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遇到林译苇时，正是自己的生活走向低潮的时候。他是坐在自己世界的外壳里遇到她的。他把自己的办公室称为世界的外壳，里面的虚拟世界已经消失，只剩下这个外壳，充满过时的信息。林译苇到图书馆里来借书，他第一次看见她，她清秀的脸上恬淡的神情就让他明白，她就是自己生命中的那个女人。她的身上透出淡淡的书卷气，与他读过的那些书的信息在某种旷野里相遇，于是就在他心里发生了化学变化。他很清楚这样的感觉。
林译苇和以前的文学朋友不一样。她读了许多书，但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构成自己的世界。她不和别人谈论文学，但她写的文字很有力度，直指事物的核心。他们在恋爱时，林译苇给他写过一些情书。他从来没有读到过这种风格的语言：
我为你失去了昨天，我还要为你失去明天。
有一次，他们到郊外散步，从铜匠街走到河边，再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河边向下游走去。他们发现了一条小路，小路两边长满茎叶多汁的马鞭草。暗绿色的草丛让这条灰白色的泥沙小路特别显眼。它在河岸边的草丛中顽强延伸，通向不知名的远方。他们沿着小路走了很远。几天后，韩其楼接到林译苇的信，描述了那天他们在小路上散步的情景。其中提到那条小路，她是这样描述的：
这条泥沙小路的路面凹凸不平，仿佛某一天从天空中掉下了无数石块，把它砸得坑坑洼洼。
韩其楼捧着信纸发呆了好一阵。林译苇的语言很自由，富含想象力，其中还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男性思维的特征，女性很少有人具备，所以女性很少产生哲学家作曲家。
有一段时间，韩其楼和林译苇之间的主要话题是文学。那是他们结婚后的日子。他们住在一幢旧房子里，地面是泥土，外面有一个小花园。林译苇经常在傍晚坐在花园里，在一只小木凳上写东西。她喜欢把文字写在便笺本上，就像中学生在作业本上记录打动自己的文字。那里面有她自己的思绪，也有从书中或报纸上抄写的内容。有一次，他们经过一座刚落成的水泥大桥。大桥从城南的滨江大道横跨楠江，直达城北的楠江师范学院。他们走在还没有通车的大桥上，宽阔的桥面只有一些“尝鲜”的市民。韩其楼和林译苇在沥青铺成的桥面上行走，站在人行道上，隔着水泥浇铸的凸显出龙的图案的桥栏观察流动的楠江。然后，他们在凉爽的河风中走过了大桥，回到家里。林译苇端着小木凳，坐在花园里写了一段文字。她把文字给他看：
她走在一座桥上，也就走在未来的战争上面。任何城市建造一座桥，都做好了应对战争的准备，做好了毁灭它的准备。无论是石块垒成的桥墩，还是钢筋混凝土桥墩，里面都留了一个空洞，准备有朝一日在里面放炸药，待敌人来临时炸毁它。她在桥面的人行道上行走，走过了将来可能放置炸药的位置上方，但她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历史中行走，其中一只脚已经踩中了未来。
林译苇曾写过日记，但她记述自己时，从来不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她”。她曾给韩其楼讲过，真正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人，都要存在于一个群体之中，才具备基本的人生意义。而一个人要想超越生活，超越环境，只有离开这个群体，才能找到自己，获得生命的意义。人的一生，从表面上看，都是努力进入这个群体的过程，其实是离开这个群体的过程。但许多人生活在错觉之中。所以，她在讲话时提到自己，用的是“我”，一旦用文字表达自己，她就只用“她”。
她已经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走了一遭。
有一次，韩其楼看到林译苇在本子上写了这些字。他不明白，问她是什么意思。
“我在想象，如果我生活在一九四九年，会是什么状况。”林译苇回答。“那个时候，是中国最民不聊生的时候，我想体验一下，一个生活在这个年代的社会群体里的人，在那种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会是什么状况，还有，他们的感情生活是什么样子。”林译苇说。
她真的试图在一九四九年生活一次。她想了解一些有关民国的信息，就从市档案局复印了一些资料。韩其楼还在图书馆给她找了一些有关民国的书籍。她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望四十年代。
“我看见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她对韩其楼说，“特别是爱情，在任何艰苦的生存环境下，都会产生。而且，它会发生在任何人之间，只不过，它的形式可能很粗糙。”
那一段时间，林译苇获取了很多有关民国的信息。历史的色彩在她的视野里逐渐鲜明，涂抹在她自己的生活细节上。当她行走在铜匠街或其他比较古旧的街道上时，她就被历史包围，同时，也把她与当下的生活隔绝。从她身边掠过的汽车和穿着打扮入时的行人，就像未来的梦里面的道具。
