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过去了，不是轻轻地踅过去的。父亲怕我忘记，那年秋天牵着我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叫我记住惨案就发生在这里。还在捕房对面的水泥墙上，寻找当时留下的比我的食指还粗的弹孔。《公理日报》是被迫夭折了，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并不就此眼睁睁在一旁瞅着，他们都自觉地站在了恰当的岗位上，做这个时代需要他们做的事。十来个苏州同乡，我只记得丁晓先、王芝九两位先生了，跟我父亲商量出版一种鼓吹故乡改革的《苏州评论》。评论的对象，势所必然，得聚焦于少数把持乡里的绅士们的身上。创刊号于一月十五日出版，稿子和本钱都是大家凑起来的。通讯处又是我们家：上海香山路仁余里廿八号，并明文宣布欢迎来稿，欢迎索阅，征求经济援助。发行条例十分特别，说“本刊……虽在封面刊有定价，但实际并不注意此项收入……只消通知本刊通讯处，略附邮费，便可照寄……”绅士们身边的谋士可抓着把柄了，他们说天下哪有这样的贴本买卖，可不是受了广东方面的宣传津贴？还编得有眉有眼的，钱是谁谁领的，两千多块呢。谁谁不好意思独吞，分了点儿给几个摇笔杆子的同乡，印了这么一本白送也没人看的东西。我父亲听说气愤极了，在《苏州评论》第五、第六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对那些混淆是非的绅士，做了理正辞严的抨击。
我父亲为《苏州评论》写了发刊辞——《我们的意思》。他综合了各位朋友的想法，提醒读者不要再陶醉于那些自满的浮言。先民的创造已随着他们的盛年一同逝去，成为供人怀念的遗迹。只要看看市政的荒芜和公共设施的徒有其名，就可以了然骨子里的贫困和愁苦。可是那些掌握着一切权力的绅士还不让人们透一丝气，开一声口。勇敢地把这些见到的说出来，正因为对故乡不能忘情，愿意和在故乡的同志一起，努力使写在纸上的话成为现实。从创刊号起，我父亲还开始连载他特地写的新作《城中》。小说的主角青年丁雨生，回到故乡开办中学，引起了苏州绅士们的极大恐慌。他们造谣、窥探、诽谤、陷害、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丁雨生思想敏锐，一一应付自如，或化险为夷，或反唇相讥，但是直到结束，仍让读者为他的安危留下了悬念。
《新女性》杂志也在这时候胜利诞生。为了支持几位好朋友造商务的反，我父亲特地写了篇小说《在民间》，发表在《新女性》的创刊号上。商务有一种《妇女杂志》，已出版十年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罗家伦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无情的判词：“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在这个风口上，商务当局不得不改弦更张，把《东方杂志》的编辑章雪村先生调去当主编，章先生又把周建人先生拉了去。一九二二年年初，《妇女杂志》开始改革，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大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陡增五倍。一九二五年一月，章、周两位先生又推出《新性道德专号》，讨论性道德，普及性知识。这一下不得了，捅了封建卫道者的马蜂窝，北京《现代评论》首先发起猛烈攻击，反驳那些封建陈词的报刊也有好几家。笔墨官司打了半年多，雪村先生越打越来劲。商务当局却受不住压力了，八月底，把雪村先生调到国文部，和我父亲一同坐冷板凳。读者是有眼力的，《妇女杂志》的编辑方针一复旧，销数也仍旧落到一九二二年以前。朋友们都为雪村先生抱不平，愈之先生出主意：不妨另办一个妇女杂志，跟商务唱对台戏。雪村先生生就不服输的脾气，说干就干。他把还没退掉的稿子理了理，已经约定的稿子催了催，再约了几篇较有把握的，前后花了三个来月，等于汇集三期的精华于一期。“真假李逵”是唱不得的，不如就叫《新女性》，突出个“新”字。出版单位就用新女性社的名义，征得了吴觉农先生的同意，请他出面当主编，通讯处也暂时虚设在他家里。创刊号一亮相，博得了社会上一片叫好。商务当局知道是谁找上门来了，请雪村先生另行高就。他们可没想到这一念之错，在出版界中又添了个新的竞争对手。
我父亲的《在民间》发表在《新女性》创刊号上，可以说“得其所哉”。小说写“五卅”运动中，两位女知识分子头一回去到工厂区，向女工们进行宣传教育的故事。她们俩同乘一辆黄包车，从面容的描写看，靠左边姓姜的那位，原型是我母亲；靠右边姓庞的一位，原型是杨之华阿姨。为什么我会如此肯定呢？要是我母亲没有去，还有谁会把这个故事的原型说给我父亲听呢？而姓庞的是“齐耳的短发”，“五卅”那时，直到北伐，妇女剪短发的还极少，母亲的朋友中间也只有杨之华阿姨一位。一九六一年，父亲写了首七绝《赠杨之华》，开头一句就是“短发春江意激扬”，三十六年前的印象还在目前，可见写小说时抓住的形象特点没有错。性格上的特点也抓住了，都是头一回去到民间，头一回与工人群众见面，两人所得到的印象却并不相同。可是看了女工朱家姐妹俩的待人处事，两人都觉得自己不能跟她们比，还得虚心向她们学。演讲没能按计划进行，正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弱点：自以为怀着一片好心，却没有摸清群众当前的迫切需要到底是什么。失败不要紧，有了这第一回，以后第二回、第三回会逐渐改进的。我想，母亲把这段新鲜的经历讲给我父亲听的当时，应该会得到这样的鼓励。
