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乐山武大任教，确是陈通伯先生到重庆来邀请的；邀请的不止我父亲一个，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据后来定居台湾以终老的苏雪林先生说，当时武大的文学院院长陈先生，“立意要把全校的基本国文课程好好整顿一下。素知叶氏对国文教学极有研究……请他选择教材，制定方针，领导全校基本国文教师工作。那时国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叶氏则俨然成了个没有名义的国文系主任，不过他的权限止于基本国文罢了”。陈院长请我父亲去是为的架空刘主任，我父亲不但当时没料到，以后也一直没觉悟。在动身之前，他写给我岳父的信上说得十分单纯：“不为学问，不为文化，为薪水耳。”后来在基本国文开课之前商量课文，都说大家先开个目录再讨论吧。我父亲真个开了个目录带去，大家又都说就是它吧，基本国文么，总跳不出这些篇去。父亲在世之时，苏先生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上是怎么说的，他不可能知道。要是知道了可能会莞尔一笑：“幸而都过去了，当时真没想到背后会有像苏先生说的这么一出。”
苏先生在她的《文坛旧话》中还记着，有一次为了纠正我父亲“发狂捧鲁迅”，她“竟闹了小小意见”。她说：“他一日拟国文常识考题，竟有鲁迅文坛地位如何？他的著作以何者为最有名等等？我忍不住发言了，我说鲁迅不过是‘左派’有心塑造出来的偶像，国立大学提到他的名字似乎不宜。叶坚持不改，我不觉愤然情见乎辞，叶亦怫然情见乎色……鲁迅一辈子恶骂‘西滢教授’，西滢即陈通伯氏，圣陶受陈礼聘前来，宾主相得，可是叶也知道鲁迅骂通伯的话太不公。……为什么一提到鲁迅，他心里的天平便失去平衡呢？……”苏先生读不懂鲁迅的文章，这话我在乐山就听我父亲讲过。苏先生这样仗义执言，“愤然情见乎辞”，我父亲恐怕也只好“怫然情见乎色”，难道说让她牵着鼻子，跟她对骂？是否“坚持不改”可不一定，出的考题要是果真如苏先生所记，似乎还非改不可，没法坚持，因为叫我父亲自己作答，他也答不上来。搁了二三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至多只能说有过如此这般一回事，旧话就是旧话，哪能一个字一个字顶真。
七月十三，头一个学年将结束，我父亲接到武大的续聘书，为期两年。他在日记上带了一笔：“余本无为大学教师之想，因缘凑合，乃将继续为之，诚出所料也。”父亲接着了续聘书为什么会感到出乎所料？难道就为了在基本国文课上讲了一篇《孔乙己》，就为了苏先生有一回“闹了小小意见”，好像都不相干。更使我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有些事经父亲一点拨，我才恍然大悟。九月廿三，国文系开会讨论下个学年开课前之准备，派定各人负担的课程，“并议定课文必须文言，作文亦必须作文言”。在父亲一九三九年的日记上，会看到国立大学的国文系竟会做出这样的两个“必须”的决议，真叫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父亲却接下去说：“在座诸君皆笃旧之辈，于教学无所见地，固应如此。”原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接着还说：“余以一人不能违众意，亦即随和而已。”这也是老实话。你说他们对教育无所见地，他们却认为教学之所系全在于文言，这真叫可怜无补费精神了，只得随和算了。
父亲开了会回来，顺便去中药铺给满子抓了两服药。满子开始犯病，还在遭炸前一个星期。武大的校医说是怀了孕，叫她卧床休息。过了三天，流血居然止了。遭炸那天，从较场坝到雪地头，走走歇歇四个小时，就感到头晕恶心，到了贺家见床就躺倒了，大腿上都是鲜血。一个多月来，西医中医都请了，都不见效。下床的时间越来越少，胃口越来越小。流血的颜色渐渐转黄，嘴唇没有了血色，脸发肿。中医是数学系教员萧君绛先生。他说脉象有孕，症状又不像，老说开个方子服两帖再看吧。西医有家仁济医院，外科主任杨枝高医生颇有口碑，本来是成都四圣祠医院的外科主任，年老退休回乡，是发挥余热了。他说满子的病看来得动手术，不算什么大手术，总是早一点做为好。又说他自己年纪大了，劝我们还是送到成都的大医院治疗。去成都，只要肯花钱，乘滑竿三天就能赶到；乘小汽车只要五个小时，可是上哪儿去雇小汽车呢？还得有医务人员护送，要不然半路上有个三长两短，可就呼天不应了。父亲在十六日中午写给我岳父的信上，不得不把满子的病情和面临的困难说清楚了。又说：“我们对满子与自己的儿女无殊，必尽心竭力将护她，以迄于痊愈。翁与夏师母放心可也。明知说起了此事，必使翁等心里又多一件事，但匿而不告亦不合情理，故敢书之以闻。”
