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一下，一个村庄乃至一条街道办的节日，对于过节成癖、成瘾的德国人还不算最小。第二天，去参观其他城市的途中，我发现道路旁边时有写着Bauernhoffest即“农家节”的牌子出现，便问恩格勒。他告诉我那只是农民一家一户搞的所谓节日，谁想参加都欢迎。同样有吃喝玩乐，临了还可以买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带回家，而举办节日的农户则趁机把自家的产品推销了出去。
德国人真可谓一年四季都忙于过节，也乐于过节，但节日最集中的是秋季。这时候不但农家的收获结束了，夏天出外度假旅游的城里人已经回来，而且秋高气爽天气也特别好，正是吃喝玩乐的最佳季节。正因此吧，德国的大小城市乃至村镇都要过自己的十月节和秋节，其内容虽和慕尼黑的啤酒节大同小异，却多少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过了10月，天空便老是阴沉沉的，气温也急剧下降，再到户外喝酒唱歌已不怎么舒服，善于享受生活的德国人要聚会不是泡啤酒馆，就是在家里开Party，如此要一直熬到12月份的圣诞节，才冒着严寒出来逛圣诞市场，一逛就是一个月。
当然啦，过节必须起码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三还得有好的心情。大多数的德国人看来这三样全有。不讲穷国的劳苦大众了，就是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德国人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最少的了，而公务员和职工的法定休假却雷打不动，即使给他们双倍的加班工资也不肯放弃。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可尽管如此，德国人仍不愿像日本人或香港人似的活得那么累。至于钱，多数的德国人只要够用就高兴了，尽管他们不如美国人、日本人乃至自己欧洲的邻居如瑞士人富有。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照样心情很好，照样可以外出度假，照样可以高高兴兴地过节。节日多，休假多，也反映了德国人乐天、现实的人生观和金钱观。
今天，2000年10月3日，适逢德国重新统一十周年纪念，又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这回庆祝活动的主会场设在原民主德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德雷斯顿，不但国内外的政要云集，老百姓也集会游行，饮宴欢歌。
近年来，除了上述传统的节日和法定的节日，一些团体还搞了些新节日，例如柏林、科隆等地的同性恋者联欢节就是一例。这样随意自定节日，又是不是西方民主、自由的一个表现呢？
关于德国人一年到头忙过节这个话题，还可以讲很多很多。
魏玛忆旅
1998年夏天，我又到了魏玛，终于到了魏玛，到了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心中的圣地，到了歌德在那儿生活和思考了半个多世纪，在那儿完成了旷世不朽的诗剧《浮士德》和其他许多巨著杰作的德意志小城！
四十多年前，在成为南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以后，特别是二十年前师从冯至先生潜心歌德研究以后，便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像个虔诚的信徒似的去魏玛朝一朝圣，感受感受那城里城外弥漫着诗意的情调和气氛。
蒙尘的圣地
说“又到了”，是因为十年前的1988年已经到过一次。那年在波恩大学做研究工作，通过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获得了邀请，于9月间去魏玛参加欧洲汉学家大会，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想去亲近亲近歌德，了却自己朝拜圣地的心愿。谁料却是一次扫兴之旅，一次失望之旅，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心惊，心冷。
记得一大早便离开波恩，乘北上的火车途经多特蒙德和汉诺威，再东行至布朗施外克过境进入民主德国，又经过马格德堡前往西柏林，到了那儿再次接受边境检查，才得以拎着行李步行穿过柏林墙和东柏林之间至少半公里不见行人的隔离区，最后终于走到位于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的洪堡大学，按通知在那儿找到了大学汉学系的会议主办人。
