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认为，如果话不投机，就要少说。但人们经常忘记这条经验，越是话不投机，说得越多，生怕别人没有听清楚自己的意思。
人与人对话很多时候是凭借感觉的，感觉对了，话语自然就多。同种性格、有相同经历的人往往共同话题多，原因就在于同样的性格和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感觉。
当感觉不对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少说话，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对于别人来说可能都不值得相信。人话一多，就容易失言，更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有些时候，或许你是想活跃气氛，但是别人却容易认为你轻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冷场就冷场，并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必要通过自我贬低来让场面活跃起来。话不投机的时候就要少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想交谈下去，就要找恰当的机会。话不投机很多时候还是因为机会不好。历史上，忠臣进谏有的容易被采纳，有的却始终无法被采纳，有部分原因是时机不对。其实谈话的最好时机在于别人对你有求的时候，尤其是问你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的话是针对他的问题而来，容易受到别人的重视。
唐太宗到了晚年，由于天下太平已久，原先那种虚怀纳谏的气度已变得少有了，越来越听不进去反面的意见。魏征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忡忡，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太宗指出这个问题。
贞观年间的某一天，唐太宗心情十分舒畅，笑着问魏征：“你看近来政治怎么样？”魏征巴不得皇上这么发问，便回答说：“贞观初年，陛下主动引导人们进谏；几年之后，再遇到有人进谏也还能愉快地接受；而近一两年来，只能勉勉强强接受一半意见，而且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太宗听了有点吃惊，便向他问道：“你凭什么这样说呢？”
听到皇上要他摆事实，魏征顺势说道：“陛下还记得在您刚即位的时候，要判元律师死罪，大臣孙伏伽进谏，认为按照法律不应该判死罪，陛下就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的园子赏给了孙伏伽。大家都说皇上赏得太厚了。您说，‘即位以来，还没有人向朕进谏过，所以赏得特别厚。’这是您主动引导人们进谏。后来，柳雄假冒在隋朝做官的资历，被主管部门发觉检举，要判他死罪。大理少卿戴胄说只应该判他有期徒刑，他再三申述自己的主张，您终于同意赦免了柳雄的死罪。当时您还对戴胄说，‘只要像你这样坚持守法。就不愁滥用刑罚了。’这是您能够愉快地接受意见。”
说到这里，魏征看见太宗听得非常认真，略微停顿了一会儿后，又摆出第三条根据。他说：“近来皇甫德上书，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严重地剥削老自姓，妇女流行高髻是宫中传出来的，陛下却恨恨地说，‘这人要使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文钱，宫女都没有头发，才称心满意呢？’当时我说，‘臣子上书，若不激烈直率，就引不起君主的注意，而激烈直率就近于毁谤。’当时陛下虽听从我的话，赏他绸缎了事，但是心里总不舒服，这就是陛下难于接受意见了。”
太宗明白了，说道：“如果不是您，就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一个人苦于自己不知道自己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更何况是批评，而且是对圣上呢！同样的话，说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氛下，效果就会大不相同。而把握良机，选择最佳地点、最佳时间、最佳气氛、不失时机地利用外部环境进行说辩，则能达到最佳的效果。魏征进谏批评太宗，就是趁太宗高兴和发问的时候，这时候是皇帝接受劝谏的最佳时机。于是魏征抓住这个机会，大胆地向皇帝进谏，说服了皇帝，自己也免遭了责难。
在别人不需要话语的时候，给他一两句他都会觉得你啰嗦。当别人迫切需要指点的时候，你说上千句万句，他都嫌不够。为此，在与人交谈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对方的需求，他们想听什么样的话，他们现在的忧虑在哪里，什么样的话能让他们感觉更好，什么样的话能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等等。这些点如果找到，然后针对这些点来组织语言，说话往往能够起到最大的效果。
成大事者认为，很多时候话本身没有任何错，但关键在于机会的把握和对谈话对象的把握。对所有人，在任何场合都说千篇一律的话，肯定反响是不同的。我们要善于根据不同的时机来组织语言，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那就千万不要说什么，否则他们会觉得我们过于聒噪，对于那些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也应该选择好的时机，说些应当时风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