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认为，那些搞阴谋的人，因为心里有鬼，总显得底气不足。
南宋时期，金朝统治者几度发兵南下，准备消灭南宋王朝。主战派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奋勇抗金，金兵图谋几次都未得逞，被迫退回北方。然而，以宋高宗为代表的特权官僚集团，为保存苟安一隅的既得利益，不惜向金朝屈膝求和。金朝统治者则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把俘去的秦桧一家大小放回南宋。秦桧隐瞒真相，说是从金朝的虎口里逃出来的，得到了宋高宗的信任。宋高宗认为秦桧朴实过人，给他连连升官，几个月就由礼部尚书升任宰相。
公元1139年，秦桧代表宋高宗接受了金朝提出的和议的屈辱条件，南宋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但仅隔一年，金朝就背信弃义，又率领金兵大举南侵，结果被“岳家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金武装打得大败，抗金斗争的胜利使秦桧十分惊恐，竟在一天之内，用皇帝的名义连下12道金牌，勒令岳飞火速退兵。金兵并不善罢甘休，派人给秦桧送去书信说：“你们宋朝口口要求和，而岳飞却在策划恢复河北，进取中原。要想议和，必须杀死岳飞。”这样，岳飞力主抗战，便成了议和的障碍。
秦桧也深知不杀死岳飞，议和终会受阻，这样势必危及自身的利益。然而岳飞威名远播，要杀他必须找个借口。普通的过失、错误，不足以杀岳飞，必须捏造出岳飞“谋反”的罪名才行。于是秦桧便与张俊开始策划杀害岳飞的阴谋。
他们首先在岳飞的部下中去找能够出面证明岳飞“谋反”的人，用加官赏赐的办法，诱使出来作伪证，但是没有人答应。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找到了曾受岳飞责罚过的王贵。王贵起初认为自己有过失，受罚是应当的，不肯答应。秦桧又深入了解王贵家中的私事，抓辫要挟，逼王贵屈从。同时，他们又找了一个因告密起家，从战无功，得不到提拔而生有怨气的王俊。秦桧编造了张宪“谋反”的假故事情节，让王俊去投“首告状”，牵连到岳飞，尽管这状纸漏洞百出，但王俊一收到状纸，就把张宪逮捕起来。从张宪处得不到证据，又假造张宪的供状承认岳飞确实有谋反之实。宋高宗因本来就想除掉岳飞，对这些假状纸、假供词当然不会去追察其不实之处，立即下令逮捕岳飞。
岳飞被捕，震惊朝野。各军政大臣为岳飞鸣冤上书者很多，甚至连皇亲也愿以全家百口保释岳飞。韩世忠愤愤不平，忍不住亲自前去找秦桧，责问他凭什么证据说岳飞谋反。秦桧说：“岳飞的儿子岳云与张宪之间的事虽然不明，其事莫须有，说不定有，也许有，万一有，大概有。”韩世忠大怒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虽反复力争，但没有结果。而秦桧的夫人王氏却在背后极力唆使秦桧早日杀死岳飞，说“缚虎容易放虎难”，不果断行事就会危及自身。宋高宗为与金国议和，于是，不顾冤枉好人，下令处死岳飞、岳云和张宪。直到很久以后，换了皇帝，岳飞才得以平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阴谋家为了某种利益，决定要讨伐或加害对方时，但鉴于舆论与人心向背，则首先设计为对方加罪，使舆论认为对方被讨伐或受害是罪有应得。这样，对己方有激将之作用，激起同仇敌忾，在世人面前，则被认为此讨伐为兴师问罪，师出有名，以显得“得道多助”，使对方孤立无援。秦桧以“莫须有”之罪名加害岳飞，其歹毒用心昭然若揭。
阴谋家为一己之利所营造的政治阴谋损害的往往不仅仅是他的政治对手，他们损害的甚至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秦桧作为一个奸臣、民族败类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当人们在形容某某品质恶劣时常说“比秦桧还坏”，此时，秦桧已经成为这种奸险阴毒之人的符号了。
在岳飞的问题上，秦桧显然底气不足。用了“可能有”的罪名就将岳飞杀害，他面对不了质疑。为此，我们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光明磊落。当你坦荡荡的时候，你就底气十足。对于那些底气不足的人，自己就需要多注意。这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自信的话，那么心中一定有鬼。
成大事者认为，一个人注重自身修养的提升，注重自己的光明磊落，注重自己的道德，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实在的利益，而是为了让自己在社会中活得坦然坦荡。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人不惊。当人们做亏心事的时候，要想着自己底气不足的一天。人要有一颗敬畏心，不要毫无畏惧，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当你有了这种相信的时候，你的行为自然会磊落很多，而你的胸怀也会因此而坦荡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