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教授脸上暖人的融融笑意，涅卡河畔大学城的优美景致，深深叠印在我的脑海里。第二年，当我获得机会到当时的联邦德国研修，便毫不犹豫就选了他做我的指导教授。
接下来的一年多，德博教授为我的研修乃至起居付出了不少心血，我对他的人品和学问有了更多了解。
在逐年兴旺起来的汉学系，他当系主任和教授已届十六个春秋，一直以兢兢业业、治学严谨和待人宽厚而深受爱戴，可谓德高望重。经过三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他已出版著译十余种，在唐诗特别是李白以及老庄的研究和译介方面，成了富有国际声望和影响的权威。
他为促进德中文化交流也做了许多工作。继“歌德与中国”讨论会之后，又协助我筹备了1985年春在重庆举行的“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他曾亲自驾车送我去各处联络，在与德国的席勒协会等有关组织会谈时，却甘当我的顾问和配角。当第一次联名申请经费失败以后，又支持我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致书科尔总理，终于获得了包括总理本人在内的各方面的有力支持。
随着用中德两种语言演唱的《欢乐颂》响彻我所供职的四川外语学院的上空，研讨会便如期隆重开幕，破天荒实现了两国日耳曼学家和汉学家在中国大地上的盛大聚会，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德博教授遗憾地因病未能出席，却没有忘记来信表示歉意和祝贺。
不讲德博教授对古汉语、对老庄哲学、对唐宋文学造诣之精深，直令我这样的中国人艳羡，就讲他的待人接物吧，我总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位德国大教授，倒不如说更像个道德高尚、学养深厚的中国老夫子。
悠悠岁月，如涅卡河水一般慢慢逝去了。1988年，德博教授寄来一本学生们为他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告诉我年前他满了65岁，已经退休啦。不过，他说退休只意味着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反倒给了他更多时间去陪伴老子、庄子和李太白。
在这封依旧是笔迹工整、清秀的信里，分明又透露出他那旷达而睿智的微微笑意，像余晖中海德堡那座红彤彤的古王宫，美丽而又温暖。
老友顾彬
顾彬是由他的德国名字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衍化成的汉名。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以及形形色色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们来说，有一个汉语名字并不稀罕。难得的只是顾彬二字不但发音贴近他原来的姓氏，而且可以说名如其人，很容易让人想到他那文质彬彬的学者风貌，甚至还有他含蓄、内向、深沉的独特个性。
正如他很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很爱他的中国妻子和中国朋友，我知道，顾彬也很爱自己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因此，差不多20年前，当他给我解释这名字的由来时，很自然地便流露出了对那位当初帮助他取名的中国老师的感激之情。
是的，顾彬与我已是有20年交情的老朋友了。1982年，由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主任德博教授主持召开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与会者中小字辈的我与顾彬，便相互予以了关注。
一次会间午休，大伙儿随随便便地躺在会场旁的草坪上小憩，我跟顾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那年头，我们出国交流常获准“预支”教授或研究员之类的高级头衔，因此“杨武能教授”也不时地称他Prof. Kubin（顾彬教授），不想却招来了冷冷的一句：“Ti-tel beiseite！（甭来头衔！）”原本就不苟言笑的他，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了。
岂止严肃！这位曾在会上拿郁达夫的《沉沦》与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做比较研究的德国学者，在他那浅蓝色的眸子中，我分明看到了深深的烦恼和浓浓的忧郁。
也许是当年本人的地位和心境都类似于他吧，所以对一般人眼里显得孤僻古怪的顾彬并无恶感，相反倒引以为知己。
再次聚首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在北京老东风市场。记得是我打了个电话，顾彬便大老远蹬着车从他进修的北大赶来了。于是各人面前摆着点简单的食品和饮料，天南地北地聊了小半天。其时我即将调离社科院外文所并且很快要去海德堡做访问学者，他呢，仍担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所谓Privatdozent，也即写完了教授论文（Habilitation）正等待空缺升任教授的高级讲师。顾彬那一句“Titel beiseite！”多半是对遥遥无期的等待的不满吧。
