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子剥下来，要立马把上面的肉刮干净。这个力度要不轻不重，顺着毛的方向刮，不要伤到皮板。你看，这些肉不刮干净，就可能长蛆。皮子长蛆，它就要掉价。”
那一次，田单岭背到楠江城里的皮毛少卖了三元五角钱，就是因为皮子没有刮干净。从此，他收到皮毛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刀子把皮板上残存的肉粒刮得干干净净。他把刮干净的皮毛晾晒在院子里的绳索上，每当风吹来，皮毛就在院子的半空中摇摇晃晃，仿佛一些野物在跳舞。田单岭就在晃动的野物中穿行，远离粪便的臭味，却置身于野物残存的肉体散发出来的腥臭味之中。他闻着这种气味，心情很放松。
每隔十天，田单岭就乘坐朱代普家的运粪木船到城里取粪肥。他们把城里买来的粪肥沿途卖给河两岸的农民，如果卖不完，就存放在红土镇码头边的粪池里，待本镇和周边几个镇的粪肥够装一船了，就运送到下游的农村，卖给那里的农民。过去，每隔一天，田单岭就要出航一次。当他离开朱家自立门户以后，就只乘坐到城里运粪肥的船。他到城里进货，出手收购的野物皮毛。在船上，他要帮助朱老八升帆，掌舵，必要时，还可以下水拉纤。他把晒干的皮毛捆成捆，放在船舱里。每当上船时，朱代普总是站在红土镇的码头上，一边监视长工把粪肥装上船，一边抽水烟。他的手里托着水烟袋，两只混浊的黑眼珠在鼓囊囊的眼袋里溜来溜去，一会儿盯着长工挑粪桶，一会儿盯着田单岭的一举一动。
“朱大爷，我又搭你的船进城了。”田单岭恭恭敬敬地说，“我会给你撑船，我会给你拉纤。”
“你这个小子。”朱代普说，“总是算计老子。”
“朱大爷，承蒙你的关照，我才有了今天。”田单岭说，“我这一辈子，不会有算计你的那一天。”
“今天要起风。我的老腿又开始疼了。”朱代普说，“过长滩的时候，你不要朱老八这个瘟丧摸舵把子，你要给我掌好舵，不要让风把船吹歪，把粪肥泼洒出来。”
“我记住了，朱大爷。”田单岭说，“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从红土镇到楠江城，有四十里水路。田单岭早已熟悉了这条河流的每一处河湾、每一处险滩。当他第一次乘船来到楠江城，认识了刘若木刘大爷后，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城里人。那些高大的房屋，那些宽阔的街道，比起自己的出生地单岭堡，比起自己迈出人生重要一步的红土镇，楠江城的陌生房屋和街道组合成的景观更有一种亲切感。很快，他熟悉了楠江城的大街小巷，熟悉了刘若木大爷的店铺，熟悉了楠江城里一些行业的规则。他从红土镇带来的皮毛再也不是那种快腐烂了的散发出腐臭味的毛蓬蓬的东西，而是平整的散发出淡淡肉腥味的上好的皮子。这与粪肥一样，在城里人的鼻孔里，它是臭烘烘的，在乡下人的鼻孔里，它是一种香味。
田单岭把皮毛交给刘若木，刘若木一一清点后，交给他一沓钞票。他会告诉田单岭，这一张小狐狸皮值多少钱，这一张麂子皮值多少钱。田单岭虽然不识字，但对钞票上的数字却很敏感。刘若木数钱的时候，往往会把田单岭带到里屋。里屋很矮，刘若木在墙壁的半中央加了一层阁楼，窗户的一半也升到了楼上。刘若木干脆把下半截窗子用木板封住，一进里屋，就需要开灯。
里屋的阁楼梁上悬着一盏电灯泡。刘若木在门口的墙壁上摸到一根线，拉了一下，室内立刻被一团温暖的光线填满。那个玻璃做的电灯亮得耀眼。
“这是洋灯？”第一次见到这闪亮的灯泡时，田单岭说。
“它不叫洋灯，它叫电灯。”刘若木说，然后揭开床铺草席，取出一沓钞票，数了几张给他。
那一次，田单岭手中第一次握着这么多钞票。他在心里盘算，除去买百货的钱，今天他还可以剩下五元钱。这就是三个场期来，他收购皮毛的赚头。当地人种一年庄稼，除去肥料、种子、赋税，一亩地还赚不了这么多。
从刘若木的店铺里出来以后，田单岭买了一大包洋碱、洋火、牛角梳、圆形玻璃小镜子和洋布、钢针、丝钱、胶鞋，还花两元钱买了一块红色的绸子，在一家做衣服的店铺里为母亲定做了一件上衣。裁缝是一个矮小的老头，手指却又细又长。他把绸子铺在案板上，轻轻地捋平，细声细气地问田单岭，要做的上衣是什么尺寸。
田单岭看见店铺对面的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对裁缝说：“她的身材和我妈的身材差不多。”
裁缝取下搭在脖子上的软尺，穿过街道，走到那位妇女面前，细声细气地说了几句，那位妇女把婴儿挪到右手，抬起左手让他用软尺量手臂。裁缝量完手臂，又量了领子、腰围和衣襟，回到店铺，对田单岭说：“行了，三天后，你来取。五角钱。”
