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爷爷在重庆安家后，写信让你们爸从孝感农村老家过来团聚。于是，你们爸就跟着他的“昆山叔”步行二千里到了重庆。你们都见过你们爸脚肚子上的青筋吧，盘根错节的，好像随时都会跳出肉皮外来。这些青筋就是你们爸当年顺长江而上走出来的。
你们爸在他们几弟兄中最能读书，读了重庆一中（中正中学），又读了重庆园艺学校。园艺学校在北碚，后来并入了西农。
你们爸正把园艺学得上瘾、准备在工作中一展本事时，学校接上级指示，决定变“鲜花珍草”为“发展农业”，这样，你们爸那个园艺班就在毕业前夕，被改为了茶技班。正因为改为了茶叶栽培技术班，你们爸才在再一次的入室读书中来到了灌县的学习班。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算来，这是1954年的事。
你们爸，“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儿子，开朗、正义、高高大大，这你们知道。你们或许不知道，你们爸年轻时多么阳光、健康、英俊，还把一只口琴吹得悠远无比。那时，我们都喜欢唱革命歌曲和苏联歌曲，那时，我们都有一颗文艺的心。
他需要的是阳光的照耀，我需要的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你们爸很优秀，我是地主的女儿，我需要的，他都有。他需要的，我应该也是有的——你们看过我那时的照片吧，辫子又黑又长。
我们相爱了。
在灌县茶试站学习期间有一个去乡镇实践的安排。全班分了几个实践组，我作为已参工的革命干部，当了其中一个组的领队。我的任务是，带着分给我的两男两女学生去漩口、紫坪铺实践茶叶栽培技术。两男两女四个学生中，其中一个是你们爸。你们爸虽然大我四岁，但他还是一个未毕业的学生。
莽莽岷山中的漩口、紫坪铺一带是北宋时期茶农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地方，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当领队、你们爸当学生队员的那个阶段，你们爸向我提出了建立恋爱关系的要求。
我与你们爸在学习班时就是一个组的；实践回来后又开始学习，但你们爸却不想与我同组了；他不想与我同组——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好意思；那时的恋爱，就像搞地下工作。
他说：“瑞芬，我想换个组。”
我说：“为啥？”
他说：“影响不好。”
我说：“换哪个组？”
他说：“三组。”
我说：“不是三组。”
他说：“那是哪个组？”
我说：“刘敏棣那个组。”
他说：“你该不是在吃醋吧。”
你们爸最终去了刘敏棣所在的三组。
灌县茶试站学习时间为一年。一年后，你们爸被分到大巴山腹地的达县专区农业局，十几天后，又被分到大巴山深处、川陕交界处的万源县人民政府农业科。
这下，我们天各一方了。由于天各一方，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我和你们爸分手了。
分手后不久，灌县当地一个叫周驷田的公安开始追我。这个信息，筠连开会那次被你们爸的一个参会同学晓得了，这样，你们爸也晓得了。你们爸晓得有人追我后，又反过来追我了。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啥都写了，啥都写了也就一句话，想与我重归旧好。
我给你们爸回了信，答应他的要求，和好如初。
这一和好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我跟周公安说明了情况，并把一个姓廖的电影放映员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周公安很文明，并表示理解与接受。
我和你们爸是1958年10月1日举办的婚礼。
为了这个婚礼，我去了万源。你们爸在万源是单身汉，没有自己的家，我和你们爸是在县政府会议室结的婚。那天有两对新人结婚，除了我和你们爸，还有李县长与他的对象。我们收到的贺礼有脸盆、毛巾、肥皂。
县政府把打字室油印间腾出来，做了我和你们爸的洞房。铺盖、枕头是借的，我们只买了床单、枕巾。结婚刚三天，我们就去了你们爸的下乡地庙坡区。在庙坡，杜乡长让出了他的寝室，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为了不影响你们爸的工作，我的婚假还没耍完就踏上了返程路。走的那天，你们爸把我送到一个叫“偏岩子”的地方就回了庙坡。他说送到县城，被领导看见，领导会不高兴的。
