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我父亲收到了巴金先生寄赠的新作，第二天就写信致谢。信上说：“巴金兄惠鉴：昨日收到寄赠的《真话集》，签名处说明写于病床，观此手迹，遥念不已。七八年夏秋间，我以割胆石卧床三个多月，以后起身，履地，举步，都像幼儿似的重新学习，渐渐恢复原有能力。此中亦有趣味，不觉得如何难堪。您用牵引法治疗，须卧床六周，想亦不以为甚烦恼。见病床上能题字，且能撰发言稿，殊感欣慰。书此伸谢，并请痊安。”
巴金先生从书架上取书，摔了一跤，折了腿骨，躺在病床上做牵引。我父亲说了句“遥念不已”，就说四年以前，自己病后的体会，“此中亦有趣味”，推己及人，“想亦不以为甚烦恼”，来宽慰须卧床六周的巴金先生。父亲自那年剖胆后出院，恢复了生活规律，又注意保养，渐渐能写些短文了。因为怕失眠，诗词是难得作了。曾跟平伯先生自嘲说：“偶尔来了诗思，就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些年，不相识的求墨宝的人特多。老人家却连“出门不认货”也做不到了，只好口述了一通《敬致嘱我写字的同志》书，陈说自己视力极度衰退，手眼不相协调的苦衷，油印了两百来份，谁来求字就回他一份。
前后五年多，父亲的身体一般说来还算健康。白眉毛白髭须，人们见了都说叶圣老越发精神了。老人家自己心里有数，不是非出席不可的会，就提前请个假；即使参加，也只好中途退场。视觉和听觉都越来越模糊，容易犯困。老人家自己说，通向外界的两个窗口，在渐渐地关上了。听广播吧，播音员好像都伤风了，齆着鼻子；书籍报刊，只能叫孙辈念给他听。一九八二年年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说，要给我父亲安排一个生活秘书。老人家说把兀真调来就好。兀真原是一家街道计算机厂的职工，陪老人家住院得按章请假。国管局两个月后就办成了，从此省了许多啰唆，第一件事就是有人替老人家读报了。酒还是一天两顿，逐渐增加到每顿一小杯白兰地，又逐渐减到半小杯，最后不胜酒力，竟止酒了。老人家说自己从六岁喝起，喝了八十多年，如今要算总账了，劝我也别喝。我说我是抗战后期在成都喝开的头，少喝了四十来年，再喝它二十年也不为多。
父亲有点儿小毛小病，总是自己吃点儿家备的常用药。老人家只怕去了医院，让医生留住，不放回家。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父亲觉得特别困倦，体温稍高于平日；自以为给一本教师们交流经验的集子写序，用了五天心思，累着了；服用了感冒冲剂和“抗感”。第二天是老舍先生的八十五岁诞辰纪念会，老人家一定要去，由兀真陪着去了。回来说在会上谁说了话，说了些什么话，他都没弄清楚。兀真说她老望见爷爷抹眼泪。以后的三天，老人家低烧依旧。兀真怕又耽搁了，去国管局做了汇报。国管局从北京医院请了位医生来出诊。为什么换了医院呢？因为首都医院的病房在修整，可见他们已做了让我父亲住院的准备。打了一个星期的抗生素，医生发现老人家气管里有痰声，怕要转为肺炎，于是非住院检查不可了，廿七日住的院。第二天，“体检总结”就出来了。主要诊断属于冠心病的三项，属于胆囊的两项，属于五官科的三项，还怀疑有轻度糖尿病，没提到肺炎。北京医院的副院长，就是当年给我父亲剖胆取出结石的吴蔚然医生。等排除了肺炎，老人家体温恢复了正常，吴院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个已成为废物的胆囊上。
吴院长边跟各科医生做进一步检查，边跟我父亲做思想动员。他说“体检总结”反映的是身体的实际状况。如关于冠心病的三项，反映的还是十六年前那一场病的老疤。十六年来没有添上新的伤痕，说明老人家的健康情况相当可以。七年前的那次手术，因为病已经耽搁了，不能把胆囊割除。造影透视结果，胆囊是纤维化了。可是为什么造影之前吃了那两个油煎鸡蛋，胆囊还会发痛呢？总之是个隐患，不如割除了一劳永逸。如今不是抢救，尽可以把身体养好了再动刀，问老人家可有这样的勇气。吴院长这些话是分好几次说的，入情入理，叫人听着一点儿不紧张。父亲回答说：“请诸位医生研究，我同意再开一次刀。”吴院长大概已听说我父亲戒酒了。他说：“等割除了胆囊回府，酒可以照旧喝。喝一小杯白兰地开开胃，没有什么坏处。”
那个时代还没兴手机，信息传递不知怎的也如此之快。除了跟父亲有关机关团体的领导人，文化界和出版界也纷纷传开了：叶圣老今年整九十，胆子竟这么大。有送花的，有到医院探问的。医院为保护老人家的健康，把他搬到了外科病房，并贴出告示，谢绝探访。巴金先生在上海也听说了，打长途让泰昌兄送来了鲜花。我打长途通知了至诚，说我们在北京的都已同意做手术。至诚于父亲手术的前一天赶到，在机场上发现尿血。到医院跟父亲见了一面，没说尿血的事。出院来，就让永和设法，带他去别家医院看门诊。医生说是肾功能出了问题，待检查。尿中的血倒是渐渐减少了。于是跟他商量，病得回去医，不仅有个医疗关系问题，还因为南京的名医，姚澄没有哪个不认识的。但是不要立刻打回票，等父亲手术过后的第三天走，好让大家放心。飞机票可以让永和先去买好。