三天以后，田单岭专门进城取衣服。这一次，他没有乘船。朱代普的粪船要每隔十天才进一趟城，他沿着一长石板铺成的驿道走进城里。早上天不见亮就起床，中午才走到。取了衣服，他顾不上吃午饭，啃着从红土镇孙锅盔的店子里买来的大锅盔，又往回赶，一直到晚上，才走到单岭堡。
自从在镇东头开了小店，自己还没有回过家。田单岭坐在一棵老黄桷树下，歇了一阵。在黑暗中，他看见家里房子黑乎乎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像两只明亮的眼睛。母亲还没有睡，也许她正在从窗子往外看。田单岭走进院坝，家里的门就打开了，母亲站在门口。
田单岭进屋后，把手中的布包袱放在桌子上，轻轻打开，小心拎起丝绸衣服。他还没有转身，就感觉到母亲身体仿佛僵硬了。随后，他的脸上挨了重重一击，一些细小的银色火花从眼睛里迸出来，一粒又一粒，纷纷消散在黑暗中。
“你这是从哪里偷来的？”母亲问。田单岭从来没有挨过母亲的耳光，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竟然有这样的嗓音，那是一种压低了的嘶哑的声音。
泪水从田单岭的脸上流下。他突然抱住母亲，直着嗓子喊：“妈，妈，这件衣服是我自己挣钱给你做的，我要让你过好日子，我要让你穿绸缎，我要让你天天吃肉！”
他很多年没有这样抱着母亲了。小时候，当他饿了的时候，母亲总是不让他先吃饭，要等着父亲回来一起吃。父亲在镇上卖艺，散场后才回家，回家要走半个时辰。母亲就抱着他，坐在院子外面一块石头上，看着山下的小路。母亲说，十几年前，她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家，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看着走过的路，歇了好一阵，才进的家门。在母亲的怀抱里，田单岭不再感到饿了，而是感到困倦。慢慢地，他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睡着了，直到父亲进了家门，他才醒来。
田单岭抱着母亲，泪水浸湿了母亲的头发。他告诉母亲，他在红土镇开了一个小店，开始赚钱了。他要母亲搬到镇上去住，在那里，冬天的风不冷。
母亲一直不说话。田单岭抬起头，看见母亲脸上全是泪水。过了一会儿，母亲哽咽着说，她不会离开这个家。只有这个家，才是她的家。
“我早就晓得，你迟早要离开这个家。命中注定，你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
田单岭把母亲留在单岭堡，自己回到红土镇。他的皮毛越收越多。有一次进城之前，他在整理货物时，在货架的底层发现了那个旧铜碗。到了楠江城，他把皮毛卖给刘若木以后，从布袋里掏出了旧铜碗。
刘若木抚摸着铜碗。他翻来覆去看了一阵说：“这是铜香炉。”他指着碗底的几个字，“你看，这是‘大明宣德年制’。宣德炉，几百年了，好东西，专门焚香，是寺庙和有钱人家用的，但假冒品也多。我也看不出来这是不是正宗货。就算是假冒的，也是清朝的人干的，还是比较值钱。你用什么东西换的？”
“一块洋碱。”田单岭说。
“值了，值了。”刘若木不住地点头，“你可亏了别人了。”
“我也不晓得它有多值钱。”田单岭说，“换了以后，我还在想，到底是我亏了，还是他亏了。”
“肯定是他亏了。”刘若木说，“这样吧，你把它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五块钱。你肯定赚了，我把它转让给别人，我也可能赚，可能比你还赚得多。但也说不定。古玩这东西，谁也说不准。”
刘若木把田单岭领进里屋，拉亮电灯，打开一个木头柜子。田单岭看见里面有几个瓷瓶，还有一个瓷碗。
“我也收这些东西，你在乡下收了，也拿来给我。”刘若木说，“我会找下家。这个年头，可以赚钱的东西太多。你听说了吧，朱代普不想做粪肥生意，他想找个下家，把这个生意转给别人。”
“上次你说过这事。”田单岭说。
“这次，他真要干了。”刘若木说。
“我还没有听见风声。”田单岭说，“我只晓得，他的儿子朱世昌这段时间老是不归屋，听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是一个土匪，我们那里叫‘棒老二’。我好多天没有看见他了。”
“朱代普已经向楠江城周边十几个乡镇的粪帮发了帖子，请他们在下个月初十那天，到红土镇商议红土镇的粪站转让事宜。”刘若木说，“我倒有一个想法，你可以把红土镇的粪肥生意接过来。”
