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过了除夕就是元旦，父亲接着记一九七六年的日记；日复一日，转眼又到了除夕。父亲记完了又一年的日记，添了句结束语：“今年为变化极大之一年，而结果则举国欢畅，此可记也。”这个“可记”，当然是永志不忘的意思。一九九三年初冬，《新文学史料》为第二年纪念我父亲百岁诞辰索稿，我记起了父亲特地添上的结束语，记起了这是“变化极大”，“而结果则举国欢畅”的一年，于是把父亲这一年的日记全部抄了下来，以《一九七六年日记》为题，让他们连载了四期；第二年又作为《北游日记·片断之七》编进了《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如今写《父亲长长的一生》已是第三个回合了。何不抱拳拱手，向读者们道个歉，说句“欲知后事，第二十三卷分解”，一个虎跳豁了过去，不就结啦。过细一想可不成，读者所以看《父亲长长的一生》，目的之一，就是想知道在这变化极大的一年中，我父亲是怎么过的。即使平淡无奇，也还是想知道，只要真实就成。如今我依此原则，试作父亲这一年日记的简明摘要。而开头一段，得先把伯祥先生的丧事交代完毕。
一月三日，“平伯书来，言其闻伯翁逝世，欲往小雅室而家人尼之，乃写一挽联令其女送去，辞至凄怆。”四日，“清华之子和汉华之子偕来，携来伯翁悼念会上之答谢辞稿子，嘱余过目。余为提若干意见，俾自去修改。”六日，“到建国门哲学社会科学部……盖为伯翁之治丧委员会开会。……历一小时有余。叔湘偕余往访平伯，坐半小时许。平伯尚觉腿软，其他似已无甚病象。”七日，“晨八点，偕至善满子同载，过元善寓，与共往八宝山礼堂。王家诸人先到，而吊客则我人最先。……候至九点过，入礼堂举行追悼会。林修德主持，何其芳致悼辞，王润华致答辞。于是至后面陈遗体之室，未入室而闻家属之哭声。于伯翁之遗体绕行一周，从此永别矣。”
一月九日，“晨听广播，恐惧其发生之事竟尔发生，周总理于昨日九时五十七分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发讣告者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讣告中谓‘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又云：‘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十日，“晨间接到通知，令于下午往北京医院与周总理之遗体告别。……下午四时，乘车往北京医院，部中派一同志来陪往。到者列单行入遗体室，于周总理灵床旁绕行；其夫人邓颖超居侧，与吊者握手。余瞻遗容尚能忍住，及与邓握手，不禁泣下。”
一月十二日，“周总理遗体于昨日傍晚护送往八宝山火化。下午志成来，言胡愈老于送往之途中，见两旁皆站满数排之人，静肃无声。此皆自动送葬，非由招致，人心之向往感动，于此可知。又闻三午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花圈，无数人自佩黑纱，自备白纸花，在碑前致哀。……上午将所作挽诗书于宣纸，寄于治丧委员会。”十三日，“闻知十一日周总理遗体火化之后，骨灰自八宝山送来天安门旁劳动人民文化宫，已十二点光景。沿途两旁久候之人肃然观灵车经过，然后散归。”“又闻前日数百人守候于八宝山火葬场，要求一瞻遗容。主其事者允之，然后火化。”“夜间劳动人民文化宫已关闭，而门前桥之南堍，立满致哀之人，哭泣之声相应。”十四日，“三午小沫永和皆至天安门广场，归来言英雄纪念碑前之花圈益多，劳动人民文化宫哀乐闻于外，入而致吊者络绎。至善晚归，从他人处抄得朴初所作挽诗，五言十韵，颇有深致。其中有错字，待他日校正时再录之。”朴初先生的挽诗，后来就录在这一天日记的旁页：“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减龄梦。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大鹏自风搏，蓬雀徒目送。