约莫下午四时，一辆大客车载着我们向南直奔魏玛——对我而言却是在往回折返。抵达魏玛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见车窗外昏暗的灯光中掠过一排排房屋，剥落、失色的墙面显得颇有些凄凉。
我，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学者，包括两位来自台湾地区的陈姓历史学家，都被分配住进了火车站前的“国际饭店”。一听这个“涉外”的称呼，便下意识地联想到了舒适、讲究、豪华，谁知其规格充其量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中档机关招待所而已：我一个人住的房间、床铺固然大而整洁，但室内仅装有一个洗脸槽，沐浴和方便都得去走廊上的公用盥洗间。一台黑白电视机倒大模大样，奇怪的是却只能收看几个联邦德国的频道——相信并非店方蓄意传播毒素，而是前面住客留下的“偷看敌台的罪证”。后来才知道，魏玛真正讲究的饭店是位于市中心的历史悠久的“大象宾馆”，难怪来自苏联的大牌汉学家齐赫文（齐赫文斯基）和瑞典的马悦然，还有一些能大把花钱的西欧与会者，都安排下榻在了那里。
赶了一整天路，当晚睡得还可以。起床后草草洗漱完毕便去进早餐，然后拿着地图上路寻找开会地点。其时已九点多钟，从市里直通火车站的卡尔·奥古斯特大街上稀稀疏疏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正走着，忽见一些人从身边狂奔而过，有的还边跑边叫：“Eiscremeistda！Eiscremeistda！”（来冰激凌啦！来冰激凌啦！）大概是想通知家人和朋友。一会儿，在一家小店前便排起了长队。人们的喊声和表情所流露出的欣喜和期待，在从中国去的我虽不陌生，却也有些意外，因为当时的民主德国算是东欧的社会主义诸国中最发达富裕的一个，真没想到物资供应会匮乏到如此地步。
商店里陈列的东西同样品种单调，式样老旧，这儿就不说了。更加稀罕的是，逛书店和进餐厅，运气不好时也得先在门外排队等候。记得那时魏玛的餐馆和书店都不多，我们的运气因此便经常不好。而且，进书店排完队还得在入口处存好包，拎上一只选书的塑料篮子，就像今天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方便捧铁饭碗的店员对顾客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也说明顾客的社会主义觉悟让人信不过。可尽管如此，还是没少买语言文学书直接寄回重庆，要知道民主德国的书价的确比联邦德国便宜，鄙人焉能放过享受这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机会。
说起民主德国人的觉悟水准，我想起了一正一反两个事例。
正的是那次高规格的大型中国学国际研讨会开得真叫井然有序，充分显示了东道主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严肃认真的学术研讨之余，自然还组织与会者踏访魏玛城中的名胜古迹，虽只能说是走马观花，却让我参观了位于圣母广场的歌德故居，目睹了他老人家在伊尔姆河畔幽静的园林别居，瞻仰了民族剧院门前并肩而立的歌德席勒塑像，也去市郊的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重温了“二战”的历史教训。除了魏玛本身，还开车专程送大家去游览艾尔福特市——市里那两座建在高丘之上格外显得雄伟的大教堂，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还领我们登上艾森纳赫城郊的瓦特堡，凭吊曾躲在堡上的一间屋子里翻译《圣经》的宗教改革发起者马丁·路德。尤其是后面这个安排，对研究和翻译德国文学的我来说更有特殊而非凡的意义，因为，正是三个多世纪前马丁·路德成功地翻译《圣经》，奠定了全民族共用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揭开了德国文学和文化的新纪元，为日后德国的统一和昌盛、强大创造了重要的前提。要证明本人视为终生事业的翻译工作也有意义和价值，真想不出比这更具说服力的人和事。
东道主的认真负责精神，当然是社会主义觉悟高的表现，如果不是在某些小事情上过了一点头，就真完美无缺，令人钦佩和感激。
小事之一是鄙人接受布罗伊提冈同志的邀请，搭乘海德堡来的勒得尔霍瑟教授的车去了文化名城德雷斯顿。布罗伊提冈同志——他这姓意为未婚夫或者新郎，所以我一下就记住了——友好殷勤地带我们参观他任职的德雷斯顿博物馆，特别“开后门”让我们细看了他负责管理的中国文物珍藏；以研究中国古代艺术著称的勒得尔霍瑟教授——他这姓意为皮裤子，也蛮好记——直看得两眼放光，不禁跟“未婚夫”同志长时间地深入切磋起来。身为中国人却对那些中国古代艺术珍宝一窍不通的我，站在一旁无所事事，注意力恐怕多半集中到了“皮裤子”教授带来的那位漂亮女研究生身上。
