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发生时，我才过七周岁，许多见闻，至今谈起来还感到兴奋。那些日子，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呼吸到强烈的爱国反帝的空气，使我觉得这场运动也有我的一份。每天上学和回家，我得走宝山路，打商务的门前经过。那儿沸沸扬扬，路边经常围着一圈一圈的人在听演讲。墙上贴满标语和漫画。漫画有写实的，如日本工头挥着大棒打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向演讲的学生开枪；有象征性的，如一只老鹰在啄人，老鹰身上插着米字旗，一只穿高齿木屐的大脚踩在工人身上。到处可以遇见扛着粗毛竹筒募捐的小分队，有的竹筒就用铁链锁在电线杆上。捐款是为了支持工人罢工。每天早上，我把母亲给的一把铜子儿扔进竹筒，听到一阵铿锵，好像完成了一件莫大的任务。那些日子母亲下午经常出门，我知道她是跟朋友们一起去到很远的地方，把竹筒里捐来的钱分发给罢工工人的。
再往东走，向南拐个弯就是宝兴西里，郑振铎先生住在九号。那些天铁栏杆和铁栅门上趴满了报童，闹嚷嚷的像蜜蜂闹分房似的。一会儿，一叠又一叠的报纸从报童头上递出来了。报童们分着了报纸就分头开跑。“《公理日报》，刚刚出版！”“《公理日报》，一只铜板！”好像满街都是他们的叫卖声。我羡慕极了。我知道租界上是不准卖《公理日报》的，谁要是带着一张跨过北火车站的铁栅栏，就可能被英国巡捕抓去蹲西牢。所以有些报童喊得特欢，直向北火车站跑；我真想跟着他们跑一趟，看看铁栅栏那一边的英国巡捕和水兵听着我们嚷嚷干瞪眼。我那时就知道，父亲常常整夜不回家，就是在郑先生家，跟商务的一些同事编《公理日报》。但是报纸上说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受市民欢迎，不是我这个七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
直到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和弟弟至诚收集整理父亲的散文，有位热心的朋友给我们弄来了一份珍贵的复印件，几乎无缺的《公理日报》，从那年六月二日创刊，到廿四日停刊。报头的四个大字报名一望而知是我父亲写的，下面排一行小字：“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所谓学术团体，文学研究会也是一个。开头十一个，后来增加到十二个。沈雁冰先生在回忆录中说，实际的编辑工作落在商务编辑所的文学研究会会员身上，这话是不错的。最核心的人物是郑振铎和胡愈之两位先生。十一二个团体，政治倾向不可能完全一致，六月二日创刊号的宣言还非常激烈，说出了市民要说的而上海各种大报不敢说的话。如对英国提出的六条要求中，第一条“收回全国英租界”，第四条“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一律抵偿生命”。六月七日，代表上海各界的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中没有这两条。《公理日报》立即发表社论呼吁：《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
《公理日报》采取了读者办报的群众路线，想方设法鼓励读者供稿。有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专栏，叫作《社会裁判所》，缘起两条，可能是愈之先生的手笔，写得十分别致。一条是：“我们为整齐步调，惩戒与人异趋的奸细起见，特辟这一栏。裁判官是全体同胞。读者诸君如有所闻见，希望提笔一判，寄给我们，在这里宣布。”另一条是：“但是被裁判的罪人有自己申辩的权利。在这里被提及的，如其不服裁判，尽可来函剖白。只要他有坚强的证据，正当的理由，我们很愿意给他平反。”六月初，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赶回上海，声称他是来做“调人”的，劝说双方不要各走极端。我父亲就用笔名“秉丞”在《社会裁判所》中发表短文说：虞洽卿竟然要在我们和英国的交涉中间充当“调人”，不知他的国籍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极端，言外之意要我们退让几百步。他的罪不可掩，请问大家要不要他当“调人”。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六月六日刊出的，七日的《公理日报》上有条消息，说有人在虞洽卿家后门口扔了个炸弹，没有伤人，显然是警告性的。可能是凑巧，跟我父亲的短文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可以看出，《公理日报》确实表达了大多数市民的愤慨。