父亲在手术前的几天得到了真正的休息，除了听兀真念王昆仑写的谈《红楼梦》，别的什么也没干。老人家说：“我的确不紧张，并非故意表示勇敢。”四月十七日上午，父亲的手术很顺利，纤维化的胆囊像只烤干的白薯。回到病房，房门上贴着无菌的标志，原来已经做了彻底消毒，连家里人也不让进了，只能在房门口看看，说几句话。至诚就是这样跟父亲告的别，只说江苏作协来长途催他回去开会。直到四月三十，姚澄来长途说至诚决定五月二日动手术，我立刻赶乘火车去南京。兀真才把这件事的原委跟她爷爷说清楚。至诚的手术还算顺利，割除了肿胀发紫的左肾。医生说留下的右肾也不十分健康。我七日中午回的北京，一下火车就去医院看父亲。父亲听我说了至诚的开刀经过，反应很平静。也许我们家的人身上切开个口子，取出个什么来，也太稀松平常了。就在父亲这一回住院之前，我也在北京医院割除了胆囊，主刀的也是吴院长。
父亲手术后的头三天，家里人不能进病房侍候，可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吴院长几乎老守在病床边上，老人家稍有动静，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帮老人家翻身或解手，叫老人家闭上眼睛养神。如今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老人家闭上眼睛，却管自考虑想作的诗；等到能下床走动了，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四首七绝，赞颂他眼中所见的吴院长。老人家叫兀真把他的新作送给平伯先生，请他推敲，说好改定后还要他写成横幅，裱得像模像样的送给吴院长。平伯先生又来了劲儿，赶到医院来跟我父亲敲定了几个字。商量书写用的纸张和款式，又花了不少工夫，那是出院以后的事了，总之都没让吴院长知道。出院的前一天，吴院长送来一瓶法国的斧头牌白兰地，亲自开了瓶，在最小的试杯中倒了小半杯，说老人家吃得太少，用餐前喝一口试试。白兰地真个香，老人家好久没喝了，喝着觉得有点儿冲，好像对厌食，并无立竿见影的疗效。
这一回出院是五月十日，父亲兴致甚好，先是忙送给吴院长的那帧横幅，后来孙辈在院里栽月季，他忙着看。日子很容易消磨。没想到才二十天，老人家因急性肠胃病，又住院将近半个月。从此常来常往，十一月中旬，又因体温突然增高住院检查，到月底边才放回来。第二年一月十一，家里人发现老人家皮肤发黄，知道肝病又犯了，好说歹说劝老人家住进了医院。这一回可住长了，一年半多点儿才回家。中间经历了肝昏迷，可怕极了。发高烧，灌了好几服羚羊角粉也降不下来；尽闭着眼睛说胡话，像在做最后挣扎，却没有一点儿力气。医院已经向有关机关发出了病危通知。真个绝处逢生，老人家竟被抢救回来了，病愈后跟我们说：那些天噩梦不断，摆也摆不掉，摔也摔不脱，好像没有地缝可钻，自己也不记得嚷嚷了些什么。医生们定要让老人家彻底恢复了健康，才许出院。
平伯先生自选的《俞平伯旧体诗抄》编成了，到医院来探望我父亲，定要老朋友给作篇序。我父亲一口应承，问：“你要我写些什么？”平伯先生只说了一条：他后来写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的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老人家把这句话一字不动地写进了序的第三段，又在前头加上了一个“他说”，似乎表示只是照录，并未理解。这篇序才千把字，老人家索性放弃目治，只用口述，让兀真一句一句记下来。完篇后，再进行口改，让兀真念一句，改一句，老人家觉着累了就放下，花了八九天才完成。大病之后，逻辑思维能恢复成这样，真是够可以的了。
住院住得太久，不能不使老人家焦躁厌烦。这两年多来，多少老朋友在北京医院过世了，伯昕先生、建人先生、愈之先生，当年一同在出版总署工作的，先后都听说病危了，就在同一座医院里，竟不能见最后一面。看来高干病房的制度是不值得羡慕的，让这么些老年的长病号集中在一起，心理环境大可忧虑。父亲对我们说，如今是常来常往了，住院的日子比在家里还多了。这次出了院，叫我们别见他咳一声嗽就往医院送，终会有回不去的一天。又说，不往医院送，又有什么办法呢？托尔斯泰就比较通达，他说家里人也并不相信送进了医院，定能让病人起死回生，但是总抱着一线希望，于是把责任连同希望，都托付给了医院，心理上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如果病人也抱着希望，或许能减轻些病痛。托翁的这些话是在《战争与和平》中说的，在娜塔莎走进医院的时候。老人家最后读这部巨著，是在“文革”中期，把四大厚本拆开，分钉成了二十几本小本子。后来让我带到了干校，先是偷偷地读，后来被人发现了，偷偷地借去读，不知传到了谁的手里。我才读了一遍，记不清托翁曾说了这段话。
老人家的大脑经受了好些天高烧的摧残，神志都昏迷了，怎么偏偏记住了托翁的这样一段旁白呢？老人家替平伯先生作序的事，被医生发觉了。他们可能觉悟了，医院尽管什么都很周到，总不如早一点把老人家放回家；出院的条件看看具备了，就这么决定了。那天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四。也许出院确实早了些，老人家的精神总是提不起来。第二年一月九日，因重伤风又住进了医院，找补了近三个月，四月四日出院。院子里的两棵女儿棠，发亮的嫩叶丛中，已经长出了赤豆大小的蓓蕾。老人家其实没看见，在树下站了一小会儿，做赏花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