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十世纪之初，在中国西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发现了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各种文书，共约四万五千余件。它包括佛经、儒典、史籍、文人诗词、通俗文学作品、地志、星图、历书、医书、契约、账籍、政府档案等；它使用的文字除汉文而外，尚有梵文、藏文及中亚民族古文字。这是二十世纪世界考古学的重大发现。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明珠。这条横贯亚洲的要道在公元十世纪阻塞之后，中西交通贸易改行海上路线，于是敦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史家的记载所忽略了。公元1442年波斯帖木儿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沙哈鲁派遣使团出使中国，就是穿过亚洲腹地，经新疆哈密而至肃州的。1804年中国清代学者祁韵士遣戍新疆伊犁，记述了其西北之行的地理见闻，经过肃州等地，也未及敦煌。学者徐松曾考察西域水系，他在1821年著的《西域水道记》里记述了所见到的敦煌千佛洞的情形是：“年祀邈远，经历兵燹，沙压倾圮，梯级多断，而佛相庄严，斑斓金碧者犹粲然盈目。”敦煌的繁盛已是过眼烟云了。
徐松第一次考证了敦煌莫高窟的建造年代，并在著述里附载了有关的碑碣。1831年敦煌知县苏履吉纂修的《敦煌县志》卷一里有《莫高窟图》。1897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L.de Loczy）到中国西北考察地质，发现莫高窟佛教艺术，于1902年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做了详细报告。自此，敦煌石窟艺术为西方和中国学者所瞩目，让千佛洞恢复了昔日佛教胜地的光荣。莫高窟自中国十六国时营建，迄于元代，历经一千六百余年，拥有492窟的彩塑造像2420尊，壁画45000平方米。因其地处僻远的西北边陲，自宋代以来的中原和内地学者无能问津，足迹罕至，是以长期被遗忘；但它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建筑，其艺术价值迟早会被人们发现的。莫高窟第17窟的秘室里沉埋的文化宝藏，如果不是由于极偶然的原因，它将永远不得再现于世。
中国的文献著录在世界上堪称详备，但敦煌文书里却有许多佛经未见于《大藏经》，也有一些道教经典未见于《道藏》，其他还有许多历史、地理、文学和自然科学典籍不见于史学家和藏书家的著录。敦煌文书里有的虽然见于文献著录，但它们已是佚书，无从寻访了，可是却在莫高窟秘室里幸存下来。自唐宋以来大量的笔记杂书里有许多关于通俗文学的记述，但敦煌写本里的俗赋、变文、话本和曲子词却没有留下一点线索。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契约经过多次兵火之后荡然无存，使我们既见不到实物亦无从详考其有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俗，但敦煌秘室里却神奇地保存着这类珍贵的文献资料。所有这些，都为研究中亚和中国古代几个世纪的宗教、儒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俗、医学、天文、古文字和其他自然科学提供了原始资料或珍贵文本。它们有助于解开古代文化的许多疑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一度失落的中国古代文明。
敦煌文化颇富神秘与传奇色彩。中国的中原文化、西北地方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竟在这里遗留下来，奇怪地在边陲保存了将近九百年。这数万件文书是谁收集的，为什么要将它秘密封藏？它是在什么年代封藏的，而且怎么会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它的命运似乎注定多灾多难，偃蹇坎坷，躲过无数次劫运之后，偏又在中国清政府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再现，而且恰值西方考察家深入亚洲腹部探险之时。因此，它本来完整一体，却不幸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甚至大部分流散于海外。这为研究敦煌学造成种种客观的困难，然而中国学者早已敏感地认识到它所具有的重大的文化意义，面对西方与日本汉学家的挑战，艰苦地开垦着这片新的学术园地。早在公元1588年，法国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在校阅了《中华大帝国史》的法译本时深有感慨地说：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这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仍未丧失它的意义。敦煌文化是中国一度失落了的古代文明，或者确切地说是隐没而又再现的文明。它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化是多么富丽神奇，无论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都难彻底而真切地认识它。现在。我们试从历史的与文化的视角去进行探索，但愿能见到其神秘的原因与伟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