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一月十五日，“周总理追悼会于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设在大会堂北门内之大厅中……先坐于大厅旁休息，既而鱼贯入会场。及三点，大会开始，王洪文副主席宣布开会，奏哀乐共致默哀如仪。继之，邓小平副总理致悼辞，历叙周总理毕生之重要斗争与功绩，并言我人宜如何学习周总理，化悲痛为力量，益坚奋斗。至此会毕，到会者循序在正中周总理相片与骨灰盒前徐徐经过，然后出会场。到家时将四点。至善亦参加追悼会……彼列入团中央之行列……五点以后方到家。兀真小沫各于其厂中参加追悼会。此盖统一之布置，各厂咸于下午三点开会。”廿二日，“下午张纪元来，谈及朴初悼周总理之诗于闻耗之日三点即完稿，可谓迅速之极。纪元又谓见其诗者咸谓‘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两句最好，唯周总理足以当之。”
四月四日，“今日为清明节。前此数日即有广大群众往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而中心主题不在纪念革命英雄而集中于怀念周总理。又有大书之标语口号，以及新体旧体之诗。花圈大者七米八，取义于周总理之生年七十八岁。三午周涌小夏皆曾往观。至今日则广场满是花圈与大小字幅，人众拥挤，水泄不通。松柏树上无不挂满，各个电灯杆亦然，总之超过周总理初逝之时。有一青年自称工农兵学员，破指书大幅血书，口呼怀念周总理之语，群众则举而升起之，为之拍照。至诚和李业文来信，言南京与常州近日之情形亦类此。群众所以如此，盖有激而然，此中亦难免有坏人兴风作浪。而群众所激者为何，则余所不欲书，亦余所不甚明晓者也。”
四月五日，“传言昨日天安门前有打伤或打死人之事，今日则有焚烧汽车拘捕人众之事。此种情形，开国以来初见。”七日，“夜间听联播节目，中央发布两项决议。一，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仍保留其党籍，以观后效。此外新闻报道则叙述天安门之纷扰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首都民兵警察如何起而与反动家伙奋斗，广大群众如何热烈拥护之情形。”八日，“今日各厂与其他单位在城内游行，表示拥护党中央的二决议，并祝镇压反革命政治事件之胜利。开国以来，未之有也。”十日，“今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伟大的胜利》，言中央所作两项决议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伟大胜利。各省市皆于昨日举行集会游行，祝此胜利，并皆发出致毛主席与党中央之电文，表示衷心拥护。”十三日，“昨得通知，嘱今日下午往政协礼堂开会。……登三楼。三点开始，刘有发宣读两项决议，继之讲话。然后到会者相继发言，意同语句同，唯次序不尽同，所谓‘表态发言’，殆亦只能如此耳。近日各方面皆开如此之会，而我人所参加者，乃‘爱国人士’之集会也。”
七月七日，“晨听广播，突闻朱德委员长逝世之讣告。年九十岁，时间为昨日下午三时一分。最近尚于报纸上见朱会见外宾之照片，神态极好，而不数日遽传噩耗，殆以年岁较大，经不得轻微疾病之侵袭欤。四六年朱六十岁，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为此在马斯南路举行祝寿会，到者极多。开宴时饮烟台运沪之酒（其时烟台在中共手中），此酒极好，而又为解放区来者，余饮之过多，沉醉自午后至夜间始醒。此事永不能忘，而已越三十年，而朱老逝世矣。”八日，“午后四点，至善陪余往北京医院，向朱老的遗体告别。形容仍丰满，不如周总理之瘦削。在周围绕行一周，与以康克清为首之朱老家属一一握手而出。”十一日，“今日举行朱德委员长之追悼会，而未有通知来嘱往参加，殆是通知名单与前日有所不同之故。”十三日，“上午张纪元来访，携来朴初托带之《朱委员长挽诗》。其诗恳切而音节响亮，颇不错。”