我说：“玉阶，你就不怕我不高兴？”
他说：“你会理解的。”
我说：“我不理解。”
他说：“都在干革命、促生产。我们，卿卿我我，缠缠绵绵，这算啥呢？”
我笑了：“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好了，再见。”
我一个人走到县城汽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坐上了去重庆的班车。
到了重庆后，我在杨家坪你们爷爷家耍了几天。——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母亲正是在这几天饿死在了凤鸣。由于婚假未完，我回了趟凤鸣，在凤鸣，看见了母亲的坟冢。
那时的时间好像永远用不完，车在路上慢腾腾开也不觉得怎么怎么样。从灌县坐汽车到成都，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再从重庆坐汽车到大竹，到达县，最后到万源，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住一夜，这样，灌县到万源，来回在路上的时间都需要十天。那时的配偶探亲假是路途时间除外，每年享受一个月，男女双方只能一方享受，哪方都可以，车船费实报实销。为防止重复享用，双方单位每年都得出一份证明。
婚后那些年，有时我去万源，有时你们爸回灌县，我们像南来北往的候鸟，年年都在飞来飞去。
你们爸在灌县，趁我上班时，喜欢骑着我的英国造自行车，戴着我的英纳格手表在他的同学中洋盘。有一次，他把我的手表借给了彭县的一位同学陈方发，陈方发又借给了他的护士女友。我让你们爸找陈方发把手表要回，他不干。后来，在重庆，我把这事儿告诉了你们的爷爷、婆婆，他们把你们爸骂了一顿后，你们爸才去彭县要回了表。这时，我的英纳格已被你们爸借出去整整一年了。你们看，你们爸是不是对人太好了，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这只英纳格，我一直戴到本世纪初才换下来。记得1997年，老大你开车拉着我和你们爸去凤鸣，我戴的都是英纳格。你们爸从未去过凤鸣，1997年那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见你们爸喜欢手表，我就动员他买一只。后来，他寄来一百元，我添了二十九元，在成都给他买了一只罗马表。这只罗马表，他戴到1984年才被一只双狮换了下来。
有一年，政府要精简干部，而我的名字就在精简名单上。我吓得不得了，弄不好，就得哪里来哪里去，回凤鸣种田。你们爸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了你们的爷爷、大伯、幺爸，准备疏通关系把我调重庆空压厂。
我等不及重庆消息就去找了县里的组织部、人事科，请他们重新核查一下我的情况。核查的结果是，我不属于参工年限有问题而必须清退回家的那一类。虚惊了一场。
1961年麦收季节，我又一次去万源耍探亲假，正是这一次，怀上了老大。
我去县政府农业科找你们爸，他们说他在茶垭。我一到茶垭，就见县工作队的人在割麦子，他们说，你们爸在另一个队。
那一次，我和你们爸，吃在公共食堂吃，住在农民家里住，跟人民公社社员没有两样。
农业部门是个经常下乡的单位，因为生了老大，我就打报告申请到一个不下乡的岗位工作。这样，1962年，我就成了灌县商业局紫坪供销社一名营业员。
两年后的夏天，我又生了老二。
妈一个人带着你们两个小孩，艰难可想而知。我请了人带，但请了人也忙不过来。我让你们爸找单位调到灌县来，你们爸不干，说开不了口。
我说：“那我抱着两个娃儿去找组织，去找你们县委书记，求他们放人。”
你们爸说：“组织不是不解决，只是解决的办法与我们想的相反。解决你到大巴山可以，解决我到成都平原不行。”
你们爸磨不过我的纠缠，终于干了。他干了，组织却是不干。我又坚持了一年多，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我含着眼泪服从组织安排，踏上了进山之路。
1965年冬天，我和你们爸结束长达七年的婚后“两地分居”生活，在万源县城安了家。那年我三十二岁。
去万源前，我卖了我的英国造自行车。我可以适应山区生活，英国造自行车不行。
5
母亲的讲述结束了。
这只是母亲前半生故事的一个梗概。如果母亲拉抻开来讲，我又宽挖深掘地写，一定会出一部长篇小说来的。
母亲几年前在万源二重岩公路上被一辆“摩的”撞了，左耳撞出了血。那以后，母亲一只耳朵越来越背，一只耳朵越来越灵。
毕竟背了一只耳，现在，母亲一说话，楼板都在震动。
