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回了家，来探望的人自然多了些，好在双方都有度。客人以表达了悬念之情为度，老人家以表达了感谢之意为度，大约十分钟就够了。老人家长期住院，居然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所以客人虽多，还不觉得累。四月十七，叔湘先生才从香港回京，就来探望我父亲。他去香港为了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因而谈起港台学者对大陆文字改革上的许多误解和偏见。老人家闻所未闻，硬把叔湘先生留住了，听他谈了一个半小时，丝毫没有倦意。
那些天老刮风，是风催大了，又催开了海棠的骨朵。五老会自伯祥先生过世，颉刚先生又常病，十一年前就成了三老会；不久，颉刚先生过世了；去年，我的表舅元善先生也过世了。剩下的二老，平伯先生是不喝酒的，我父亲又喝不下酒了。喝不喝酒倒无所谓，听说平伯先生怕风，不想出门，五老会总之彻底风流云散了。冰心阿姨要来看海棠，是五年前就约下的。五个春天，老人家都在医院中度过的，这回再不践约，更待何时？我托在民进中央工作的朋友跟吴青姐约好，到时候如此这般；暂时还不能说，两位老人家要是知道了，准会在三天之前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的。
风老刮个不停，海棠转眼就要“绿肥红瘦”了。廿二日早上，居然天从人愿，风停住了。我们稍稍地做各方面准备，还不让老人家知道。直到老人家午睡醒来，给他个喜出望外，说冰心阿姨三点钟来看海棠。老人家以为是才来的电话，走出卧室一看，玻璃杯擦得锃亮，茶叶都放好了，齐齐崭崭摆在茶几上。他才放下了心，站在廊沿上就等三点钟了。冰心阿姨近几年腿脚不利索，难得出门，走动得扶着助行器；这一回有女儿女婿外孙三个陪着。正三点，听得大门外汽车到了，我们扶着父亲迎到二门口。两位老人家握住手，相看了好一会儿，都说想不到大家身体都还好，于是站在海棠花下拍摄了好些照片。冰心阿姨十分羡慕我们家的院子。我们请老人家屋里坐。老人家说海棠花开得这样好，何不在院子里坐些时候。我们搬出椅子来，扶两位老人家坐定，于是又拍摄照片。父亲的耳朵背得厉害，冰心阿姨凑在他耳朵边上高声说话，他还得把手拢在耳朵背后听，摄在照片上，好像两个老小孩在说悄悄话。
太阳渐渐西坠，院子里有些凉。我们请两位老人家进屋去再谈。两家人聚在一起谈家常，客厅里充满了笑声。冰心阿姨说她是头一回来我们家，定要看看我父亲的卧室；于是由我扶着，走进了西首的耳房。父亲的卧室陈设很简单，靠窗一张床一张书桌，床边是一个书柜一个书架，对面是两个有抽屉的柜子，还有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书桌上空荡荡的，没有书也没有笔。我解释说，父亲视力极度衰退，看书写字，都不能够了，我们知道他很寂寞。墙上没挂字画，只挂了五幅大照片，两幅是我父亲的，一幅是我祖母的，还有两幅是我母亲的，我特地说明，其中一张是新婚那一年冬天摄的。冰心阿姨也许觉得气氛有点儿凝重，笑着对我说：“那时还没有你呢。”我也笑了，“那是当然。”我说。回到客厅，冰心阿姨说不能再坐了，时候已经不早。父亲要我把新开的郁金香剪下三朵，请冰心阿姨带回去。我们扶着父亲送到二门口。两位老人家一再相互叮咛：“千万保重！”
四月廿六，清华大学坐在荷塘北岸的朱自清先生像举行揭幕典礼。接到了请柬，我问父亲去不去。老人家说：只要不刮风下雨，一定去。又说好些年没见着朱师母了，挂念得很。那一天又天从人愿，只是有点儿凉。老人家起得特别早，如厕、洗漱、早餐、再洗漱，这一程序是不可更改的，都加快了节奏。兀真帮他穿得严严实实的。我和至诚扶他上了汽车，直奔清华。会场才开始布置。老人家也太性急了，我和至诚扶着他找到了休息室，等开门的钥匙。门终于开了。主人客人陆续来了，都跟我父亲握手，说老人家精神还这样旺，定能活一百岁。朱师母也来了，有乔森兄扶着。老太太已双目失明，握住了我父亲的手抚摩了半天。我父亲睁大眼睛看，没看清老太太的眼珠已蒙上了白翳。两位老人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却怯场似的，尽重复那几句极其平常的问候。
会场布置在荷塘的右侧，到的人很多，显得有些局促。人们把朱师母和我父亲让到了前排的座位上，叔湘先生和师母已经坐在那儿了。朱先生的石像坐在荷塘北岸，蒙着红绸。我和至诚挤在后头，没听清主持人和几位来宾说了些什么。讲话完毕，红绸落下来了，望见朱先生悠闲地坐着，面对还没长荷叶的荷塘。人们都拥上去想看个清楚。等人们散了，我和至诚扶着父亲沿着塘边的小路，好容易走到石像跟前。满湖反映着仲春的太阳光，石像的轮廓线条都显得有点儿模糊。应该在月夜里来这儿瞻仰的，我想。父亲却说：“总算看见了。”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我们见了平伯先生没有。我们说没见着，也许没有来。回家打电话问，知道平伯先生是去了的，到得荷塘边上，会已经散了。老人家这才放心。