七月廿八，“今晨三点四十分许，余方醒来，觉卧床震动，似闻隆隆声，知为地震。全家皆惊起，共趋中庭。同居各家亦无不起趋于庭。有人言见有光露于空际。震动不知历若干秒。于是大家不敢复睡。余先则立于庭中，既乃坐于廊下，直到天明。老田之妻……出去一周归来言：我八条胡同以地震死二人。一为老妇人，屋塌受压，去砖瓦视之，已死。一为心脏病患者，突然受惊而死。……我寓后院东侧与人家相隔之墙亦塌其上半截。零星损坏亦有数处。……亲友来电话询问者亦不少，且有来话多次者，皆言得传说消息，将再有较重之震动。……但下午及夜间降雨皆极大，院中积水成渠，小孩则为水戏。前有预测言廿八日有大雨，今证其准确。大人则不免愁烦，深感其甚于抗战时期之‘逃警报’，彼时尚有‘解除警报’可企，而今则不知何时乃得解除也。”廿九日，“昨之地震甚为严重，中央发出之慰问电中云：‘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此电末了作结处引用毛主席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亦为历次地震后发出之慰问电所未用……地震之时间为三时四十二分。据测定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
七月三十，“屡有传言，近日内尚有较大之震须共警惕。……至善下午出前门往视其姑母，则知我妹与其同院之数家皆于天安门前历史博物馆西侧搭棚而居，已过二宵。……居民委员会来言务必勿宿屋中，院中须搭棚。下午乃搭棚于中庭……东西横三长索，于其中段铺数层塑料布，可以避雨，临时卧榻设其下。余则搭一行军床于中间东侧玻窗下，如有警，三两步即可到中庭。”卅一日，“与永和出外观看，出八条，走一段大街，折入六条，经南板桥而归。胡同中之帐篷床铺皆在中间，大街上则靠两旁。如此景象，非目睹则难以想象。……至善往天安门前找姑母，请彼来我家暂居，彼欣然同意，由修甥陪来。我妹数日不敢饮水，未得入睡，未得洗濯，来我家自可较舒适。”
八月三日，“昨日开始写答复外地来问安否之信，两日共写十一封……总之来信必复。”四日，“据传今后六级以上之震不致复发生。下午街道传达，日内将普遍检查房屋，房屋无问题者，即可回居室内。又言所有京中损坏之房屋，将于国庆以前修好。今夜回居余之室中。自廿八日清早离此床，盖七日矣。”五日，“闻知此次巨震，唐山死亡七十五万人，天津死亡十一万人。北京死亡殆不至如此之多，尚未闻其估计数。”十五日，“下午三时许，与至善出门，乘电车至前门下，沿路两旁皆帐篷，电车只能徐徐而行。下车向北，自东南角至天安门广场。则见有邮局与银行之帐篷，书店服装店之帐篷，方在进行其业务。又见出售方出笼之馒头者，推车停于路侧。各个帐篷已编号，如门牌然。帐篷或颇扎实，或极简陋，篷中器物亦多少优劣不一。亦有置煤炉于帐篷侧烹煮者，靠躺榻而看书者，床上有方昼寝者。沿帐篷之界线装临时自来水管，取水洗濯者络绎不绝。帐篷悉在纪念碑之南松树丛中。闻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中山公园亦容纳许多帐篷，而文化宫则居外国人。确否不可知。观眺有顷，乘二路十三路汽车而归”。
八月十八日，“今日广播与报载，十六日廿二时六分，四川省松潘平武一带发生地震，为7.2级，震中在北纬37.2度，东经104.1度。四川成都市与甘肃武都地区均有强烈震感。唯‘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曾做了预报，四川省委在事前采取了防震措施，因而损失很小。……’”二十日，“今日《参考消息》载瑞典来访之代表人员报道，彼等于本月初到成都，四日即得我方通知，测知距成都北一百至二百公里地区将发生强震，其期最可能在本月十七日前后，彼等于十一日离开成都往桂林广州，而强震果然于十六之夜发生。……记得六六年邢台地震之后，周总理即发出指示，务须于十年之内能做到先期预报。今于四川此次之震，可谓已如周总理之所期也。……永和闻其友人言，近来同时有十个省或市有地震警讯。大地忽然特别不安定，不知何也。”
八月廿二日，“今日工人来修我寓房屋，先修东边与邻居分隔之墙。我寓属于机关房屋，由房修公司派工人修之。一般居家之房屋则居民委员会组织修理，解放军与学生及各家劳动力协同修之。昨今两次外出，见沿路修屋者纷纷。”廿七日，“来修筑房屋之人有二人来与我闲谈，其中一系队长，为苏州人，毕业于苏州工专。工作服上标‘冶建’二字，为冶金部之建筑队伍。彼辈在甘肃河西走廊及山西太原工作多年……调来支援北京房建公司。修理房屋以今日毕事。”