“恐怕，我不行吧。”田单岭说，“我哪来这么多钱，我想，至少要上千元。”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刘若木说，“我可以帮你凑钱，到手了，我们一起做这个生意。”
林译苇又来到铜匠街。这一段没有被拆掉，在街道西段，已经拆除的旧房子只剩下地基了，而北段的街道因建筑保存完好，作为旧城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铜匠铺、白铁铺、旧书店、杂货铺、牛角梳店。她走到铜匠街二二四号前，这里正好是保留下来的铜匠街第一间店铺。铝合金门依然关闭着，门上贴着的那张十六开白纸还在。
店铺转让有意者请联系刘若木电话139××××××××
这一个刘若木，不知是什么人，但林译苇心中的刘若木是一个精明的老头，做山货生意，也做古董生意。后来，当田单岭成了土匪以后，他还帮助田单岭销赃。当地人管土匪叫“棒老二”。在田单岭成为棒老二之前，他们成了生意上的合伙人。林译苇读着纸上的字，眼光仿佛透过这道铝合金门，看见几十年前在里面发生的情景——刘若木与田单岭在商议盘下朱代普的红土镇粪肥生意的事情。那时，田单岭刚成为一个生意人不久。
林译苇想，过了一段时间，红土镇上的粪站转让开始了。田单岭怎样拿下了这个生意呢？田单岭从一个住在山上的野孩子，变成一个年轻的生意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他感到幸福吗？如果感到幸福，这幸福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林译苇想，这个设想太书生气了。一个具体的人，不会经常想这么抽象的问题。幸福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但它的确存在。
其实，幸福是从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就像庄稼从土地上生长出来。林译苇想。庄稼要生长得更好，需要肥料，在农耕时代，农民用粪肥，在现代社会，农民用化肥。幸福要生长得更多更好，也需要一些“肥料”——金钱，爱情，亲情，友情，还要有一些意外的东西，如一次机遇，一个偶然的想法，下雨时，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突然产生的一种感觉，等等。说到底，幸福可能从生活的各种层面产生，却必须汇集到感觉上来，才能完成幸福的生长过程。然而，更多的人并没有幸福这个概念，并没有去思考它的含义，却在生活中充分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林译苇生长在与楠江城相邻的一座城市，彼此相距四十八公里，名叫汉川。那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城市的名字。与楠江市的楠江相似，汉川穿城而过。只不过，楠江像一个S形，把城市两岸剖成一个太极图。而汉川则在城区优雅地画了一个弧形，使城市南部形成一个弧形的半岛。林译苇的家，就在半岛中央一条街道上。
那是一条名叫刘家巷的旧街道，与铜匠街相似，石板铺地，两边的房屋是木头结构，掺和篾条和黄泥、石灰筑成。但街道比铜匠街更狭窄一些。她的家在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的主人原来是一个教师，名叫刘湘枫，祖籍在湖北麻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汉川。新中国成立前，刘湘枫用教书挣的钱买下一座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子女多了，就卖房子渡过生存难关。林译苇的父亲在四合院里买了两间房子，林译苇在那里进入了一个宽广的世界。
在买下刘家巷四合院的房子之前，林译苇和父亲住在河边一间小黑屋子里。林译苇的父亲林浩林是一个在汉川的江边砸鹅卵石为生的苦力。一根从板车废旧轮胎上切割下来的橡皮条，一柄尖嘴锄，一把铁锤，一副箩筐，一根扁担成为他谋生的全部工具。每天一早，他就出门来到河边，用尖嘴锄在河床里挖出鹅卵石，用箩筐挑到河滩上，再用一块大鹅卵石垫底，用橡皮条圈住一块鹅卵石，用铁锤使劲捶打。鹅卵石在铁锤下碎裂成几块，就成了铺路的石子。砸一天鹅卵石，父亲能够收入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