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乡长说：“因为政府都是这个党的，政府的官当然更是这个党的。所以，你一定得入这个党。不入这个党，就当不了这个官。”
父亲说：“啥官？”
李乡长说：“乡长。”父亲说：“啊！”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朋友李乡长突然就要离开凤鸣去当官了，至于到底去当个啥官，我不记得了。县里的参议员、副参议长？还是科长、副县长？或是区长、副区长？总之是比乡长更大的官。
肥水不流外人田，乡长这个位置总是要让的，李乡长于是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的朋友——我的父亲。
父亲当了乡长后就成了政府的基层公职人员，他的工作地点也从小作坊变到了乡公所。作坊的生意当然没丢，伙计办理，母亲照看，父亲罩着。
父亲成了凤鸣乡刘乡长后就不是父亲了，他以前只听他三哥的，现在他只能听区上县上的了。征粮、抽丁、维持当地治安，他做的这些工作，上边说不上满意，也说不上不满意。
但父亲自己是满意的，他认为自己是给刘家光宗耀祖了，给后人垂范了。
鸡公店场子不大也不小，有上百户人家。鸡公店乃至整个凤鸣，刘家都是大族、大姓。因为这个，刘乡长履职顺遂，大伙儿多多少少都给他几分面子，支持一下他的工作。同样因为这个，刘乡长又不得不买族人的面子，施政的时候，看看脸色，打打让手。
但是区上县上又是惹不起的，这样，父亲刘乡长就学会了左右逢源，夹缝中讨生活。
动静越来越大的、国共争天下的时局也使凤鸣有了相应的反应。但父亲没在自己的治地见过共产党，更没见过共产党武装。共产党武装都在偏远的大山里打游击，创根据地。
后来，父亲越来越不适应民国乡长生活了。他不顾族人力劝与干扰，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民国乡长生涯，但是，在他还没结束的时候，民国结束，凤鸣变天了。
下水的父亲终于未能返身上岸。
父亲当了新生共和国的乡长不到十个月，土改就开始了，土改一开始，父亲就被请进了县上为旧职员办的“学习班”。土改给父亲定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
父亲在县上“学习班”学习时，我在县上女中学习，都在县上，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父亲离开凤鸣的情景还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母亲说：“你爸走的时候，跟平时差不多，没有啥不同的地方。”
我说：“爸走的时候，你们没说话啊？”
母亲说：“说了。我问他好久回来。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工作队后，对我说，能有多久？最多三五天吧。上学习班还能上一辈子？”
父亲没想到，他真是去上了一辈子。他进了“学习班”后就再没出来了。因为直到死，他也没有能从“学习班”毕业。
1950年暮秋，天气变得寒冷、蛇都到了洞口的季节。那一天，父亲被乡工作队、乡农会和几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押回鸡公店，开完公审、斗争大会后，被推去乡场外执行了枪决。父亲跪在地上，望着对面的山丘和天空，还没望够，后脑勺就开了一朵大红花。
那一天，那个地点镇压了三个人，除了父亲，还有李桌和“刘参议”。
刘参议和我家是族亲，他才是凤鸣真正的大财主。他被枪毙后不久，他的妈和他的一个弟，也被枪毙了。刘参议有好几个兄弟，没死的都成了劳改犯。几年后，我还意外遇到了他的一个兄弟。
那一天，我在灌县街上走着，一队被政府武装人员押着、身穿龙池劳改农场囚衣的人迎面走来，其中一个，还对着我笑。我一看那人，却是刘参议的兄弟。对刘参议这位兄弟，我该喊叔，但我什么也不敢喊，装着不认识，低了头，匆匆走过。我知道这位隔房叔叔没怪我——他一直都笑着、理解着。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位隔房叔叔。
那两年，我不记得凤鸣还有哪些人劳改了，但父亲的三哥刘文泽是劳改了的。你们的这个三舅爷是个保长。三舅爷后来咋样了？三舅爷后来不咋样，他死在了内江监狱里。咋死的？也许是病死的罢。
父亲被枪毙后，母亲忍住哭声，求着她的几个兄弟，也就是我的几个舅舅去收了她男人的尸。
父亲生前的乡公所有十几个自卫队员，我有一两个舅舅也在里面混饭吃。
女中毕业前夕，也就是五一年秋天，四川省农业厅办在内江专区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开始招收首批学员。他们来女中招人，我问：“读你们的这个训练班，就算工作了？就是国家的革命干部了？”
