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这个词，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除非他们的父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经历。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文革”中的又一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全国近两千万的青年学生奔向了“广阔天地”。
60年代之前出生的城市青年学生，大多都有过知青这段人生经历。和许多“老三届”知青相比，我的知青经历不值一提，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个差一点就完全改变了人生方向的拐点。
一
1975年，高中毕业，我面临人生第一个路口——下乡当知青。
我的大姐就是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高潮中“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那年，大姐刚刚高中毕业。整个一届的学生，以插队落户的方式，下到了贵州与湖南交界的岑巩县。同校的十几个学生为“一家”，和当地的农民同工同酬挣工分。
按照当时的政策，除了独生子女家庭，其他多子女家庭只能留下一个，其他的子女统统下乡。那个年代，独生子女家庭极少，大多都是多子女，少则两个，多到七八个。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五个孩子。
那时大姐已经下乡插队，二姐已经到工厂当青工，两个弟弟还在学校读书，所以除了下乡当知青，我别无选择。
当时的知青下乡，除了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村，还有其他几种方式：一种是一个中学找一个公社，几十个学生为一个知青队，集体劳动和生活，大家可以互相帮助，有人专门负责做饭。这种方式虽然也是直接下到农村落户，但比一个或几个学生被单独分到农村要好得多。另一种方式就是知青农场，在一个单位或系统自己的农场设立知青队，把本单位或本系统的适龄下乡学生集中起来，下到农场，户口随迁。单位派出干部作为知青带队领导，并不时送些粮油衣被、劳动工具之类的物资，农活也远不像插队知青那么艰苦。
1975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已经“解放”出来，重新安排了工作。父亲在省人民出版社，单位的知青点条件不好。母亲在市委政法办，政法系统在当时的市公安局农场设置了一个知青点，1974年已经下去了一批知青。
这个名叫“三江农场”的知青点，距离贵阳市区大概有二十多公里，最初是50年代“右派”劳动改造的场所，当地人简称为“猫儿坝”。后来我当了警察，在局里的旧档案里看到当年的有关材料，才知道那个年代里，在百姓中流传过一句话：“猫儿坝，猫儿坝，人人提起都害怕。”当年许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被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60年代初期，农场的一部分又被划出来变成了市委党校，“文革”当中，又变成了“五七干校”，被打倒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难忘的岁月。我父母“文革”中都在这里“改造”过，我曾经来过几次，对农场大概有些了解。在我们知青队建立之前，三江农场除了农工（实际上是原地的农民）之外，主要是市公安局管理下关押“强劳”人员的场所。
这个“三江农场”由于建立时间较长，有相对完善的管理机构，有山林、牧场、果园、茶园、稻田、菜园、鱼塘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加上已经有了一批“老知青”，所以父母决定，就让我到农场当知青，说随时听候组织通知，年底前肯定下去。
说实话，对于当知青，我一点都不惧怕，反而十分向往。原因之一，是一本小说。大概是小学还是初中时，一天在邻居李阿姨家看到了一本书，没有封面，前面已经被撕掉了十多页，描述的是50年代知识青年到云南西双版纳种植橡胶、开垦土地、建设祖国边疆的事情。从书里，知道了云南有一颗“祖国的绿色宝石”，叫作西双版纳，那里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有着无数的宝藏，还有那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和火热的战斗生活。在那个充满幻想的年龄，书里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西双版纳成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国”。后来才知道，这本小说是《边疆晓歌》。
为了更了解这颗“绿色宝石”，我找来了分省地图，看看它到底在哪里；找来了能找到的各种画报，看看它到底是如何的美丽。总之，去这样的地方“为祖国做贡献”已经成为一个“革命青少年”的具体“理想”。
