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就是他将他自以为得意的那些红包的故事，以及由此衍生的五大喜讯一讲完，就迫不及待地要我依了他，并那样地笑着说好久没做了，今儿高兴，一定要做的。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矛盾，心头乱成一团麻，在我还没想好“该怎样或不该怎样”的时候，他已经借着三分五粮液的力量把自己掼了上来。我本能地试图在那二三个平米的天地里躲开他，哪知，只在伸手之间，他就掐灭了我的本能和试图。那晚，我木木的，嘴唇张着，没有声音，只有我那二三个平方米的天地吱吱嗄嗄地痛苦地欢叫着，被他搞得要散架的样子。是的，他是一个常常在各方面都给我带来意外和惊喜的人，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总让着我、顺着我的男友刚把千禧年跨过，就变得如此不顾及我的感受。
那晚，他那令我没有回旋余地的要求，霸道，坚挺，跟那些被他玩于掌股之间的钱币一模一样。
我坐在书房的电脑前，丈夫和女儿都不在家。
我想我是不会忘记小西在我面前对钟明所做的最后的描述了。我还在想着，明天，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当如何面对呢？一会儿想的是一大群衣冠楚楚的人出入各种场所做着各种指示，一会儿又想到了囚犯，一会儿还想到了小西各种痛苦的表情，包括她仇恨我的表情……一会儿是法，一会儿是情，也不知究竟想的是啥，乱七八糟的。这时，杂志社老总打来电话催我交稿。他已经打过两次了，问我写完没有。我说，啥？他说，红包红包。我说完了完了。他说喂喂，你说啥？我说我祝小西快乐……祝小西快乐！
祝小西快乐，我听见老总在手机那头傻里傻气地咕噜着，重复了一句。
我们有十来年没见面了吧。打中学一毕业，大家就各奔前程，就没影儿了，没想到今儿一见面连叙叙旧的话都没谈完你就忙着要采访我，这真是一个忙碌的时代啊，哎，还是一个残酷竞争的时代。你来采访我是不，其实我还真没什么说的。从毕业到现在，我一直在档案局从事翻译工作，当然，幸许不是文学之类的，因此啊总也浪漫不起来，连那些老同学都说我越来越老土坎了，越来越传统了。别看我都二十四五了，我身上还真没什么新闻，也没什么故事，更没有你提到的红包故事。
提到红包，我倒想起了我的男友，准确地讲，几天前还是的，今天也算是吧，但明天呢？这我就不好武断地下结论了，当然，或许，我想还是的，还是的吧，他叫钟明，二十八岁，北大中文系毕业……
小西，是不是前几天刚升任为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的钟明？如果是他，他现在真够风光的。我插话道，并顺手职业性地扭开了采访机开关。遂即，还呷了口茶，借以掩饰自己的明知故问和俗里俗气的功利意识及举止。
哦是的，是他，一提到这个“他”，小西她似乎警觉到了什么，虽然承认了，但一定要我在故事中隐去真名。否则，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啊，她说。听中学同学说过，她一直以来都是那种内秀、纯洁，把世界看得像霏霏香雨的一把小雨伞那样美好的女孩子，可她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样子已然像一把临过风的小雨伞了，且显然历经了修固的内在痛苦，且比以前更加牢实、耐用。我无从猜测这期间的变故，不进入她叙述的故事，不在最后一刻打开她内心的秘门，她永远距离我那么邈远，我不能成为个体的她的“灵魂的工程师”。好在，她的叙述终于开始了。
今天什么日子，对，千禧年三月十二日。那也就是个把月前吧，大年三十的晚餐上。他爸从省城回到老家过年，他也从下派挂职锻炼的那个县城回到了市里。中午在他们家团年。团年饭从头吃到尾就数他爸的嗓门最大，我想那是省一级的嗓门吧。他妈是个家庭妇女，属于那类在千百年的家庭地位中没有翻身做主的一小部分阶层。他在家里面乖得不能再乖了，当着他爸的面连给我夹菜的勇气都没有。还有我，我自然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这样，团年饭也就成了他爸在家里主持的一个袖珍的工作会议了。忘了交代了，他爸是省人大副主任，去省人大前，他爸提拔了一大溜干部，据说现如今都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在这个地级市上，他爸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人物。