好不容易参观完博物馆，才匆匆去游览著名的茨温格尔宫和观光市容。尽管时间仓促，尽管一处处宏伟的历史建筑都已经风化、发黑，德雷斯顿仍给我留下了一个文化古都的鲜明印象。当晚回到魏玛，万万想不到非常和蔼可亲的伊虹同志，一位知名的民主德国女汉学家却来关心我，问我一整天上哪儿去了——鄙人在国外开会十数次都难改积习，会间跑出去游荡唯有这次被关心过。尽管对自己逃会很难为情，仍只好据实回答。伊虹见我老实就没再说什么，只是心里很可能在嘀咕：这位同志年纪已经不小，却还这么贪玩和自由散漫！我呢，事后十分后悔供出了主谋“未婚夫”同志，担心他回到单位少不了做检讨。
有关民主德国人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个反面例子，更出乎我的意料。
在小小魏玛城中最热闹的步行区席勒大街，有一家咖啡馆。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和几个与会者坐在那里边喝边聊。过了一会儿独自去靠里边的洗手间，不想刚办完事往外走却发现门口堵着一个大汉，一边冲我尴尬地笑着，一边嗫嚅道：
“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好朋友！”说着就要走过来跟我握手或拥抱的样子。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出了我一身冷汗，不知在这异国他乡的僻静所在，与自己面对面站着的是个疯子呢还是抢匪。
大汉见吓坏了我，赶忙说：“您别怕，咱不是坏人；咱只想请您给咱几个马克，就几个马克……”
原来如此！我悬着的心放下了，却仍不敢掏钱出来给他，只是答应出去后招待他喝一杯咖啡。
一听这话好朋友大失所望，紧接着便神色慌张地准备开门往外走，同时低声恳求说：“请您千万千万别把这事讲出去。”边说就边开溜，等我赶出来时，已不见他的影子。
在世界各国，大概都有靠乞讨为生者，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记得在富裕的西边，也曾经遭遇不止一个来求我仅仅给他或她一个马克的陌路人。只是他们大多神色自若，有的甚至还穿戴齐楚，彬彬有礼，大概已是些职业老手。像魏玛这位的特异表现之所以令我惊讶，事过多年仍不能忘怀，是我从中感觉到了一种压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社会气氛，一种极度的精神恐怖。试想，在当时民主德国这样一个国家，他竟敢向外国人伸手乞讨，这恐怕就不仅仅是缺少觉悟，而完全可以说是犯罪，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对伟大祖国的恶毒攻击了！那仓皇逃窜的大汉的思维逻辑，在十年前才经受过“文化革命”洗礼的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啊。事后真后悔自己警惕性太高，把别人想得太坏，没有与人为善地给称我为朋友的他哪怕一两个马克。
关于警惕性，在魏玛短暂逗留的四五天也有一件奇遇。
傍晚，与已经熟识的两位台湾同胞在魏玛公爵府第前边的广场上散步。忽然，他俩中的一位发现西天的一轮红日即将没入地平线，让面前的林木和房舍的黯黑色剪影一衬托，真是壮观之极。为了留下美丽的魏玛夕照，他咔嚓咔嚓地按下相机的快门。三个人正有说有笑，冷不防已让人挡住去路。原来是拍照的当儿，夕阳下正好走过一群苏联士兵。士兵们警惕性可高了，非要我那位台湾老乡——这时已知道他也是重庆人——把可能留有他们形象的胶卷拔出来曝光不可。只会英语的陈先生傻了眼，只得由我操着50年代在西南俄专学的一点口语，结结巴巴地向大兵们解释。可一帮小毛头怎么也不理解落山的太阳有啥好照，眼看就要采取革命行动。幸好紧急关头又过来一位青年军官，听我讲了几句以后就手一挥，士兵们才乖乖儿离去。我冲军官说了“丝巴西巴”；陈先生则对我感激不尽，说不是我挺身而出他肯定没救。
严肃、紧张的学术会议结束了，总结一下收获自然不少。就我而言，不但见到了马悦然、齐赫文以及民主德国的梅意华等大汉学家，有幸在“大象宾馆”的咖啡厅里与他们自由交谈，而且了却了亲近亲近歌德的夙愿。心情原本还是愉快的，如果没有在返回联邦德国的途中又出了些事的话。
为了看看《浮士德》中写到的奥厄尔巴赫地下酒窖，见识一下年轻的歌德曾在那儿上大学和花天酒地的“小巴黎”，回程中绕道到莱比锡停留了两三个小时。途经市中心，刚好碰上在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看见了当时国内已很久不见的大堆大堆的群众，大片大片的红旗。在附近的一座纪念碑下，还闲站着一群群像是“打工仔”的越南同志。
中午，按计划继续旅行，不想火车站上候车的人竟异常拥挤。上车后，拎着行李挤过好几节车厢，总算还找到了一个座位。谢天谢地，终于可以闭目养神啦！然而没过一会儿，耳边便响起一声中气十足的“Kartenkontrolle！”（查票！）我睁眼一看，面前昂首站着一位胖墩墩的中年妇女，一身灰蓝色的铁路员工制服。
我漫不经心地掏出票来递过去，查就查吧！不想她一看票脸上便闪现出笑容，以不得讨价还价的命令口气道：“补20马克，这是一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