另一个原因，是对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现状的不满。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干部家庭的子女，从小受的就是党的教育，认为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到农村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等思想可以说已经浸入到我们这类人的血液之中。而后来看到许多干部子女下去不久就纷纷调回城里工作，心里十分厌恶，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上山下乡干革命”，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人。那时就下定了决心，一旦自己下去，一定要干一辈子，决不当逃兵！这是当时真实的想法，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停地读书（尽管那时没什么好书），努力为日后“革命”打好基础，做好准备。我玩石锁，玩哑铃，拉单杠，一口气可以引体向上三十多次；冬天，练完哑铃后在院子里顶着严寒对着自来水笼头冲冷水浴；俯卧撑可以一口气做三四十个；我到湖里、河里游泳，从夏天一直坚持到初冬。那时，个子虽然不高，但胸围达到了105厘米，大臂围有40厘米，腰围只有60厘米，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强壮无比。
高中刚刚毕业，我悄悄地给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知青办写了一封自荐信，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希望能够被接收。但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奔赴云南的希望破灭了。等待这边农场的通知还有一段时间，母亲说，趁这段时间，你去北京看看你姥姥吧。
二
姥姥我是必须去看的。
我姥姥是八旗后裔，是老北京里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生中先后生育了十个孩子。第一个男孩夭折了，我母亲就成了九个孩子中的老大，我是姥姥带的第一个孙子（虽然是外孙）。那时，我们家四个孩子，出生年份相隔很近，父母根本照顾不过来，就把我从西安送到北京给姥姥照看，一直到我上学前才又接回西安。所以，从小除了父母，我和姥姥最亲。
我约上高中同班两个在北京也有亲戚的同学，踏上了北去的火车。
在北京的时间，除了陪姥姥遛弯，帮姥姥换煤气罐、做家务，我们几个同学也在北京疯玩了一阵。市里的故宫、天坛、动物园，郊区的八达岭、十三陵、香山、卢沟桥等，只要能去的，就一定去，想着当了知青以后，这辈子就再没这样的机会了。
一个多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程的列车。而就在这次回家的列车上，到云南“干一辈子革命”的希望再次出现了。
火车上，邻座一个纯正的老北京口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起身一看，一群青年人围着一个男青年，在听他说着什么。这个男青年剪个小平头，戴副眼镜，看起来很有知识、很干练的样子。
仔细一听，是“眼镜”正在给他们说书，说的是当时在民间秘密流传的《梅花党》《一双绣花鞋》。听他们交谈议论，大概知道这是一帮北京知青，看样子，“眼镜”是他们中间的核心人物。
后来，又听他们在一起谈论什么到缅甸参加“缅共”，还有关于北京的政治传闻，这更加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火车进入贵州境内后，我鼓足勇气，和“眼镜”搭起话来。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从北京下到云南的知青，而且就在西双版纳！这次，他们是回京探亲后返回云南。
一听“眼镜”说起西双版纳，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眼前再次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我立刻向“眼镜”提到了自己很希望到西双版纳当知青的想法。
“眼镜”一下子十分惊诧。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和想法后，笑着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小伙子，不错嘛！”
或许是听说我的姥姥、姥爷一家都是老北京的缘故，或许是被我的真诚所感动，“眼镜”很认真地给我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和他们知青的状况，说实际情况并不是小说里描述的那么美好，而且还十分艰苦。“眼镜”说完后，特别提醒说，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能一时冲动。
在“眼镜”他们这些已经有了许多人生经历的人眼里，我毕竟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虽然我小不了他们几岁。