没错，我要说的晚餐自然不是这个吃法了。他到了我的家里，那是只有两个人的晚餐。喏，就是这间单身宿舍，租房，挺全家的，还自由，还安静，还舒服。晚餐我俩喝了云南干红。
男友把脸喝得很红，很豪气，也很有感觉，就跟刚刚从太阳凯旋的血水中捞起来一样，是那种理想的红。他显然是太兴奋了，他一个劲让我给他斟酒，敬酒。到了后来，他拉开他那只跟班似的硕大的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扣，我看见满沙发都是小红纸袋，大小跟人民币一样，哦不，略微大点。我还看见，有些红包已经破损，人民币的一些角，一些边，就从那破损处泄漏了出来。我木了，定定地望着他，像望着一出川剧，我的爱得死去活来的男友，全市人民的组织干部处副处长钟明先生。他的脸还是红的，这回，是红包的红，现实的红……
我这号子每月领几百块的工薪族哪见过这许多钱？
我当时真的是吓坏了，在短短的几十秒钟里，从小爱做梦爱幻想爱编故事的我脑中已闪电般演绎出了若干镜头和情节，其中不乏警帽、手铐、法庭、高墙以及布告中的大贪污犯字样等等道具和物事。男友早已看出了我的疑惑和惊恐，他笑笑，把我扶到沙发一头，坐定，我被搂得更紧了。我还是看着他，他必须给我一个合情理的让我一下子就可以释怀的解答，他也知道，他是拗不过我的。
是这样的，小西，县城里，千禧年，他们送的红包，我明天就把它们全部上交了。上交了就没事了。这次下派，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好，太好了，名副其实的锻炼啊。县城的事，你要听，我要你听，你一定要听。男友因酒精的作用而嗫嚅着，因理直气壮、有恃无恐的张放而显得愈发兴奋了。
他兴奋得有些不能自持了。他见我面显平和，就侧首努嘴朝我脸上蹭着，并弓身把我抱起，扔到了床上。他一扫以往的柔劲、绵劲、忍劲，直奔主题，来得干净、利索。不到十分钟，酒飞汗滚，喘息落定，终于完事。我想，此刻，他内心的风暴或者说叛乱已经平息。他开始在我耳边沉稳地、清醒地讲述红包的故事了。
你知道，我是下派到那个县城挂职副县长的。九九年春天下去的，干了大半年时间，也没感到有什么特别的，挂职嘛，挂完了就要走的，成天忙忙碌碌，不想忙忙碌碌就躲到一个什么地方喝茶，日子有紧有弛，倒也滋润。只是，小西，我还真没想到，基层的同志还真不错，他们对我挺重视的呢。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地就到了年关了。故事也就开始在新千年最初的那一个多月里生发起来。
那天，我坐在办公室看报纸，脚边搁着三管双面的电热炉。玻窗外的天空飘着纤细的冬雨，地面是粗劣并且广阔的泥泞。这样的天气里，还有什么空间比温暖的屋子更好呢？我突然想到了一本旧日看过的书，想到了老茨克拉尼雪中燃着松油火的小屋。这时，有人敲门。我喊，请进。我看见推门进来的是尤副县长，他全身上下长得也打扮得很正规、很机关的样子。全县人民都知道，这人实干，经验丰富，处理问题的能力极强。他初中文化，九十年代初挣了个中央党校某某分校的大专文凭，如今在省社科院就读研究生班。
钟县长，走，到石冠乡一趟吧。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没有第三者在场，他都会在我的称谓里省去一个“副”字的。并且，他说话从来不会一口气说完，总是留些悬念和伏笔，等着你自动问上门来。没办法，这会儿，我也只能满足他这个习惯了。我礼节地一笑，问道：
去石冠乡干啥？尤副县长，我手头还有些事要处理，您看……
年底了，去检查工作嘛。他停顿了一下，狡黠的一眨眼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不懂的，但是，我又不能说我不懂。再说，我如果什么都懂了，还下基层来锻炼啥？哦，是这样，那，走，走吧。我装着什么都很懂的样子说。尤副县长很高兴的样子，过来拉着我的手，一直到楼道上都拉着，我想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看我俩的样子，一定像亲兄弟一般。
检查工作的程序、内容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外乎现场、实地走走看看，会议室听听汇报做做指示，当然，冒雨下乡报道的县电视台、广播站、报纸都会大力渲染一番的。据我的观察，去的人和当地的陪同人员双方兴致都很高，脸上自始至终都闪烁着节日的笑容。只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那些笑容背面时不时会泄漏几许游移和心不在焉。
