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里的老百姓来说，中国这四十年来，变化最大、最快的东西之一，就是家里的炉具。炉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假若倒回到四十年以前，生活对今天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要是再过十年、二十年，许多人可能不会知道，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们当年是如何操持着这每日三餐的。
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在这不经意之间，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断掉了它们的历史轨迹。
一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城市里老百姓做饭，大多是烧煤。
60年代中期，我的家还在陕西西安。
那时，我们家住在西安郊区的韩森寨，是西北光学仪器厂的宿舍，一个典型的职工宿舍楼。两三家共用一间厨房，每家一个灶台，灶旁有一个北方常用的风箱。每天做饭时，都要拉风箱以助火力。
常常是大人在做饭，我们小孩子就坐个小板凳在旁边帮着拉风箱，很是好玩。不需要大火了，大人们就会说，“别拉了，去玩吧！”
拉风箱，是我儿时对做饭最深刻的印象。
1965年，因为支援“三线建设”，父母工作调动，从大西北来到了大西南——贵州省贵阳市。那时，我九岁。风箱也从北方带到了南方。
南方和北方，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是有很大区别的。到了贵阳一看，除了两间主屋，没有厨房，风箱没有用，老百姓家也不用风箱。
到贵阳前，母亲还专门从她的老家北京带了一个铁皮制成的“北京炉”。因为没有厨房，“北京炉”只能放在屋前一个比较宽的屋檐下，平时烧开水用。一天三餐在机关食堂解决。
可到了冬天，严重的问题来了，取暖是个很头疼的事情。在北方，冬天城市里有暖气，而南方没有。
贵阳地处云贵高原，冬天冷得出奇。除了雨雪，还有一种特有的气候状况——冻雨。这种冻雨既非雪，也非雨，在半空中是雨，降到地面时就是冰，而且越下越厚，慢慢结成很厚的冰层，贵州的老百姓把它称之为“下凝”。加上贵州的湿度较大，冷得沁骨，别看冬天最低气温只到零下四五度，但是，但体感比北方的零下十几度还冷，从北方来这里的人，都很不适应。
从北京带来的“北京炉”，基本上派不上用场。这种炉子没有安放烟筒的地方，只有一个拔火筒，所以，只好先把它在院子里烧旺了，再抬进屋里来暖和一下，添煤时又抬出去……进进出出，直到晚上临睡之前抬出去。就这样，勉强度过了到贵阳的第一个冬天。那年冬天，两个弟弟手和脚都生了冻疮。
二
春天来了，最难熬的冬天终于离去了。
“北京炉”经不住贵阳的潮湿，春天还没过完，炉身的铁皮就全部生锈坏掉了。
家里买了一个当时贵阳市民普遍使用的泥巴炉子。这种黄泥烧成的土炉子外形像个鼓，四十多厘米高，炉膛里放个铸铁的炉桥，下面有个出灰口，烧煤球或者煤巴。家中没有厨房和灶台的人家，用的都是这种炉子。
这种炉子不大好封火，所以要经常生火。先把废纸点燃作引子，然后放入细柴火，再放粗的柴棍，最后再扔进煤球，前后起码二十来分钟，才能烧起来做饭炒菜。一到谁家生火，满院子都是烟雾缭绕。
早上、中午和晚上都要封火，把煤面和成稀泥状，往炉口上一盖，用火钳在中间插个眼，能维持几个小时，用时再撬开。这种炉子火不大，煮个饭炒个菜很慢很烦人，尤其是煤球质量不好时，经常吃夹生饭。晚饭还好办，慢点就晚些吃，可中午不行，常常是饭菜刚做好，就快到下午上班、上学的时间了。好在那时院子里有的人家烧的是土灶，火很旺，弄不过来了就到邻居家灶上去炒菜。
三
秋去冬又来。第二年的初冬，家里赶紧买了一个可以安装烟筒的铁炉子。这也是当地百姓家里冬天普通用来取暖兼做饭的炉具。
这种铁炉子是铸铁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构成。上面的炉面有四十多厘米宽，有大、小两个炉圈和一个炉盖。中间部分是炉膛，有个出灰口和可拉动的小门。下面是有四个腿的炉底盘。烟筒接口前还有一个手动的小风门，可调节出风的大小。
用黄泥、麻绳、铁沙、盐等材料和成泥团，搪好炉膛，放几天干透，天气一冷，装上烟筒，就可以烧了。冬天，烧这种铁炉子一般都是用煤块——经烧，火大。
这种铁炉子给家里带来了冬天里的温暖。火烧得最旺的时候，连上面的炉盖都被烧得通红，炉子上的水壶，不停地冒着腾腾的热气，整个屋里充满了暖意。铁炉子上面可以烤一些花生、瓜子、馒头片什么的，冬夜里，一家人围坐在炉子周围，让人感觉到家的温馨。
冬天，烧铁炉子，烧的是原煤的煤块，所以，一入冬，城市里大街小巷里就会出现一个景象——家家户户往家里抬煤块。那时，条件好些的单位，都会分煤，每人每年分几千斤或者一吨，也算是一种福利。车一到，哗啦啦往你家院门或楼前一倒，剩下的就是你自己往家里搬了。所以那时你给单位领导说，今天我家分煤，肯定会放你半天假。
每到这个时候，同学、同事、邻居都会互相帮忙，拿着箩筐扁担、杠子，一趟趟往各家煤棚抬，没有煤棚的，就堆在院子里自家的门前窗下，煤分完了、搬完了，这一年的一件大事就算办完了，冬天不用愁了。