又过了两年，多少已熬出头的我们各完成了一两件大事：1985年，顾彬在等了四年多之后终于当上教授，不仅如此，还应聘做了著名的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学术顾问什么的，因为那一年艺术节要重点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他这位中国通正好派上用场。就是在顾彬的张罗操持下，王蒙、张洁等一大批中国作家以及四川省川剧团应邀到了德国，实现了德中之间足以载入史册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大交流；差不多同时，我也被破格提升为了四川外语学院的副院长，并在这所中国内地的普通大学，斗胆发起和主持了我国外语界和比较文学界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盛会——“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顾彬应我的邀请来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招待老同学、老朋友，与会的十六七位德国学者只有一人在座，他自然就是被我视为朋友的顾彬。
我把顾彬当朋友可并非一厢情愿，谬托知己。证据之一是一张我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顾彬破天荒地笑容可掬，春风满面。原来啊，与他并肩站着一位黑发如云、身材高挑、模样俊俏、身穿着鲜红色呢子大衣的年轻中国女子。这显然是一张报喜的结婚照！这样的照片，以顾彬这个在德国也算格外含蓄、矜持的知识阶层人士，是绝不会主动随便寄给什么人的，除非是至爱亲朋。我呢，在收到照片后也着着实实分享了自己这位德国好友的喜悦，并在随后的十多年成了他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的见证。须知，顾彬夫人张穗子不仅是一位给他养育了一儿一女两个宝贝的贤妻良母，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了丈夫多方面的有力支持，成了他翻译、编撰和出版工作任劳任怨的好帮手。
顾彬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任波恩大学汉学系的系主任。信不信由你，他最初之着迷于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读了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原本学神学打算当牧师侍奉上帝的他，不知是不是在这首七绝的意境中体悟到了涵盖茫茫人生、浩瀚宇宙的深广哲理意蕴，于是转而攻读汉学，以便终生做中国诗仙诗圣的追随者。
再说我引顾彬为知己，当然还不只因为上面讲的那张照片，20年的人生轨迹，显示我们两人确乎有不少相似之处。不是吗，一样地充当中德两国之间运送文学和文化产品的“苦力”，不同的只是一个为德国的汉学家，一个系中国的日耳曼学学者，搬运的方向正好相反；只是顾彬他干起活来比我更刻苦，更亡命，更有耐力，以致脸上的褶子比我深，头上的衰毛比我白，虽说他整整比我小了七八岁。不是吗，一样地在教学、科研之余既搞翻译又搞创作，并且一样地首先以翻译家的身份跻身学界和文坛，却又心有不甘，于是都拼命挤时间弄学术搞创作，不同的只是顾彬比我更加的学术，创作的主要是高雅的诗，我呢主要写写散文随笔。不是吗，还一样地勤奋、多产，要说著译等身也勉强可以。
不好意思趁机继续自吹自擂，单说顾彬吧，他主编和主译了六卷本的鲁迅文集，翻译了冯至、王蒙、北岛、杨炼等的代表作，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德国目前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人；出版了《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猎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和《论杜牧的诗》等学术专著和论文，除此还有一本我准备另文详述的专著《影子的声音——论文学翻译的技巧与艺术》；从1989年开始主编《袖珍汉学》和《亚洲文化研究》两种学术刊物，一年出版两三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眼下正紧锣密鼓地完成一个堪称世纪工程的大项目，即主编一套16开本的10大卷《中国文学史》，由他本人撰写的第一卷即诗歌卷已经出版；他近几年创作的抒情诗已结集为《愚人塔》等两个集子，如此等等，难以尽述。在德国的汉学界，在德国的翻译界，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多产多才的人么？难啊！
在列举完他与我的相似之后再说说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讲差距。实话实说，本人真是有许多不如顾彬的地方。他上大学除去汉学还念了哲学、日耳曼学、日本学和新教神学，我却仅仅念的是日耳曼学，比他知识面窄得多，因此搞起学术来挺吃力。顾彬1973年获得了波恩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本人当时却还带着学生在工厂实习并接受再教育；他1981年完成晋升教授的论文，获得了任职资格；本人刚刚才念完硕士，等待确认助研即讲师的资格。总之，论学历我比他差得远。