九月九日，“毛主席于今晨零点十分逝世，巨星陨落，非止我国，举世将永远再念。先是周涌来告，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届时收听，乃闻此耗。广播者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书中历叙毛主席之勋业，影响及于全世界，极为得要。后半分数段，举示国人今后之前进事业，皆以‘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发端，殊为恳切得体。入夜再听广播，则有治丧委员会之名单，以及追悼办法：十一至十七日，党政各界与各方代表到人民大会堂悼念，瞻仰遗容；十八日下午三点在天安门广场开追悼大会，全国从电视与广播中收看收听之。”
九月十一日，“今日开始，各方面往人民大会堂吊唁，并瞻仰毛主席遗容。……广播中重复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并播各省市自治区之党委会革委会，对中央表示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的电文，以及各国最高领导人与党政机关之唁电。”十四日，“下午四点过，部中车来，即偕永和往人民大会堂。长安街靠近天安门之处，只有公用车辆行驶，徒步者与骑车者不得通过，以是安静而空阔，唯有站岗之民兵按等距离站立。永和不能陪入大会堂，由服务员扶余上台阶，签名，到休息室等候。觉甚凉，盖开冷气机降温也。饮料为姜糖汤，并备大衣与到场者披上。陆续来者……皆默坐等候。及有人来招呼，余遂与等候之人徐步入大厅，成双行，走近毛主席遗体。怅惘之甚，未能伫立瞻仰。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初次见到，今日为最后一见矣。”十七日，“明日天安门前追悼大会将有一百万人参加。”十八日，“下午三点，在室内看电视播送之追悼大会实况。……全部时间三十分钟。与余同观者，满子，三午，永和，周涌之母，兀真之侄女五人而已。至善在社中，兀真在天安门前，佳佳在彼校中，阿牛在街道委员会某会之所。追悼会之实况，以广播及电视播送及于全国，实为举国参加追悼也。”
十月八日，“临睡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九日，“今日广播并报载中共中央于昨日所作之两个决定。其一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于首都北京，俟建立之后，安放毛主席遗体之水晶棺移入堂内，俾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其二为尽速出版《毛泽东选集》之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同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十日，“今日两报一刊发表联合社论，题目《亿万人民之共同心愿》，论昨日发表之中央两项决定。末后号召全国须学习毛主席‘三要三不要’之教导，与一切违反此教导之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又言‘历史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又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此末后之言辞可觇最近局势矣。”