铁炉子从头年初冬到第二年开春，大概要烧四五个月。这段时间做饭、取暖都是铁炉子当家。因为铁炉子好封火，一天到晚都是烧着的，所以屋里比用暖气还热和，加上铁炉子很容易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因此很受老百姓的欢迎。直到现在，即使有了电暖炉什么的，一些老年人还是很怀念那时的铁炉子，还偷偷地烧这种铁炉子。
四
烧铁炉子也好，烧灶也好，都要和煤打交道，这都是每个家庭里男人的事情。冬天里，男人的任务是敲煤块；天暖了，男人的任务就是做煤球，打煤巴。
那时还没有什么双休日，只有星期天一天休息。女主人主要是洗衣服，男主人这一天的主要家务活就是把大块的原煤敲成小块。冬季的周日，你能看见各家的男人提着锤子、拿着小铁钳，戴着帆布手套，蹲在自家的煤堆前，敲打着煤块。一般要敲出一周用的煤块，住楼上的，还要把煤块一点点地提到自己家里。
敲煤块的时节过去了，周日男人们又要开始捏煤球，打煤巴了：把煤面集中起来，找好黄泥，搅拌一通，就开始坐在院子里捏煤球，做好后一个个、一排排地晒在院子里、窗台上。有的嫌做煤球太费事，就找来破搪瓷盆，填满和好的煤泥，压实打紧，然后翻过来往地上一扣，就成了一个大煤巴，晾干了以后，用时再敲成块。
准备生火做饭时用的引火柴，也是家里男人们要做的事情。那时的民用煤，质量不好，再加上封火没封好（要么过了，要么封死了），重新生火是每个家庭常有的事情。于是，家里预备些引火柴，是必须的。男主人没事的时候，弄点破木板、烂木方，连锯带砍，总要弄好一堆引火柴。懒得砍柴的，就要花钱买一些。那时，一些农民在山上砍一些小杂树，劈好后用草绳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两分钱三分钱一把，挑到城里来卖。时常会听到“卖引火柴”的吆喝声，图省事的，就赶紧买上个二三十把。
五
到了80年代初，城市里兴起了较大规模的住房改造，就是各个单位自己修建职工宿舍，政府也修建了一批公房，居民家中的灶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那时修建的居民楼，都有一个共同点，除了公用的垃圾道，还有一个公用的烟道。每家每户，厨房里都留有一个烟道口，那是专门用来打灶用的，也就是说，虽然住进了楼房，城市里居民还是在用灶。但住进了新楼房，灶台肯定要有新样子了，再不能像以前住院子里时的土泥巴灶了。
新灶台贴上了瓷砖，炉盖改成了一套三的灶用炉盖，出灰口配上了专门防灰的灰箱，钩火时再也不会弄得满屋是灰土，灰箱装满了一拉出来，就可以直接端到楼梯口的垃圾桶倒掉。
许多人家还在灶口旁边安置了热水池，利用炉膛的余热，洗脸，洗碗，洗菜。
灶打得好的，很好用；灶打得不好的，就不好用，火总是旺不起来。有的是烟道找错了，有的是烟道被堵了，又得重新改道。
六
到了90年代初，城市居民慢慢用上了液化气。贵阳居民用上液化气，比北京晚了十多年。1975年我高中毕业，到北京看望我姥姥，姥姥家用液化气已经有几年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液化气灶。只是那时的液化气灶还没有电子打火，每次做饭前要先拧开气罐的阀门，再划燃火柴去点火。
那时，液化气还不是想用就用，要单位集体办理。每家一个本，每月只供一罐气，想要多用，就得多花钱买，但这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家里的灶可以拆掉了，不用再敲煤块、打煤巴、搓煤球了，也不用倒炉灰了，家里一下子干净了许多，城市的生活垃圾一下子少了很多。
液化气干净、快速、方便，但也还是有些麻烦的。首先是换煤气罐。那时城市里绝大多数居民楼还没有电梯，煤气公司也没有工人送气罐，换气都是自己找车到营业点去换，或者自己骑个自行车去驮回来。住在高楼层的，就得自己扛着上下。家里只有老人的，就更麻烦些。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气。液化气罐的余量有多少是看不见的，有时刚到当月下旬，气就没了，然后又抱着气罐左摇右晃，勉强做完一顿饭。有时摇了半天也没气，饭就做不成了。
七
直到城市居民用上了管道煤气、天然气，人们才真正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2000年左右，城市里的煤气、天然气管道逐渐接入了居民家中。虽然都是烧气，但不用再扛煤气罐了，也不用再担心突然没气的状况发生。
家家户户的厨房更加干净整洁了，电饭锅、电磁炉、微波炉、消毒柜、电冰箱等现代家电大量使用，城市居民的“厨房革命”基本成功。
城市居民的炉具变化，基本上是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今天，人们再也不用为生火做饭、一日三餐烦恼了。炉具的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
据说，许多人感觉还是最早用柴火灶做的饭和炒的菜好吃。四川有些农家乐，现在专门用木柴煮饭、炒菜，吃过的顾客感觉味道确实不一样，老板以此为特色招牌，许多吃客慕名前往，生意很火。但是，城市里的居民再用柴火灶来做饭，是绝不可能了。
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前进中有倒退，在今天怀念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