五月下旬，有位名画家的年轻秘书来看我父亲，说画师出国访问去了，临行前吩咐定要代他介绍一位女气功师给我父亲治病。说女气功师神极了，他的腿肿就是她给治好的，简直立时见效。这就盛情难却了，只好答应在廿五日傍晚，让这位秘书带来试试。女气功师来了先做自我介绍，说她从小练功，是祖上传下来的，她恪守清规，保持童贞；接着说她自己的许多诊例，任何疑难杂症，她都功到病除；又取出一沓照片给我们看，都是她给某某知名人士发功的照片；最后问我父亲哪儿不舒服。我父亲说：他那只已经瞎了的左眼，这些日子又有点儿发胀。女气功师就发起功来，对正我父亲的左眼“噗噗噗噗”喷气，问我父亲有没有感觉。我父亲的左眼虽然看不见，感觉还是有的，连连回答说“有”。那位年轻秘书在一旁咔咔地拍照。照拍得了，功也发完了，女气功师说：睡一晚上，明儿准见好。又说别瞧那位老画师还国内国外到处奔波，他本元虚，过不了立秋，叶老比他壮实多了，保证能活一百岁。这句话可说豁了边。“多言必失”，慎哉！慎哉！
五月中，民进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父亲口述了一封给全体代表的信。老人家说，他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几年来视力听力越来越衰退，已不能参加民进的活动，这是严重的失职，恳求代表会议免去他的职务，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谅解。民进的这次代表会议住的是京西宾馆，六月初我就去了。事实摆在那里，对父亲的这个请求，没听说有哪位代表持异议的。我请示主席团，开会期间如果哪天天气还可以，我回家去把父亲接来，在会场上露个面，好让他有始有终，向代表们告个别。大家都说好，把这件任务交给我了。六月九日是全体大会，天气特别好。我清早起来，打电话通知兀真，让她给爷爷做好出门准备，一个小时后我到家去接。老人家由我和兀真扶持着，坐上了汽车，跟我说：“去告个别倒也好，省得许多人散了会来看我。可是叫我说些什么好呢？”我说只要问个好，感谢大家同意了自己的请求，就足够了。老人家还闭着眼睛，一路苦思冥想。
京西宾馆离八条实在远，汽车开到会场前，会已经开了。主持人在台上一宣布，就有许多人拥出来迎接。在一片掌声中，老人家被拥上了主席台，拥到正中间空着的那个座位上，他扶着桌子站着，等掌声渐渐停止，才坐下来。主持人拿着话筒说：“请叶圣老，我们的主席给我们讲话。”侧身把话筒交给了我父亲。老人家向大家问过好，表示了感谢，还加上了四五分钟临别赠言，中间背诵了两句古文。讲话中夹杂文言，不熟悉的人是很难听懂的；老人家一字一顿，背诵了两遍，场上的人，包括我，都瞠目相对。好像只有赵朴老听明白了，是《礼记·大学》的两句像绕口令一般的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要自己做得到，方可要求别人；要自己无问题，方可指摘别人：这是指道德品质方面说的，不包括智力和技能。老人家在临别赠言中提到这两句话，也许为的提倡“从我做起”吧。
我父亲讲完了，主持人说叶圣老语重心长，要大家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于是暂且休会。父亲不知握了多少次手，才挤出了会场，上了汽车，由兀真陪着回家。中午打电话问兀真，说老人家情绪还可以，身体也无问题。父亲加入民进，是“文革”前夕的事。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当选中央副主席；次年八月，主席周建老逝世，经各位副主席协商，我父亲暂时任代主席；在十二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去掉了“代”字。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又加了“名誉”两个字。一直到逝世，老人家仍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中央文史馆的馆长。
日子好像还能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老人家总是风前残烛了……可不，这就来了。阳历元旦还是好好的，老人家像孩子似的已经盼着春节了，还扳着指头数，多少顿年夜饭一家人没在一起吃了。就在一月廿五半夜以后，老人家被一口痰堵住了气管。医院派急救车接进了急救室。天已经蒙蒙亮了，痰终于被吸了出来，老人家气息极其微弱，出现了心力衰竭的征兆。“病危通知”又发出了，医生尽一切可能抢救，收效却甚微。有关机关的领导人，还有亲友，接连来医院探视，都不说话，脚步轻轻的。老人家闭着眼睛，大概没弄清楚客人是谁。监测器荧屏上的那条发亮的绿线，总算还在无力地跳动。老人家自进了病房，只喃喃地说过一句话：“这一回要死在这张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