十月十四日，“今日《参考消息》载外国记者之电讯，言我外交部人员告知彼等，华国锋被推选为党的主席与军委之主席。此事已在各机关传达，街道上亦已有热烈拥护此推选之大字标语，特未见诸报端耳。大约须待有适当机会正式公布也。”十八日，“下午至善往听团中央负责人传达华国锋讲话之要点，党员已先听之，今日则告知党外人员。要点即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之种种反动行为，又有彼辈之爪牙迟群、谢静宜，现皆扣留，隔离审查。余八日所记之可惊消息，即指此事。连日报上所载各方面之群众表示要与违反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原则之言论与行动作坚决斗争，要与篡改毛主席指示者作坚决斗争，即指此事。实际上已通国皆知，唯未见于报上耳。据各方面消息，凡闻此者无不称此举之英断，诚为大快人心之举。至其具体恶行，闻之亦多，余惮于记之。总之，此‘四人帮’之野心与恶行，盖不下于林彪也。”
十月二十日，“上午部中来电话，云下午听传达，两点时以汽车来接。届时车至，即驰往北郊人教社印刷厂。至则人已挤满大会堂，皆教部及所属单位之人，余仅望见张志公、陈守勤、沈同豫数人而已。台上坐五人，中有二人穿军服。询知派到教部者四人，乃因此次事件而予以军管。中坐军服者先发言说开会之旨，继之则旁坐之二人据文件徐徐念诵。前一文件即昨日至善抄回来者，故余尚能听明白，但中坐者之插话则虽有助听器亦不甚了了……次之传达中央第十六号文件，则余听明者不多，唯记得断言王张江姚‘四人帮’为党内资产阶级，此外则交代政策，凡受其欺骗听其指使者‘改了就好’等意思。此二件皆念诵两遍。散会已五点过。至善亦必将听见此十六号文件，余未听明之处，彼可以为余述之。”
十月廿一日，“至善回来，言今日开始群众游行，游行将连续三天。星期日则在天安门开百万人之大会，且将通过人造卫星，将当日之大会实况播送到全世界。此举使举世周知，大有意义。”廿三日，“今日上午，至善参加社中之队伍上街游行，到天安门。今日为游行庆祝之第三天，累计三日游行人数，当有四五百万矣，此亦前所未有者也。而夜八点后，部中来电话，询可否参加明日天安门之百万人大会。此自当参加。唯须中午先到部中，午后乃与部中人同往天安门……”廿四日，“部中之车于十二点来接。以为时间尚早，往观林老，坐约二十分钟而出。车以一点开行，余与段洛夫、姚力同乘。先至中山公园，坐围廊之栏杆上休息。天宇晴明，人含笑容。继至观礼台之休息室，遇朴初，共闲谈。彼言向不喝酒，近乃喝酒，效余喝白兰地。余云知其喝酒之因。候至两点五十分，始登观礼台。余不登此台盖十年矣。弥望广场，红旗如林，人众整队，殊为伟观。三点开会。先奏国歌与《东方红》。继之，吴德讲话。又继之，工人、农民、军队、红卫兵之代表各一人发言，至四点二十分毕。散出颇迟缓，余到家已过五点。”
十一月十三日，“午后至美请假来看余，携有上海抄来之上海九、十月之际‘四人帮’党羽阴谋造反之按日记录。至美为余择要诵之。原上海市委之人几乎无不陷入，其凶狠者之言词，可恶可恨之极。”十二月廿一日，“下午，郭霞同志送来中央所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嘱看，言后日当来取回。此件至善已曾带回来一宵，余约略观之。此云须‘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故部中必送来阅看。”廿九日，“郭霞同志来电话，言明日上午批斗迟群，邀往参观。迟群前为科教组之负责人，又为清华大学的书记，系江青之爪牙。去年恢复教育部，迟群并无名义，而操纵部中之事，派其手下人窥伺诸事，极为群众所愤恨。……余曾向郭霞及晓风说过，欲一观批斗会，故郭霞今日来通知也。”卅一日，“晨起极早。七点半，部中车来，乘之出城接董纯才，到政协礼堂。会场在三楼礼堂，榜书‘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帮，批斗反党分子迟群大会’。八点半开会，主持者云将反党分子迟群押上来，二民兵挟迟群而入，令站于会场之东北隅。于是诸人相继揭发其罪行，指斥其言论行动，询以何故说此，何故作彼，令老实作答。迟之答言余听之不清，且往往为怒斥声打断，大概为抵赖与避重就轻耳。如此场面，在余为初见。会至十一点半散……夜餐时全家围坐小饮辞岁。今年为变化极大之一年，而结果则举国欢畅，此可记也。”
可记的一年到此结束。回头读了一遍，心中大喜：在不知不觉之中，竟把日记编成了纪事本末体，少只少给每一事件加上个标题了。要是让父亲看见，老人家会怎样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