喝酒开始了。
显然，石冠之行已到了晚安这道程序。雅间里有分体式空调，不算太热。饭前，先是县领导，后是乡官们，大家都脱下外套，很精致地挂到衣帽架上。桌子上，新千年，新百年，新一年，关照，身体，家人，女人，等等，可谓言子多多，酒也多多。在基层，我是经历过“海喝”的阵势的，可从没有见过那天的场景。席间，杯盏交错中，我恍惚兮兮地看见，一会儿有人三番五次到外套兜里拿手机回电话，一会儿有人三番五次上卫生间，一会有人被三番五次告知处边有人找，其热闹之状可谓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宛若市井。到后来，我们这拨县领导们全都做了东倒西歪状。大家被乡官们拥护着，搀扶着，亲唤着，直到进入了一个一个的房间。糊里糊涂地搓了个把小时麻将后，我已记不起是怎么回的县城，是怎么进屋上的床的。
告诉你吧小西，那天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了啊。洗漱完毕后，穿上外套正待出门上班，摸兜里钥匙的同时，我摸到了满兜的纸物状的东西。
不仅装钥匙的那个兜里有，衣兜里有，裤兜里有，凡是外露的兜里都有，甚至，甚至屁股上那两个兜里也有！我大奇，抓出来一看，是一个又一个的红纸包，大约有十来个吧，有厚有薄，有大有小，有直接用纸包的，有买的现成的，实乃规格齐全，品种多样，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胸兜里，我还掏出一把现钞。我更奇了，我不是傻瓜，不是原始社会的部落中人，我知道那些红包的内核也是现钞。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红包，惊心动魄地数起来，妈妈的，一共一万八千元！我想我是太紧张的缘故，手若筛糠一样抖动起来。我疑心数错了，又数了一遍：一张不少，还是一百八十张九九新版人民币，还是一万八千元。这回，我奇得不能再奇了！
说到这里，完事后已经平息下来的钟明又开始出现了激动的征兆。
他的指尖在我的耳坠上搓揉着，双脚在被窝里绞动着，他俯身看着我，有欲的目光俨如一条黄金的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不知怎么回事，从男友搭在我耳垂上的两截搓揉的指尖，我想到了他数紧贴在一起的两张人民币时那两截搓揉的指尖。我惊愕，我当时怎么会有这种联想。我为这个联想感到紧张，不道德。我开始躲闪他的目光，装憨，一副因疲惫不堪而没有缓过劲儿来的样子，说得通俗点，也就是老马拉破车的样子。我知道，我稍稍一迎合，就会遭更大规模的迎合。男友见状，将身子优雅而大度地回位到先前的姿势，顺手抽一支烟含在嘴里，玉溪牌的，连他半倚床头的姿势也是玉溪牌的。
我承认，不管他做出怎样的姿势都是我欣赏的那种姿势，我想这是习惯的惯性使然吧。
说实话，我惊讶于小西叙述的平静和老成，我相信，这不是印象中所熟悉的上个世纪、上个千年的那个老同学小西。
我们面对面坐着，她始终没有看过我一眼。她的目光从我左肩和左耳旁侧的通道穿过，不知要去哪儿，这会已经到了哪儿。我想她已经遗忘了我的存在，她大约把我的采访机和我本身看作了一台偏大的采访机吧。她的目光还是那样飞着，像一只小鸟。凭着我这许多年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和记者职业的直觉及经验，可以肯定地讲，这只小鸟受过伤害，并且是一记内伤，并且是被自己的爱甚至自己的羽毛所伤。
我起身给她的茶杯续上开水。她没有喝水，整个一上午她的身子动都没动一下。进入我眼睛的只有那两瓣翕动的年轻的嘴唇。
钟明在玉溪的烟雾中嘘了口气，看着我极想得知下文的样子，他笑了，那种先知模样的慈祥的笑。他的沉稳的、中文系般的陈述又开始在咫尺之间从那个小县城传了过来。说句心里话，我是极喜他的声音的，那种磁质的，悬念的，像从云层上面大海下面传来的东西，常常让我面浮红幡，常常把我带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结识他两年多来，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双手托腮，静静的，定定的听他，像世纪末最后一个女弟子女教徒一样听他。
望着眼前的一万八千元人民币，那天，我这个内心自负并自认为享有高智商和高情商的家伙，从头发尖到脚指甲整个地全懵了！我几乎成了一只十足的呆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