雪村先生被商务辞退，他并不懊丧，因为正好借此顺理成章，来实现他久已藏在心间的志愿，自立门户创建一家书店。《新女性》一炮打响，他增强了自信，一连出版了好几种《妇女问题研究丛书》。他那宝山里六十号三开间的寓所，下层堆满了书，十多年来的积蓄和商务的退职金全压在里面了。他写信给在商务沈阳分店当会计的老二雪山先生，叫他自动辞职，带了所有的存款和退职金回到上海，两人办起了兄弟书店，但是资金的周转依旧困难重重。朋友劝他们兄弟俩不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既便于跟金融界打交道，更便于吸收朋友们小额投资的支持。鼓点于是打起了“急急风”。店名经过商量，叫开明书店，意思是店铺虽小，却非顽固不化之辈。招牌也做得了。就在福州路中华书局斜对门的一个拐角上，租了个三角形的店面，经过装修，在七月里开张。陈列的出版物虽然既不大又不厚，内容和装帧却自有一股欣欣向上的朝气。
这年五月，中国济难会的两位先生来看我父亲，委托我父亲编济难会的宣传刊物——《光明》半月刊。我父亲知道济难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就一口答应了。两位走后，他立刻给朋友们写信约稿。在给孙伏园先生的信上，他对济难会做了这样的说明：“该会新经决定，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带任何党派色彩，唯自人道主义为立足点，援助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完成一种社会上缺少的慈善事业。”还特地关照：“《光明》立论，即据此议。”“解放运动之被难者”，指被反动军阀公开或秘密逮捕及杀害的无数“革命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赤色分子”。“社会上缺少的慈善事业”，指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烈士的遗族未受到抚恤和养育。“唯自人道主义的立足点”，等于说不用刺激性的语言，以利于济难运动的推进。这条“人道主义”的杠杠最难把握，自民国以来，哪位作者没有师生友好做了军阀屠刀下的枉死鬼的。我父亲就按捺不下这口气，总想曲里拐弯开销他几句。
《光明》半月刊第一期于六月五日出版，据雁冰先生说，就被反动当局指为“赤化……有特殊作用”。大概他们翻开目录，一看篇目和作者，就下定了这样的结论。我父亲在《编辑余言》中有一段说：“……一个具有良心的人，在这个时代该抱什么态度呢？具有良心的人的核心是‘爱’，是‘广大的爱’……唯其如此，具有良心的人又有‘恨’，有‘深切的恨’。他恨那些破坏了人间之爱的，他恨那些不自爱的又不爱人的。徒然恨又有什么用呢？因而要作种种努力……用来消释心头之恨。这个恨到什么时候才消失呢？杀尽了那些可恨的东西之后吧。不是的，要到他们也能完成了人间之爱，也能自爱而又爱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到他们恢复了丧失的良心，回归到具有良心的人的队伍里来的时候……”请允许我这个八十五岁的儿子，给父亲在三十二岁上写的文章批上批语：“有点儿绕笔头，这层意思不能写进《光明》的编辑后记。”我和父亲都是编辑，谁都不会倚老卖老。我相信我的意见没有错。《光明》半月刊只出了六期就停了，听说是杨贤江先生的主意。
一九二六年，主要就说这些。还有两件事似乎得交代一下。第一件是八月廿七，我的弟弟诞生，是个小胖子，挺精神。不知怎么的，母亲在怀着他的日子里经常呕吐。有一回挺好的去看电影，被坐在前面的外国人吸的雪茄一熏，立即用大手帕按在嘴上冲出了场子。产后躺在床上的日子多，不怎么思饮食，说是犯了胃病。
第二件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夏丏尊先生和我父亲大概是这一年才见面的。虽然陈望道、朱自清、章雪村三位先生早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可是以前夏先生很少到上海，一九二六年接触却特别多。为了创建开明书店，为了创建立达学园，两位老人家都有机会碰头。到底第一回见面是哪一天，那时的日记两位都没留下来，无从查起。倒是在鲁迅先生八月三十的日记上记着：“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薰宇、刘叔琴及三弟。”在这之前，夏先生和我父亲一定已经见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