但是，那里的现状和困难并没有让我产生丝毫的怯意，相反，新的讯息让我更加向往那里。我再次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火车临近贵阳，“眼镜”起身走到我的座位前：“小伙子，试着努力一下吧！”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留下了联系地址和姓名：张维新，云南西双版纳，黎明农场，水利大队六中队司务长。另一行：黎明农场党委书记，曹宗元。
我十分感激“眼镜”，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会在西双版纳见到他们。
到云南去，到祖国的边疆去，到西双版纳去！我的理想和希望再次燃起。
三
回到贵阳，我立即开始行动。
我把这次北京之行的情况告诉了一个关系很好的同班同学，他也十分爱好看书，许多想法和我相同。他听说以后很激动，表示要和我一起去云南当知青，别无他想。
按照张维新大哥的地址，我连续给黎明农场曹宗元书记写了两封信过去。
很快，第一封回信来了。我很惊诧：信封上印着一排鲜红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五团”。我急切地撕开了信封。
回信只有一页纸，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肯定热情，但说明农场是国有企业，接收工人要有指标，今年无指标，故不能同意。正文下面盖有一枚公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团司令部群众来信来访专用章。
刚刚被点燃的希望，又被扑灭了。虽然遭到了挫折，我仍不死心，我马上又写了第三封信，再次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并表示不当工人，就当知青，干什么都行。信当天就寄了出去。
几天后，第二封回信来了。也是一页公用信笺，内容也短，但是，看到了希望。
回信写道：“你们立志到边疆干一辈子革命，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我们大力支持！但农场本身不能随便招人，请你们当地知青办与云南省农垦总局联系办理。”
我兴奋无比。这次回信虽然很短，但我看到了两点：一是没有完全拒绝；二是有“联系办理”的字样。如果只有“联系”二字，那就是客气话，“联系”后面还有“办理”二字，那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办理的！
看见事情有了眉目，我这才把自己的想法和云南的来函等情况全盘向父母托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父母很震惊，表示不同意。最主要是担心我年纪太小，又去那么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在父母眼里，我仍然是个孩子。
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陈述了诸多理由：我已经满十八岁，是成年人了；反正都要下去当知青，到云南也一样；我已经充分考虑好了，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我身体很结实，吃苦没问题；父母在干校那些年，都是我们自己在家生活，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去远点的地方，以后弟弟下去当知青可以近点……经过软磨硬泡，父母妥协了，最后达成协议：去得成就去，去不成就到三江农场当知青，不能有其他想法。
我和同学各自写好了充满激情和决心的申请书，准备到贵阳市知青办联系办理。
父母和当时市知青办的主任都是原来市委的干部，都互相熟悉。为了尽快有个结果，母亲亲自带我去了当时设在市里延安饭店的市知青办，找到了刘主任。
刘主任听完了情况，转身问母亲：“你们还真舍得让孩子去啊？”
听了母亲对这事的陈述，刘主任说：“真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就试着办一下吧，走不成，就安心在贵阳下乡！”
我们跟着具体办事的干部下了楼，他们对此也诧异和不解，看了相关材料和申请，说为了慎重，让我和同学回家，请父母在申请书上签名同意才能继续办理。
回到家里，我向父母说明了市知青办的要求，把申请书放到了桌上。
父母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我小心地等待着。
许多年后，当我自己也成了父亲，才真正体会到父母当时的心情。
签了字，等于是自己亲手剪断了孩子留在身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可能由此改变了孩子的一生。这对父母来说，确实压力巨大。而这种压力，刚满十八岁、从未踏入社会的我，是完全不能体会的。我心里只有“理想”，只有急切的盼望。
父亲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抽着烟。
母亲缓缓地拿起了钢笔，果断流利地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全家的主心骨，大事都是母亲作主。母亲签了，父亲也不会有异议的。
父亲灭掉了手中的烟蒂，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母亲拿起那页纸看了看，把申请书递给了我。
