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荒年乱，雪上加霜。原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男耕女织、养老育幼等等家庭重担，如今完全落在王安氏一个女人羸弱的肩上，让她既当爹又当妈，既主外又主内，命倘如此，情何以堪？这年，出现了日食天象，结果老天久旱不雨，蝗虫成灾，草木枯萎，稼穑无收，生民饱受其苦，真是应了“天狗吃太阳，人畜要遭殃”、“天狗食日，五谷不出”的俗话。王安氏一家生活更是难以为继，出了正月，无奈也和其他村人一样，带着儿女外出逃荒要饭。大人孩子一群，老大福庭领头，手里提着两个袋子，大女桂荣携着母亲，福增扯着福钧，出村向南，沿途边走边讨。虽说头年打春，已过春节一个多月，这天仍是嘎嘎地冷，嗖嗖的寒风打在脸上，就像鞭鞘抽得一样生疼。天气干冷，大家脸上皴得发裂，嗓子眼里冒烟，谁也不知道今天要到哪里讨，明日又会在哪里宿。没有几天，王安氏饥寒交迫，实在走不动了，坐到地上起不了身，她说让孩子们都走，甭管她了，都老东西喽，饿死就饿死得了。福庭噙着眼泪二话没说，背上母亲继续缓步前行。这天，讨饭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天也晚了，人也疲了，福庭让兄弟姊妹几个在小镇的入口路旁歇歇脚，自己去讨点吃的。等了许久，福庭也没回来，娘不放心便让福增赶紧去找，于是福增沿街寻找大哥。
外表来看，这里倒比孙镇高庄那片安生了许多，逃难的人也不是太多。镇上还挺热闹，有捏小泥人的，有卖冰糖葫芦的。街上的一个场子正放着皮影戏，皮影戏演着《真假美猴王》。皮影戏，又名“灯影戏”“土影戏”，在我国起源很早。传说武帝的妃子李夫人死后，武帝时常想念，有个叫少翁的人仿造李夫人的形象，用灯光照射到布帐上，武帝看到布帐上的人影很像死去的李夫人，非常高兴，这就是皮影戏的雏形。皮影雕镂精致，色彩鲜明。刻画出各种性格特征的人物，主要着重于夸张人物的眉、眼、鼻、嘴和胡须等，用色有红、绿、蓝、墨等，每色又分深浅层次。皮影这个玩意，逢年过节在高庄村里倒也有人演过，但是《真假美猴王》还是头回看见。福增站在后面看得有滋有味，看着看着他竟忘了找人。戏快散场了，打赏的人正拿着铜锣到处讨要赏钱，福增这才想起还没找到大哥，于是赶紧开溜。这么晚了，大哥福庭他在哪里呢？这时福增的心都快沉到水底去了，问捏泥人的、卖冰糖葫芦的，都说没有见着，福增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正在这时，福增扭头忽然看到，娘跟着大哥他们已经一起走来找自己了。一家人在小镇上一直讨了两天的饭，打算下午再往前走，去别的地方。这天晌午，大伙又饿得走不动了，就坐在树下歇息。福增边哄着哭闹的福钧，边起身说去沿路找点吃的。福庭反复嘱咐，一定早去早回，免得大家担心等待。福增满口答应着，一人去了。中午时分，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行人挺多。一个穿着长衫，戴着墨镜的生意人正在急匆匆地赶路，忽然他被一个小家伙撞了一下，生意人一摸身上的钱包已被偷走。那生意人叫嚷着“抓贼，抓贼”，紧追那个故意撞他的小偷。可是这时没人理会这茬。福增心肠仗义，追了上去，小偷终于被福增堵在了一条死胡同里。正在这时，那个生意人也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福增从小偷手里夺回了钱包，还给了那生意人。小偷趁他们不注意，就从胡同跑了出去。福增正待去抓，生意人伸手一拦，忙说：“算了，别追了，也没少个什么。”说着，他从钱包拿出几张纸币，说道：“拿着吧，这是给你的赏钱。”福增推辞了几回，生意人坚称要给。于是，福增谢了那生意人，就拿着赏钱去买了包子，一会儿匆匆回到了大树底下。娘一看这么一会儿功夫，福增拿来这么多热热乎乎的新鲜包子，便警惕地问他：“福增，哪里来的包子？”福增简单地说了来龙去脉，大伙都乐了起来。
大伙吃完包子，刚要启程，恰巧又碰上了那位生意人。他问：“你们是逃难来的吧？听这口音像是孙镇那边的人哪。俺跟你们说句实在话吧，这年头到处兵荒马乱的，逃到哪里都是一样，俺都跑了大半个中国，没用。俺劝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家里再穷，还有个前邻后舍，大家相互有个照应，比嘛都强。”王安氏一听点头称是，说：“这位兄弟说得不错，俺也想了，这么讨荒要饭，终究不是长久法子，恐怕这把骨头也会丢在路上！”那生意人随声附和地连连说：“大嫂说得是，说得是！”说完，随手丢下五元纸币走了。于是，王安氏一家人转身又朝着家乡的方向边走边讨。这时已经到了早春季节，天气正在转暖，除了披在儿女身上的破旧棉袄，田野里边很难找到严冬的影踪了。麦苗泛绿，雁群正在天上呱呱飞行。回到老家，村里还是老样，一起出去逃难的人回来的不多，但是王家讨饭的日子算是告一段落了。