毕竟背了一只耳，采访母亲已变成了一项苦差事。但再苦，这事儿也值得做。不做，我怎么知道我的上辈是怎么来的，我是怎么来的，我的后人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
趁这次母亲到成都我和二弟家耍，春节前夕，我们兄弟俩商议后，向她提了个建议：能否由我们出点材料钱，舅舅家出人力，把外爷外婆的坟适当修葺一下。
我们知道，外爷外婆的坟被时间毁得不成样子了。
对于修坟，老婆、弟妹不甚理解，但也并不反对。不反对，不是因为不想反对，而是因为她们在家中的发声基础没有我们兄弟俩足。儿子、侄儿在一边打电脑，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这哥俩尚未参工，成天想的却是如何轻轻松松挣大钱。
母亲说，修坟不是小事，农村讲究个风俗风水什么的，我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承头修坟，不知合适不。再说，我前些年就听你们舅舅家的人说过，说我们家风水旺，是因为那坟边的一棵树一直朝着女儿长呢。我在灌县，它朝着灌县长，我在万源，它朝着万源长。
我和二弟认为，把我们的想法告诉舅舅，修与不修，由舅舅决定。
母亲在我家中拨了电话。舅舅在电话那头说，这事儿太大，他要跟他的一群儿孙商议下，而儿孙们，还在外边打工，要抵拢大年三十才回来。舅舅也到了唯儿子是从的年龄。
舅舅沿成渝铁路坐火车去过重庆，我幺爸至今都记得他背去的甘蔗。他还沿襄渝铁路去过万源。我见过舅舅两次，一次在万源，一次在凤鸣。舅舅个子痩小，不多言不多语，厚道，老实。
1997年送父母去凤鸣见舅舅，也见到了舅舅的几个儿子——我的表兄表弟。当时我手头有个建筑工程，表弟刘勇说他能干，他在北京、深圳干过大工程，建过大房子。他说他手上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凤鸣的建筑队伍全省第一、全国闻名。我想，交给哪个都是干，就交给他吧。于是，我回到成都准备好“三材”后，就打电话让他带着他的队伍来干。谁知，他只带来了两三个人，他说工人们都在工地上，一时没喊拢。我又等了他几天，还是没喊拢。我急得不行，开着桑塔纳2000连夜到内江，陪他找人，黑灯瞎火田坎坡头扯开喉咙吼。但，依然没找到。
他丢给我了一个烂摊子！期间，工地上的钢材被人盗走了一些。
我赶回成都，以蚀财免灾的心情，数着票子打发走了他的人，重新找了包工头，手忙脚乱地做完了为他擦屁股的所有事。
在成都的时候，表弟时不时会到我家中来坐坐。他每次离开后，我老婆都会大开门窗、风扇，把满屋的脚臭吹走。
春节期间，舅舅打电话来了，说商量好了，可以修，修坟费三万多元。母亲一听，吓了一跳，当即回答，算了，不修了，要修你们修吧。
的确，这个数据也吓了我和二弟一跳。也许我们是外行，我们原先的想法是，兄弟俩一人出三千元，六千元买点水泥、沙石和两块碑，应该是够了。我们的经济状况还远没有达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程度。
一腔热血献孝心的修坟之举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母亲还是那么爱面子，穿着、首饰还是那么讲究。除了耳障，偶尔感冒，身体很好，啥毛病没有。为了不伤牙口和便于消化，母亲的主食已变成了软饭和肥肉。
一生节约得近乎吝啬的母亲这两年陡地阔绰起来，给孙辈派过年钱，见一个给一个，出手就是一千。
母亲显见老了，不老的，还是那手好字，女中学养，字里见着呢。
她父亲富甲一方，是一个地主
她是地主唯一的女儿
我家有一张她少女的黑白照片
那条又长又粗的独辫子
被她女中时代的手紧紧捂在胸前
那是五十年代，从凤鸣到内江，从内江到成都
她中学一毕业，就在灌县参加革命工作
她服从组织安排
先是售货员，后来是技术型干部
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掰开她的手
抢到了那条又长又粗的独辫子
她一发狠，跑到川陕交界的大巴山
跟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儿子一辈子
她为他生下三个崽儿
老大是诗人，老二是经理，老三是警察
她出差去过遵义。如今已退休，且年高多病
勤俭持家的美德
使她至今没破过旅游的费，北京也没去过
这个老人，解放前的小姐，“文革”中的地主婆
她是我的母亲
那个工人阶级的儿子是我父亲
而我，我是他们的大崽儿，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崽儿
——《地主的女儿》
2012年2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