生活像一棵树，它的枝干和叶子的性质，与树根有关。林译苇经常这样想。生活像一棵树，生命也像一棵树。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一定与周围的人有关系，与历史有关系。有些人总是想挣脱这层关系，上升到一个纯自我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永远被限制在社会的大屋顶下面。
刘雅的事情发生后，林译苇再也不和韩其楼谈文学方面的事情，因为，它只与自己的生命有关。过去，她以为韩其楼是她生命中的人，现在她清楚了，他不是。文学是她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第一道门。然后她对韩其楼关上了工作的门、生活的门。她把自己封闭在一段别人的历史里。这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她在里面看见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在狭小的空间里投射出去，在更广大的空间里变形，让她清晰地看见，然后，她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那些文字逐渐成形，组成了《屋顶下的天空》。
田单岭和叶一峰生活在民国时期。他们本是两类人，一次偶然的绑票事件，让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文盲，接收的信息不同，导致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但在爱情生活方面懵懵懂懂，是他们生命中最柔软的地方。那是他们的相似之处。
这部小说，林译苇已经写了很久了。她随身带着便笺本，把她视野里的影像记录下来。她的眼光从一九三〇年掠过，一直看到一九四九年。
现在，林译苇又拿起了钢笔。在时间的河流里，漂浮着一些影像的碎片。那是几十年前发生在高峰砦的故事片断。林译苇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楠江岸边一座城市里，用文字织成的网把这些片断打捞出来，还原成陈旧的影像。近段时间，她对过去着迷——丈夫韩其楼毁灭了她的现在，她只能努力还原自己的过去，并用它们构成自己的未来。她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陈旧的影像碎片在她身边飞舞。她在文字中一一把它们辨认清楚。
有一天，高峰砦的砦门外面来了两个人。在砦门后面一块石头上站岗的邬老二远远就看见他们了。当他们沿着石头小路来到砦门前使劲敲门时，邬老二操起倚在门后面岩石上的七九式步枪，“哗啦”一声拉了一下枪栓，把子弹推上膛。
“你们是哪两个老几？”他从门框上方伸出脑袋，大声问，“来干啥子？”
“我们来拜会田老板。”一个穿中山装的青年仰着脸大声说。他回头对身后那个穿对襟衣服的青年挥了挥手，让他把提着的皮箱高高举起来。
“我们给田老板带来了一份薄礼。”穿中山装的青年说，“你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
“我不晓得你们是啥子人，你们最好离这道门远一点，要不然，我一枪把你们的脑浆崩出来！”邬老二又拉了一下枪栓。他忘了刚才已经拉了一次枪栓，把一颗子弹推进了枪膛。枪栓这次后退时，拉壳钩钩住那颗卧在枪膛里的子弹弹壳底部沟槽，把它钩了出来。它跳到地上，在石头路面上蹦了几下，黄澄澄的亮光一闪，消失在路边一丛黄荆里。
“妈哟，你给老子还要跑，看你跑得了哪里去！”邬老二咒骂着那颗逃跑的子弹，“老子要把你揪出来，拿石头捶扁你！”
“哥子，请开门。”门外那个穿对襟衣服的青年放下手中的皮箱，左手举起一张白色小纸片，“这位是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一中队队长童述之。他要拜见你们田老板。你看，这是他的名片。”
“把片子拿来。”邬老二说，“从门缝下面梭（滑）进来。”
穿对襟衣服的青年把名片从门框下面的缝隙里塞了进去。
邬老二捡起名片，横来竖去地看了一下。
“写的啥子哟，老子认不得。”他说，“你们等一下，不要走了，我找人看看。”
邬老二捏着名片，沿着石头阶梯跑向砦顶。他看见田单岭正从茅房里走出来，边走边看一张照片。昨天，田单岭下山到了楠江城，在刘大爷的店子里拿到一个信封，里面是几张照片。照片是叶一峰寄来的。去年，他在高峰砦给大家拍摄了照片，田单岭把刘大爷的地址留给了他。一年过去了，田单岭终于收到了照片。他第一次看照片，感到很新鲜。他反复看了许多遍。他第一次在一张纸上看见自己的面容。山砦的兄弟伙都在照片上，他们坐在桌子边，表情瓜兮兮（傻乎乎）的。昨天晚上回到山砦，兄弟伙抢着看照片，看来看去，照片上留下一些乌黑的手指印。田单岭把照片分给他们，只留下一张，那是自己的头像。当时，叶一峰单独给田单岭拍摄了一张头像，这次也一起寄来了。田单岭在照片上看见自己的脸，首先想到的，就是啥时回一趟家，把这张照片留给母亲。