一位女同志答，“是啊！”
我问：“不会错吧？”
这位女同志答：“共产党什么时候错过？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我说：“那好。我报个名。”
女同志问：“你不问问学啥？毕业后，能不能留在内江工作？”
我说：“不啦。报名吧！我叫刘瑞芬，三三年农历八月二十八生于内江凤鸣，今年十八岁。本人出身：学生。母亲张丽君是乡场上的家庭妇女。我……”
女同志问：“慢。家庭出身？你父亲……”
我低下声答：“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父亲刘文灼，凤鸣乡乡长，被政府镇压了的。怎么，同志，不会不要我吧……”
女同志说：“要。要登个记。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嘛。”
尽管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被镇压，我还是进了“训练班”。那年月，我们女中同学有几个家庭出身好，父亲未被镇压？政府如果不采用“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的择人用人标准，省农业厅“训练班”是招不齐人的——这个，我是后来知道的。
进“训练班”要考试，是面试，我顺利过关。
我的工龄就是从进“训练班”那天算起的。别看你们爸比妈大，他的工龄可比我短。
“训练班”管吃管住管衣，每月还发点零花钱。幸好有这个待遇，否则，已变得贫寒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支撑我的学业与生活的。弟弟时年十六，已失了南中初中的学，也不能指望。
一进“训练班”我就有了一种进入避风港的感觉——在举国情绪一片红，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形势一派大好的情形下，它真能永久为我避风吗？我心里没底。东北解放区那些乡镇长及其家人的命运与结局，反映到我这里的心情是着惊着寒，如履薄冰——但愿我和家人能平安到达对岸。
走出“训练班”，到了1952年秋天，我被分配到温江专区广汉县政府农业科，具体在北外乡工作。工作了大半年，也就是斯大林死的那年，我又被抽调到灌县农业科上班。
参加工作后，因为出差去永川、宜宾、筠连等地开会，路过内江，回过几次家，加之与弟弟的通信，这样，对家里的情况，多多少少、及时不及时，总是知道的。
我们家已从小有家业变成了“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的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
土改的时候，凤鸣大户人家的房地产都被充了公，进行了重新分割。按照公私财产人人均等的原则，大户人家从大户变成了小户乃至贫户。并且，为防止大户在自己的原住地老宅墙体、瓦梁和地下藏财宝、“金银罐”和“变天账”，一律作“换场”处理，即，从老宅搬出，住进农协指定的新地方。
弟说：“妈，我不想搬。”
弟说：“妈，我们家牛被人牵走了。我以后骑不成牛了。”
弟说：“妈，糖坊没了，我想吃糖，咋办？”弟还想说，母亲不让他说了。
母亲说：“莫说了，再说，命都恼火了。”
按照农协制定的大换小、多换少、老换新的原则，我们家母亲和弟弟就从鸡公店铺面瓦房里搬了出来，搬进了场外乡间的新房。新房是一间茅草土屋和一个四处漏风的牛棚，从面积看，母子二人也够住了。
1955年夏秋之交吧，去筠连开会那次，我回到家里，弟弟一家——弟弟已婚——住茅草土屋，我和母亲住牛棚。夜已经很深了，月光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娘儿俩躺在床上拉着家常。突然，母亲朝着我的左手腕就是一巴掌。
我问：“妈，咋了，打我干啥？”
母亲说：“打蚊子。
我说：“哪来蚊子？”
我翻动手腕看。母亲指着我手腕上那粒移动的亮点让我看。原来，母亲看见的是我戴在手上的英纳格手表指针尖发着的荧光。
我们笑了。母亲笑得不好意思，我却觉得母亲的不好意思温暖无比——不然，这点小事，50多年了，为啥还记得这么清楚？
这只瑞士夜光英纳格手表是我用补发的工资加上平时的积蓄，花了170多元买的。后来，我还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花100多元买了一辆英国造自行车。买了自行车后，从灌县去成都，我就不用花钱坐班车了。
