果绝佳，还因为里夏德·施特劳斯和其他大师的一些歌剧曾首演于此。
德国人的这类纪念活动都既隆重又高雅，庆祝重新统一十周年更是。几乎所有的政要和各界精英都在德雷斯顿的森佩尔歌剧院济济一堂，衣冠楚楚，正襟危坐，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则是应邀出席的贵宾。以善于演讲著称的联邦总统约翰尼斯·劳做主题报告，总结统一十年来的成就和不足，目光始终注视着国家民族的未来，注视着欧洲的进一步统一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稳定与和平。
文质彬彬的总统讲话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也令我感动。一是他对“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历史功绩，做了十分客观公正的评价，向科尔真诚地表示了敬意，虽然正处于困境中的科尔其时并不在场，虽然科尔乃是他和他的党即社会民主党的老对手和“政敌”。二是总统在这样一个庄严隆重的场合，在自己本该是充满喜庆色彩的报告中，花了不少篇幅谈德国极右势力近些时候尤为猖獗的问题，对它进行了极其严厉的谴责，不但以此表示自己的立场，还号召全国人民对这个大是大非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我想不用再拿某些形同宵小的东洋政客来进行对比了，这位德国政治家的远大目光，宽广胸怀，本身已令人敬佩！
关于统一的得失，约翰尼斯·劳在谈的时候如上所述，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目光始终注视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对过去的十年充分肯定，对未来的发展十分乐观。而事实上柏林墙的倒塌和随之而发生的变化而取得的成就，从长远看也真正不容低估，不可小觑。
不倒的“柏林墙”
柏林墙开放后一年多点，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近半个世纪的德国终于重新实现了统一。之后不到一年，1991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以微弱多数正式通过迁都柏林的决议，三年后的1994年，又通过《柏林—波恩法》，制定了整个搬迁工作的时间表。
同年夏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驻军小分队最终撤离西柏林，俄罗斯的军队也从东柏林撤走，柏林才算真正结束了“被占领的”状态，不再是一座如德国人自己所说的“受制于涉及广泛的、通常令人费解的盟国军事法规的城市”。
与此同时，东部五个新联邦州不只居民享有了向往已久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实行私有化头三年一度下降了多达40%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迅速回升，并在几年内大大改善了公路、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一个个现代化的工业区也围绕着莱比锡、德雷斯顿等大城市迅速地崛起。居民的生活状况显著改善，平均工资水平达到了西部的90%——比自己以前的购买力更提高了不知多少倍！甚至已有20%的家庭收入高于西部的平均数，其冰箱、摄像机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后来居上，连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普遍比西部高……
以上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都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改善。在回顾重新统一的十年历程时，德国人，特别是原民主德国的民众，该是满意了吧？
其实不然！
除了政府当局，2000年的德国媒体也都忙着在做统一十年的得失总结，然而所看到的却多系眼前，却比较实际。在一些权威报刊上，前述评功摆好的数据和事实虽也能够读到，但却构不成主旋律，所反映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反思、抱怨、失望和忧虑。
例如，著名的《明星》画刊在9月16日一期有一篇题为《德国重新统一十年的总结》的文章，就把8000万德国人“纳入一种共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称作“一次昂贵的试验，是用高失业率和以后数代人将支付利息的贷款换来的”，是所谓“靠借贷实现的统一”。
理由：这仓促实现的统一已花费多达1.6万亿马克，其中的四分之三全由西部承担，结果不但联邦政府债台高筑，普通西部老百姓也得增缴据说占收入7%的“团结税”，每个居民平均负担了约2万马克。这些可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花了这么多钱结果怎样？东部仍未出现科尔前总理当年描绘的“繁荣景象”；而这，据说正是他1999年大选败北的主要原因。
该文接着指出统一后出现的一个令人忧虑的新问题，即巨大而鲜明的反差：在新联邦州和老联邦州之间发展水平的反差，在不同条件的新联邦州之间改善速度的反差，在东部不同教育水准的人之间收入高低的反差，等等。结果东部居民便普遍感到“不平等”，便认为与西部同胞相比自己只不过是“二等公民”，便由此生出了不满和怨尤。西部民众呢，由于经济上太多的付出也产生了悔不当初之慨。
于是，根据福尔斯民意测验所的调查，希望重新建造柏林墙的人口比例在东部为14%，在西部更达到了20%之多。文章据此便得出结论：头脑里的“柏林墙”，即东部德国人和西部德国人之间的隔阂，依然没有倒塌。
在联邦德国政府主办《德国》双月刊2000年4期，有一组纪念德国统一十年的文章。它们的基调也和上引的《明星》差不多，例如权威的《时代》周刊的主编、德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罗杰·德·韦克，给自己文章拟的题名就是《不对等的统一？》。其所指既有两德为统一提供的基础不对等，付出的不对等，也有所得到的结果乃至心态的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