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眼里噙着泪水。
这是我自记事以来，第二次看见母亲流泪。第一次，是我大姐下乡插队，送别的时候。母亲是个很坚强的人，这种坚强似乎超过了父亲。“文革”中她和父亲一同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被迫扔下四个孩子在家，被关“黑屋”，被大会“批斗”……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时刻，我也从来没见到母亲流过一次泪。
我顿时感到肩负着从未有过的巨大责任——一定要好好干，绝不让父母担心！
四
第二天一早，我和同学赶到了市知青办，刘主任接待了我们，拿着我们父母签好字的申请书，看了许久。刘主任抬起头来，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已经和云南那边联系了，但我们贵阳市知青办是地市级单位，说了不算，要由我们省里的知青办与云南省农垦总局对等联系。”
看见我们一脸不解的样子，刘主任又说：“你们也不用急，市知青办已经和省知青办联系过了，材料我们马上会转过去，请他们帮助联系办理，过两天你们再过去看看。”
两天后，我们迫不及待地跑到了省知青办。
省知青办在南明河畔，现在的贵州省委大院内，当时是“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省知青办设在一幢独立的小楼里。此楼最早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师长修建的私人别墅，1949年刚刚完工，贵阳的新生政权就把此楼充公了。
这是一幢十分漂亮的小楼。加上地下车库共有三层，前后带花园，后面的大花园依山而建，还有一个很大的鱼池。主楼旁还建有锅炉房、警卫室、厨房。主楼里大概有八九个房间，有会议室，大、小卧室，小电影室，会客室等。楼梯和房门全是用的高级木料，门窗都是双层，十分隔音。这样的小楼，在今天也绝对是豪宅。因为那段时间常往那边跑，等待的时候就满楼满院子乱窜，看了个遍。
或许是市知青办的刘主任亲自联系的缘故，省知青办一个领导接待了我们。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我们的行为，然后答应马上就与云南方面联系，并叫我们耐心等待消息。
希望再一次被点燃。
在等待的几天当中，我度日如年。
在焦躁不安中等待了大约四五天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小别墅。而这次，情况却发生了逆转。
首先，没有见到那位领导，接待我们的干部说他开会去了。之后，这个人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不能发函联系。
我愤怒了，心想难道“开后门”去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当知青都不行吗？！
还不等我们发作出来，人家已经转身离去了。
我仍然不死心，连续几天天天去，但都是一个结果，领导见不到，不能发函。
最后一次去小楼，一位看起来是个具体负责人的领导终于接待了我们。这次是耐心说服，并再次说明，贵州省知青办从来没有办理过这种跨省的手续，不能破例，这是工作原则。
希望完全破灭了。
我们也不可能胡搅蛮缠，只能接受现实了。
我郑重地向这位领导提出，能否把有关的信件材料全部归还我们——因为这些信笺上面的不仅仅是一些文字，更是我们曾经的希望和理想，哪怕它现在已经消失了。
领导似乎早有准备，很爽快地把一叠材料交还给了我们。
材料里，除了我们的申请书等，我还看到了市知青办给省知青办的公函。在公函下半页的空白处，有两行用蓝色钢笔写的字。
第一行：同意发函联系。王书恒，75.10.7。
但是，这一行字被同样的笔迹给划掉了，连同“王书恒”三个字。
第二行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请二位同学来我处面谈。75.10.7。
同一天，同一个人，不同的意见。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位领导会突然改变了主意？我永远也无法弄清楚了，反正结果就是边陲之梦破灭了。
后来我想，促使这位领导改变主意的因素有许多，不论是什么原因，我都应当理解，也许，这就是命运。
我把所有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远在西双版纳，只见过一面的“知青大哥”张维新，希望日后有机会再见。但是，一直就没有回音。
一晃几十年，我与张维新再没见过面。我时常在想，他们那批知青的命运到底如何，张维新大哥过得怎样。或许他在恢复高考后考回了北京？或许留在云南走上了仕途？又或许，追随他们在火车上热烈议论的“缅共”，投身到了异国他乡？无论怎样，希望张大哥一切都好！
五
奔赴远方的梦破灭了，我第一次领略了什么是现实。
到三江农场知青队报到的通知下来了，我必须遵守当时与父母达成的约定。
1975年11月，迎着贵州特有的潮湿阴冷的寒风，和几十个青年一起，下到了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三江农场，开始了知青生活。
在知青队的日子，我始终没有忘掉那个已经破灭了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梦。我一直感觉，这只是临时的“下农场学农”，而不是我真正的“知青生活”。