父亲廿三日抓来的药，满子第二天早上喝了，又都全吐了出来，只觉得左边股际酸痛难忍，先还两三个小时停一会儿，到了晚上竟酸痛不止，并流血不止，整整一个通宵。廿五清晨，雇滑竿让满子躺着，我走在前头，先到萧先生家院子里。萧先生推门一看满子的脸色吃了一惊，说没料到病势变得这么快，姑且再开张方子试试。我接过方子，让滑竿抬仁济医院，进了门诊室。杨医生和内科主任，还有个院长美国人，用英语商量了一会儿，才郑重地对我说：不能再耽搁了，再不动手术让血这样流下去，就没有救了。我只得让满子留在病房里，请护士照料着，赶快跑回家跟父亲母亲商量。大家说只有听医生的了。母亲跟我赶到医院，表示同意手术。于是急转直下，医院立即从手术室消毒起，做各项准备。
第二天上午，由父亲在例行手续上签了字。下午三时杨医生主刀，七时半包扎后抬回病房，满子尚在昏迷中。经过开割，满子患的病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是“子宫外孕”。怀孕时胎盘本该附着在子宫内壁上，如果附着在输卵管、卵巢或腹腔内的其他部位，就成了子宫外孕。满子是胎盘附着在左边的输卵管内，输卵管被逐渐长大的胎盘擦伤了，就开始流血；最后被撑破了，就酸痛难忍，流血不止。杨医生把满子左边的卵巢和输卵管，连带附着在上面的胎盘全割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满子从麻醉中醒来，才知道已经回到了病房里。右手背上挂着注射生理盐水的输液瓶，不能动弹。父亲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右臂。母亲不停地用脱脂棉蘸着温水，滋润她干裂的嘴唇。父亲不忍马上离开，请来帮忙的吴安贞去跟我祖母报个平安，说清楚他自己天一亮就赶回家，和她老人家一同生炭炉烧水煮粥。我们家反正没有什么了，在房东的帮助下，已经搬进了才修葺完工的山麓野屋。这一夜，屋里只剩下我祖母一个人，不知她可曾睡着。
杨医生天才亮就来查病房。从他安适的笑容看得出来，对自己昨天做的手术颇为满意，却推说是我们撞着了好日子，昨天正好是团圆节的前夕。可不，我们都急昏了头，满街都在卖中秋月饼，我们竟视而不见。满子恢复特别顺利，连杨医生都觉得诧异。十月一日，父亲写了封长信给我岳父，报告手术特顺利，跟头一次报告病情的那封正好相隔半个月。可惜《嘉沪通信》自二十号以后已全部遗失，没法从这封喜报平安的信中也选摘出几句来，在情绪上做个对比。
乐山被炸之后，我们家“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可也没就此趴下或散伙，亲友们推衣赠袍的不少，父亲一一记在日记上，就因为感铭于心。日记上经常叹息“买不完的布”，有时还记着种类和匹数，花了多少钱。家里像个成衣铺，除去至诚还小，别人没有闲着手不动针线的。祖母快七十五了，还能自己穿针引线。父亲和我是生手，都学会了好几种针脚，知道在哪儿必须用哪种针脚。剪裁全仗母亲，从衬衫、单褂、夹袄、棉袍到罩衫，她都能一手落。最次的土布是木机织的，才一尺二寸宽，要五六幅才拼得成一幅被里子。至诚说“蹭痒痒倒挺舒服”，其实他穿的衬衫也是这种土布。母亲不知从哪里学会了用靛青把土布染成蓝色，给我做长裤，给至美做大衣；用栀子把土布染成黄色，给至诚做童军装。父亲的日记上好像没有说到床。床就是有四条腿的一个大木框，床板是两张粗篾条编成的大窟窿竹篦子，再铺上一尺多厚的干净稻草，一条薄薄的褥子。起初是坑坑凹凹的，睡上一个来星期，稻草就差不多被压平了。
父亲在被炸的第二天从成都赶回乐山，当夜给上海的亲友写了封短信，一报全家老小人口平安，二报身外之物全部烧光，结语是“重新来过就是了”。到阴历年底差不多半年，满子的病还在中间插了一杠子，居然做到了“我复何所求，一笑堪卒岁”。这是父亲的四首五古《移居城外野屋》第二首的末一韵。衣被齐全，生活方面已够满足，没有更高的要求了。可这“一笑”，却变得越来越勉强。
一九三八年年底，汉奸汪精卫等公然出逃，叛国投敌。国民党当局却不立即声讨，政界军界中各种小道消息飞短流长。父亲在旧历除夕作了首七律，尾联是：“午夜角声思战士，厌听窃窃说和戎。”川军当年出三峡开赴抗战前线，那赳赳桓桓的场面，下江人都见过的；谁知进了四川，莫说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了，看见的尽是用麻绳拴成串的，精瘦的会让一阵风给吹跑了的壮丁。物价是哪天涨起的，也说不清了；开始还是悄悄地，一成两成地涨；成倍地撒野往上翻，是一年以后的事，可已经有这里那里闹抢米的风声了。一九三九年就这样杂乱无章地过去了。孔庙里的武大照常上课，父亲仍旧去宣讲文言课文，抱回来一叠又一叠批改不完的文言课卷。他又填了四首《浣溪沙》，后来朋友们凡看到的都说好，好在把那年初冬住在山麓野屋里的心绪，像一幅幅尺页似的都画了出来。其中有一联好像是直抒胸臆的：“章句年年销壮思，音书日日望遥青。”说自己年复一年，跟着那些笃旧君子在文言文里打圈子，快把想做些事业的志向都销蚀尽了。只巴望远隔群山的老朋友天天有航空信来，消解他积在心头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