“你不站岗，跑上来做啥子？”田单岭看见邬老二提着枪跑上砦顶，张着嘴巴像一条狗那样喘气，感到奇怪。
“有，有人找你。”邬老二喘着粗气说，“是两个人，你看，片子。”
田单岭的眼睛乜斜着邬老二：“你晓得老子认不得字，还拿给老子看。你去找杨老四，让他给老子把上面的字认出来。”
邬老二在伙房里找到杨老四。杨老四捏着名片跑到田单岭面前，一字一顿地念出上面的字：
“四川省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一中队队长童述之”。
“啥子自卫总队一中队哟，他们找老子干啥子？”田单岭说，“这个队，那个队，还不是和我们干过仗的那几爷子搞的？”
“可能是他们。”杨老四说，“不过，现在他们也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我听说，‘八娃’（当地人对八路军的俗称，也以此称呼解放军）要来了，那几爷子慌得很。他们这次来，只来两个人，会不会是想和我们……”杨老四两只手钩在一起，做了一个拉手的手势。
一个文盲土匪，生活在一九四九年，他的眼光是无法穿越历史烟云的。林译苇想。田单岭的眼光一直在楠江的城市和乡间扫视。他看见了友谊，看见了财富，看见了敌人，看见了朦胧的爱情，却没有看见历史。
我们看不见历史，就像看不见草在生长。
林译苇想起了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句话。的确，一个人处在历史之中，是看不见历史的，虽然他正在经历历史，实际上他浑然不知。他所看见的，只能是眼前事物的状态。他只能根据这种状态来决定自己的选择。正如田单岭，他站在一个决定他命运的道路交叉口，却根据眼前一个东西，轻率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个东西，就是童述之带来的皮箱。林译苇想。
林译苇卧室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一本《楠江市志》，其中《大事记》①中，关于一九四九年有如下内容——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午十一时起，四川全省戒严，第二区专署所辖各县县长奉令兼理军法官职务。
一月，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成立，国民党县长陈锡周亲任总队长，辖三个中队五百余人。另外，五个区各有一个联防大队，共有三百余人，五十七个乡镇各有一个模范中队，每个中队五十余人，还有一个警察中队二百余人。地方捐款两万余元，购置机枪数挺，卡宾枪十支，挪借县粮两万石，又出售未起征前的抵粮券一万二千石，查封民间囤粮三万石，还建立了便衣队、干部大队、特务队数百人，准备抵抗解放军。
三月，中共兴昌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永（川）
① 参见四川省内江市修志办相关资料荣（昌）兴（昌）工委领导。临工委协助和领导了解放兴昌县的工作。
……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到十二月，楠江城在历史的转折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的政权替代了国民党的政权，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历史被时间过滤之后，就成了一串文字和数据。林译苇想。那些曾经在这段历史中生活过的人，像一朵干花，成了单薄的标本。他们曾站在岁月里，思考过人生的方向。无论怎样选择，最终，他们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田单岭站在高峰砦的微风里，从杨老四手中拿过那张名片，思考了一下。
“把他们放进来。”田单岭说。
当童述之和他的随从走到砦顶时，田单岭正坐在一间屋子里等他们。
“威名远扬的田单岭田老板，竟然这么年轻。”童述之双手抱成拳举在胸前，向田单岭摇了两下，“我童述之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田单岭对童述之的话似懂非懂。他也双手抱拳，向童述之摇了两下，“童队长，幸会，请坐。”
“无事不登三宝殿。”童述之说，“今天我到贵府，是专程拜见田老板，与田老板共商大事。”
“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人，还会做啥子大事。”田单岭说，“听口气就晓得，童队长是一个读书人，说话都是文绉绉的。”
“田老板过奖了。”童述之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向穿对襟衣服的青年招了招手。青年把皮箱放在桌上，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