不同的客观历史社会条件不说了，即使主观方面，例如治学的刻苦和严谨，我自认为离顾彬也有不小的距离。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个工作狂，生活要求之低近乎清教徒。具体讲，顾彬一直没有买私家车，也很难见到他西装革履，住的方面也是直到家里的书多得快挤不进人了，才有所改善，终于在当教授16年之后贷款买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就难怪内人最近两次见过他都私下对他表示同情，因为顾彬教授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疲惫不堪，总是那么一脸苦样儿。
当然，印象毕竟只是印象，外表常常会给人以误导。拿顾彬来说，他既当系主任又要教学，既从事翻译、写作、学术研究，又要跑来跑去在中国、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大学任客座教授，说辛苦确实是够辛苦的，然而呢他却乐此不疲，苦中有乐！为什么？因为这表明他多有用武之地，表明他事业有成，表明他已在德国和国际的汉学界产生影响，享有盛誉。
同样，在日常和家庭生活中，一脸苦相的顾彬其实也蛮幸福的。我多次到过他原来并不宽敞的住宅，只感到在贤惠的穗子夫人操持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其乐融融的中西合璧家庭。这个家庭的男女主人都勤俭、上进，而且时常“有朋自远方来”。是的，在家庭观念方面，我觉得作为中国文化专家的顾彬确乎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和影响。我曾不止一次碰见他带着孩子在波恩的莱茵河边散步，每次都感到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眼神中的忧郁、烦恼和脸面上严肃、疲惫什么什么的，通通被恬静、幸福和慈蔼代替了。
说到顾彬性情的忧郁和严肃、刻板，有朋友讲是先天使然，前者遗传自他出生维也纳的母亲，后者遗传自他身为柏林人的父亲，我想应该有些道理。但是，我同时还揣测，这跟他爱好哲学、神学，且明显地赋有诗人气质、秉性，恐怕也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生性忧郁、严肃、不苟言笑的顾彬，很容易给不熟悉他的人一个高傲、冷漠的印象。记得十多年前有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文章大骂“傲慢的德国教授”，其所指就是劳神费力地接待了顾彬。顾彬深感委屈甚至气愤，但却未必完全清楚出问题的原因。对人冷漠的表面印象当然起了作用，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他忽视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级别和长幼尊卑顺序。他怎么可以对那些他器重的年轻诗人热情有加，而对另一些享受地师级待遇的老作家礼数不周呢。显然这是一个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和误解——类似的隔膜、误解甚至于摩擦、纠纷，在前些年的国际交往中真没少发生。
其实，据我多年的观察，顾彬这人真是我们所讲的“热水瓶”，而且根本没有一般德国人的所谓Arroganz即傲慢。他对自己的学生，对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作家和年轻学者，实在是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他花那么多心血、精力翻译中国年轻诗人的作品，还时常陪他们到处去朗诵，要换了年长而有地位的中国教授比如本人，就未必做得到。
最后再说一点顾彬与我的差异，也即同为文学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的我们待遇的差异。在德国，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较之我们在中国译介德国文学、传播德国文化，困难大多了，地位低多了，待遇差多了；一般的德国大学教授都不屑于做翻译。正因此，对一些贡献卓著、国人却知之甚少的德国译界同行，特别是已故的大学者和大翻译家魏礼贤（Richard Wilhelm）、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鲍吾刚（Wolfgang Bauer）以及仍然健在的德博（Günther Debon）等等，我和顾彬一样都怀有深深的敬意。现实的困难留待介绍顾彬的文学翻译论著《影子的声音》时详述，这儿只说待遇，而且主要是翻译家从其所传播文化的母国所得到的待遇。
我们这些译介德语文学、传播德国文化的人，可真是幸运呢！多少人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得到了人家的资助和进修提高的机会。特别是本人，主要就因为翻译的成绩，得了德国两项大奖。德国健在的前辈德博和如日中天的同行顾彬，他们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迄今却从咱们国家什么奖也没得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