我们住的是几十人一间的房间，睡的是稻草铺，吃的是苞谷饭，农场里所有农活，我们都干——插秧，薅秧，收割，打谷子；开荒，挖土，搞基建，抬毛石；种果树，种蔬菜，采茶叶；找牛粪，铲草皮，烧火土；上山砍豆架，下猪圈掏肥……反正农场里有的，我们都干过。当然，除了劳动中的苦和累，也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我们偷酒喝，下河游泳抓鱼，夜晚偷摘成熟的瓜果，冬天打农民家的狗吃狗肉，用省下的口粮到集市换猪肉解馋，和附近的知青打架斗殴……从冬天到春天，从夏天到秋天，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不论当时有多苦多累，我都觉得不算什么，总感觉不会有西双版纳那么苦，那才是我理想中知青生活的苦。所以，每天出工之后，我仍然坚持锻炼。
我找来了石锁，每天锻炼，坚持吊单杠。冬天夜里锻炼完后，拿着洗脸盆到小河边冲冷水浴，做俯卧撑。每当上山挖土开荒时，我挖得最快，挖得最多，还要帮我最好的朋友完成他的任务，但总感到不够苦，有用不完的力，总感到以后要干更苦的事。
一次，我们男知青被派去和“强劳”人员一起打房基，抬大块的毛石。“强劳”队里有一个外号“小山东”的，一身腱子肉，小平头，双腿十分粗壮，按现在的标准，绝对可以称为“健美先生”。干活当中，我们两边较起了劲。我自认为自己很可以，就紧跟着“小山东”干了起来，他抱多大的石块，我也抱多大的；他不停，我也不停。
最终，虽然败下阵来的是我，但“小山东”那善意的一笑，以及周围人佩服的眼光，还是使我感到一种很大的满足：我没丢脸，没给知青队丢脸！毕竟，“小山东”比我强壮太多，我那个年龄，各方面都嫩了些。这件事情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强的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农场和知青队里一片哭声。我们全都茫然了。
紧接着不久，农场召开党、团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帮”。我们再一次震惊和茫然。以那时我们的政治知识，这是最正常的反应。
从那时起，彷徨、怀疑、无助代替了狂热、理想和希望。我们那一代青年，大都如此。
深秋的一天，夕阳西下，农场里的大喇叭里突然传出了一曲歌：“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这歌声，这旋律，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陌生。说它熟悉，是早在十多年前，还在大西北西安的时候，每次跟大人到厂里的俱乐部看电影，开演前都要听到这首歌，那时候虽然才六七岁，不懂事，但这旋律却深深地烙在了童年的记忆中；说它陌生，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支歌。听着歌，看着天边的落日余晖，冷中带暖的秋风中，我忽然一阵莫名的感动，皮肤一阵阵过电似的发麻。我有一种直觉，我们面临的一切都要开始改变了。
1976年，我十九岁。
这一年年底，贵阳市公安机关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人民警察。经过文化考试、体检和政审，我和知青队的20个队友，穿上了上白下蓝的警服，结束了两个年头、但只有一年时间的知青生活，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六
转眼之间，整整四十年过去了。
回想起我的知青生涯是那么的平淡无奇，不值一提。比起北大荒、红土地，比起陕北，比起那些边远极贫地区，我的知青生活既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艰辛无比，虽然我曾经也想和他们一样。我在知青群体里面至多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另类。
《中国知青部落》的作者郭小东说过：“这场发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知青运动，在此后的十年间，从狂飙突起到大规模的退潮，这个来去匆匆的历史事实，淹没在当代中国熙熙攘攘的政治运动中，它无论对于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或是对于每一位关注着中国现实政治，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外国专家们，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知青运动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曾经的知青对那场运动，以各种方式做出了不同的回忆、评判、怀念甚至是控诉。学者、专家也对这场运动做了多方面的研讨与探索。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无论是被定义为“失落的一代”，还是“思考的一代”，任何一个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这场运动给出自己的诠释，无所谓谁对谁错，因为这是每个亲历者真实的经历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