从“训练班”出来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每月的薪水是8元。因为少，后来单位上就补发了一些。
这一阶段，母亲和弟弟虽然时不时就被揪去鸡公店批斗，衣食还是有的。但，即或有衣有食有住，一贯自尊的母亲还是受不了。
“跳塘了！地主婆跳塘了！”
“张丽君跳塘了！跳塘了！”
母亲跳塘自杀未遂，被好心人拖上了堤坝。这一“跳塘事件”为凤鸣乡添加了两三天的谈资。
母亲真正的不幸，或者说母亲的大限来自于“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兴起“三面红旗”经济政治运动之后，从1959年至1961年，困难就来了，这三年，产粮大省四川饿死的人不少。
其实，母亲还没跨进“三年困难时期”的门槛就已经倒下了。
记得我1958年国庆节期间去万源结婚，完婚回来打道去凤鸣。刚走到鸡公店，就听见几个小幺妹朝我喊。
“刘大姐，你妈死了！”
“刘大姐，你咋才回来？你妈都埋了。”
我一听，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我哭喊着朝家中跑去，见到弟弟，又朝坟堆跑去。
坟在山坡上。我跪在坟前，手触到的香灰还是热的。
我是给母亲带喜糖回来吃的，母亲却永远不能张嘴了。弟说：“姐，妈昨天死的，今天才入土。棺材钱是我找人借的。”
我说：“没事，姐身上没带钱，姐回到灌县后就把钱寄你，还人家。玉光，妈是咋死的？”
弟说：“黄肿病，饿死的。”
我问：“你们不是一直在吃公共食堂吗？”
弟说：“是啊。可是，到后来，连牛皮菜、红苕藤都不够吃了。况且，我们的出身又不好，还指望有吃食？”
望着面前的弟弟，我想，母亲一定舍不得吃，把仅有的食物让给了儿子。我想责问弟弟，但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对母亲，除了寄点少得可怜的人民币和粮票，我又做过什么呢？那时的人民币又能买到什么呢？弟弟向我描述了母亲死时的情景：生前体体面面的母亲，死后的尸体很难看。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19斤。缺油匮腥的境况，19斤，每天6两多点，哪里吃得饱？即或这样，当我接到弟弟来信，说他一家想喝点稀饭时，我揉着眼给他寄去了一点粮票。直到现在，几十年来，我偶尔也会给他寄点钱，修房娶媳妇什么的，他一开口，多多少少都得寄。我们家的旧衣物也包裹了，通过邮局寄去——但这都是十多二十年以前的事，如今，哪个还穿别人穿过的衣裳裤子呢？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给你们爸寄过粮票。这期间，你们都还没有出生。
回到灌县后，有一次，我下乡到龙池，看见路边饿死的人，吓得不行。记得有个妇女，手里拎的一包中药撒了一地。这个死了的妇女让我想起母亲。
我的母亲，开油坊、糖坊的老板娘，她是饿死的，她叫张丽君，比我大20岁，算来，生于1913年。
母亲一死，我的内江时代就算结束了——虽然，还有那么一点姐弟情一直牵扯着，直到现在。
4
怎么，老大，老二，你们还想了解妈和爸的爱情？好，妈满足你们的好奇。
我和你们爸是在一个“学习班”里认识的。这个“学习班”是省农业厅茶试站办的，办在灌县。你们爸是从重庆园艺学校来的“学习班”，属学用结合的见习性质；我是从灌县人民政府农业科去的，纯属工作性质的业务提高学习。
正是在这个“学习班”的学习生活过程中，我和你们爸建立了恋爱关系。当然，是你们爸提出来的。
他说：“瑞芬同学，我想跟你好。”
我说：“这——”
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处对象吧。”
我说：“这——”
他说：“不急，你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回答我。”
我说：“不用考虑了。我考虑好了。”
他说：“你什么考虑好了？同意，还是——”
我说：“我同意。”
你们爸的爸，也就是你们爷爷原在汉阳兵工厂工作，中共党员，焊工、钣金工，啥都会，技师级水平，还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他就随厂到了上海，后来又随厂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在空压厂工作。这样，你们的祖籍就从湖北孝感祝家湾魏家畈上湾挪窝到了重庆。
你们爷爷家境一般，他自己却有本事，长得也健硕、帅气，竟把老家一陈姓大户的漂亮千金娶走了。这个千金就是你们婆婆。她跟着你们爷爷走南闯北，到死——她活了84岁——都是一口湖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