时过不久，孙镇东街米家托人上门说亲，要把自己的大女作为童养媳说给福庭。王安氏对此始料不及，内心虽然求之不得，但是表面上却没立马表态，不是不同意，而是没能力，真是让她左右为难，一时无法定夺。寻思了几天，后来心肠软了下来。她想，米家也是家庭陷入走投无路，难以养活孩子，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会出此下策？大家都是穷苦人家，再不相互体谅帮忙，那就真的死路一条了。干脆让孩子过来，就当饭桌上多添一双筷子吧。于是，传话米家，双方选个吉利日子，就把丫头接过来吧。女儿来到王家，不像有的人家孩子受气挨骂，王安氏对“童养媳”视同己出，爱护有加。时间一长，米家女儿改名叫做桂珍，家里弟弟妹妹慢慢地也都叫起了“大嫂”。“童养媳”这个名词，后来几乎被人遗忘脑后，或者被人忌讳提及，但是作为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很多人只听说地主富农家里养过“童养媳”，其实穷人家里那时也有“童养媳”。桂珍每天都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她跟家里弟弟妹妹一样，没见穿过一件新衣服，她却毫无怨言地没日没夜地干活。每天吃完晚饭，就去准备明早的鸡食猪料，起早贪黑，终日劳作。
一晃过了几年，家境有所好转。按照王安氏的安排，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年的农历腊月，按照家乡风俗，选了一个日子，简单地举行了一个仪式，福庭、桂珍两人算是完婚。桂珍正值豆蔻年华，17岁的姑娘，虽然营养不良，但仍咋看咋水灵。婚后桂珍依然如故，整日养鸡、喂猪、种菜、做饭、洗衣、种地，还要伺候偶尔生病在炕的婆婆。象桂珍这样的人，太容易满足了，有口饭吃，有件衣穿，吃强吃赖，穿好穿坏，都无所谓，都不在乎。虽然生活还是不如人意，但是日子再苦还得朝前挣扎。全家仅有的那点契地，如今更是养不活一家，兄弟姊妹几人还得再去寻找一些活路。福庭和福增仍为本村地主富农打短工，桂珍和桂荣就帮着别人拆洗缝补衣物。为了缓解家庭生活压力，1941年9月，本村的一位堂叔，介绍福钧到连镇一家货栈去当学徒。福钧年龄尚小，去还是不去，王安氏和福庭商量。福庭认为应该让福钧出去闯荡，反正在家也是挨饿。尽管去当学徒很苦，要做牛做马白干三年，但是三年满师后就有了自己主宰的命运。王安氏心想，要说也是，去当学徒，饭总可以吃饱吧，比在家里忍饥挨饿要强得多，如能学到一些谋生的技能，还可以逃出乡下这个苦海！福钧当时是13岁，干农活也算家里的一个劳力，他想，如果去当学徒当然可以，但会增加家里哥哥姐姐们的劳动负担，于是就跟母亲说，能否过几年再去？王安氏认为，农村里穷孩子是很难有机会出去的，如果放弃这个机会，以后可能就打一辈子苦工。于是，坚持要让福钧去当学徒。可是当时福钧穿的衣服，也和两个哥哥一样，大都是补了又补的衣衫，去当学徒当然要看店待客，一年四季没有个替换的衣服怎么能行？这可愁煞了母亲。于是，王安氏只好向亲戚邻居借来几尺土布，买了颜料染成缝制衣裤的颜色。福钧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暗下决心：俺出去一定要争口气，好好做人，努力学些技能，决不辜负母亲和哥哥们、姐姐们的期望！
福钧来到连镇，签过学徒契约，心里总算有了着落。在旧社会当学徒，有个明确的不成文的规定：一是当学徒必须要学三年，如果不到三年自已跑掉，还要追回饭钱。二是学徒期间只管吃饭，不给工钱，三年满师后视情况还得白做一个时期。三是一切要听师付的，要打要骂家人不得干预。四是三年内不得回家探亲，家人也不能前来看望，等等。其实，旧社会去当三年学徒，就是要做三年的奴隶。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难了，想个零花钱得要靠加班工资了。福钧除了身上穿的，还有两件替换衣服，除此一无所有，真正的算是无产者了。在连镇，像他这样的学徒工还不算是少数。有人做些临时杂工，每月只拿五六元钱，只能去住棚户。连镇这个繁华的码头，对少数地主、资本家、工商主以及买办等有钱人来讲确实是个天堂，而对大多数劳苦大众来说，同样也是地狱。后来，福钧又到天津学徒，那里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学徒期间，天津老板对学徒要考核德能勤绩，如果这几个方面让老板、老板娘认可了，可以继续学徒。如果学徒期间某一方面不被认可，就会被炒“鱿鱼”。福钧应该算是悟性比较高的，不但勤快并且看什么一学就会，所做的事情也很对老板娘、老板的口味，很讨老板一家的喜欢。福钧事后常讲，许多人都说俺聪明，其实俺并不聪明，只是干什么就钻研什么，必须要钻进去并喜欢上它，事情才能做得好。后来天津在小日本鬼子的统治下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老板的生意苦熬了几年，终于撑不住了。1943年的年关，老板无奈的告诉几个伙计，买卖已无法再维持了，准备过了年就关门，自己也将告老还乡。吃完了散伙饭，老板给每个人发了回家的盘缠，并专门嘱咐福钧要好自为之。过了一段日子，王安氏一家的日子总算缓过了一口气。王安氏苦笑着常对儿女们念叨：“叫俺看啊，这个世道上，压根儿就没什么可怕的。就是讨饭，无非换个活法，也不算是走投无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