《公理日报》的本钱说是由各参加的单位负责，其实参加的单位也大多没钱，结果是参加工作的朋友临时凑集。售价一只铜板只合半分钱多一点儿，批给报童大概只收三厘半，跟纸张和印刷费相差太远，没有广告收入作补贴，眼看快没法支持了。于是又采取读者办报的方法，刊登启事，请求各界捐助。捐助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目逐日发表，每隔几天把收支账目在报上向读者说明。捐助的人不少，大多一元两元；也有几笔上百元的，却不愿公布真实姓名；公开账目更增强了读者的信任。账面上清清楚楚，每一期的纸张印刷费八十余元，发行收入仅三十余元，经费问题就成了致命伤。没料到印刷也出了问题，《公理日报》在租界上是无法印的；在闸北区，每天能印两万份报的工厂只两三家；只有一家愿意冒险承印，后来连这一家也受不住官方的压力了。六月廿四，《公理日报》在停刊宣言上向读者说明了这两点，接着又说：“此外尚有几种别的关系，但不大重要，这里不必絮说。”我猜想“不必”其实是“不便”，参加“对外联合会”的十来个“学术团体”，政治态度本来不完全一致，哪能不磕磕碰碰的呢！一九六四年秋天，我跟父亲去福建参观，在福州，有位先生来探望我父亲。他走后，父亲对我说：“这位先生是商务的朋友，从前是国家主义派，一同编过《公理日报》。我在一篇文章里用了一句‘打倒帝国主义’。这位先生说这句共产党的口号，《公理日报》不该用，两个人还吵过几句。”我立刻想起，父亲在《英文教授》里，曾把这件事装在了教授董无垢身上。父亲说没有这回事，回北京后我翻出小说让父亲看了，他才承认自己记性差。为了刻画这位哲学博士的风华正茂，假借的事实何止这一件。
在看到《公理日报》的复印件之前，我以为父亲为“五卅”，只写过一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这篇散文发表之后，就成了国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写的都是真情实感，时间的跨度才一个来小时，有点儿意识流的味道。一口气念下去，当景洽情，很容易“进入状态”，尤其在惨案发生以后的那些天读。印进课本以后就差一点儿了，老师先得让同学们弄明白“五卅”是怎么回事，再一句一句讲解，劲儿就松了，有些句子还不大容易讲明白。常常有老师写信来问：那三个影子是代表哪个阶级？我父亲只好老实回答：“我那时还没有学阶级分析。说的是我所厌恶的三种人：站在一边旁观的人，袖手讥嘲的人，不敢斗争的人。”可是实际上，破坏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首先是买办资产阶级。写《虞洽卿是调人》的时候，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看出来了。虽然并不算晚，但是已经晚了，已经不能用这个恶魔去替换那三个影子了。《公理日报》催迫那些资力深厚的大报，说不能只刊登些貌似客观的消息，要他们赶快站出来说中国人在此时此刻应该说的话：揭露银行界不但不公开宣告予敌人以经济制裁，反而在暗中接济敌人，帮助敌人渡过金融难关。还适时澄清了一些模糊看法。如支持罢工并非救济，爱国反帝不是排外。有些短文虽然署我父亲的笔名，我相信，意思都是大家商量过的。我还相信，父亲在这场跟朋友们一同参与的战斗中，精神上和认识上的收获，都是无从估算的。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虽然由于权势者的出卖，以妥协而告终。这三个来月的斗争，也使革命队伍得到了扩大和磨炼，为上海的三次工人起义积聚了力量，做好了组织准备。反动军阀并非毫无察觉，奉直大军相继南下。宝山路上经常有执法队来往巡逻，手捧大令，背负明晃晃的大刀，说抓到“革命党”立刻就地正法。大家也见惯不怪，不理不睬。
有一天放学回家，宝山路上冷冷清清，有些儿不大对头。记起母亲吃过午饭就匆匆出去，只交代了一句：去青云路空场上开市民大会。我才到家，父亲就赶回来了，急匆匆地问：“你母亲呢？”也不等我开口，冲上楼去看了一眼就下来了，才冲出门，又回头交代了一声：“母亲回来了，叫她别再出去。”过了一会儿，母亲倒回来了。我告诉她：“父亲在着急呢！”母亲说：“怎么能不着急！北兵放起枪来了，不知又打死了多少人。我听得枪声，急忙跳下台，有个人把我拉进青云里的一家人家，叫我装作客人。幸亏没挨家挨户搜查。听说空场的人散尽了，我才绕了个圈子回家。”于是被等的人成了我的父亲，直等到半夜里他才回来。他在外边打听到我母亲没有事，就在朋友家里趁热写了篇报道，题目是《“同胞”的枪弹》。这个“同胞”加上了引号，不仅指出这次惨案跟“五卅”不同，还提醒人们可得加强警惕，向民众放枪的，正是打着“维持秩序”的幌子，排着队开进会场来的“同胞”。父亲赶到《时事新报》印刷厂，想用抽换稿件的办法，赶在明天出版的《文学周报》上刊出，让读者一清早就能看到。没料到这一期的“周报”已经提前印得，父亲的想法落了空。这时候他才想起，家里还有人在替他着急。那一天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