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回贵阳了，余丰年本应该和老婆一起去的，但一想到岳母，算了。
岳母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习惯把姐夫挂在嘴边，令余丰年不爽。
其实是老婆的姐夫，也就是余丰年的连襟或者“一担挑”，但“连襟”和“一担挑”是对别人说的，当面喊不出口，所以，余丰年随老婆称姐夫。
姐夫是领导，这就让岳母很自豪。大年初三请亲戚朋友在甲秀楼吃饭，开了两瓶好酒，岳母说：“大女婿从深圳带回来的。大女婿工作忙，每年春节上面都有人来深圳或香港，他要亲自接待，回不来，就让菲菲把酒带回来了。”此时，亲戚朋友中往往会有一个人接着话头问：“大姑爷又高升了吧？”岳母摆出一副不在乎和不经意的样子回答：“也算不上高升。从副局到正局，算扶正吧。”于是，反应慢的亲朋好友也清醒过来，马上起身敬酒，说“祝贺”“祝贺”“您老好福气”等等，搞得余丰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屁股悬在那里，陪着脸一起受罪。
其实，余丰年也是公务员，但级别不高，部门没权，因此说话不响，不值得岳母拿出来炫耀。
老婆回到贵阳之后，打来电话，报平安，也让余丰年和岳父岳母说说话，以弥补不能回来过年的缺憾。余丰年很懂礼节，在问候岳父岳母大人之后，没忘记顺便问候一下姐姐、姐夫。
“他们今年没回来。”老婆说。
“没回来？”余丰年问。随口一问，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并没有打探姐姐、姐夫动向的意思，更没有指责姐姐、姐夫的意思，他自己都没回去，哪里有资格要求别人。
“是”，老婆说，“我姐夫回昆明了，姐姐一个人在深圳。”
姐夫回昆明是应该的。他是昆明人，老父亲还健在，上面来的领导要接待，自己的父亲也要陪伴，可以先回去陪老父亲过完春节再回深圳迎接上面来人嘛，毕竟，上面的领导或领导夫人们也不会大年三十或年初一来深圳或香港的。可是，姐姐为什么不跟着姐夫去昆明呢？既然不跟着去昆明，怎么不回贵阳呢？
这不是余丰年该问的问题，也不是他该管的事。经验证明，对老婆娘家的事情，少问为好，少管为妙，只要注意自己不失礼就行了。那么，余丰年想，既然姐夫回昆明了，姐姐一个人留在深圳，我是不是该请她吃年饭呢？
姐姐姐夫和余丰年夫妇一样，都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孩子大了之后，都送到了国外。这不是相互攀比，而是适应风气。深圳主流社会都这样，余丰年也只能随大流。所不同的是，姐姐姐夫的孩子在英国，余丰年夫妇的孩子在澳大利亚。两个孩子留学地生活水准的差异，基本上反映了两个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差异。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孩子在国外，配偶回老家，余丰年和姐姐各自放单留在深圳，按照礼节，他应该请姐姐吃年饭。当然，如果姐夫也留在深圳，则情况倒过来，是姐姐姐夫请他吃年饭，他们是老大嘛。可是，姐夫回昆明了，只留下姐姐在深圳，余丰年就应该请姐姐吃年饭。毕竟，他是男人。
当然只能在外面吃，不能请来家里吃。一来余丰年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张罗出一顿像样的年饭，二来也似乎不方便，毕竟，“姐姐”只是口头称呼，其实她是余丰年的大姨子，虽然自古至今，姐夫与小姨子之间的故事不少，妹夫与大姨子之间的传说不多，但传说不多不表示可以毫不忌讳，况且，这是年饭，吃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还可能要饮酒，中途要上洗手间等等，孤男寡女在一起似乎不妥。所以，还是在外面公共场所共进晚餐比较可行和符合礼节。可是，已经腊月二十八了，只剩两天的时间，这个时候还能订到年饭吗？
余丰年没有把握，所以先不说，悄悄地订，实在订不到了，就只好装糊涂，假装不知道姐姐一个人在深圳。
确实不好订。在深圳做餐饮的基本上都是内地人，即便老板是广东人，大厨和服务员肯定是内地人，他们也是爹娘生的，一年忙到头，春节也需要回去与父母团圆，所以，深圳的绝大部分餐馆春节停业。况且，好不容易轮到一次余丰年做东的机会，又是春节，档次肯定不能低，再怎么说姐姐也是官太太啊，而高档场所更加紧俏，这就给余丰年订年饭计划增加了难度。
余丰年开始打电话。给朋友打。但朋友大部分回到外地，都在和自己的父母团圆，谁能通过遥控给他订年饭？留在深圳的，也肯定遇到了特殊原因，忙得不可开交，谁有闲情逸致为他操心？个别关系特别好的，还拿余丰年开涮，说：“腊月二十八你才想起来订年饭，还要求档次高，这不是三十晚上找人家借锅嘛！”
朋友说的有道理，余丰年这时候麻烦人家订年饭确实有些不近情理。
那么，余丰年是不是就该放弃了呢？或者说，他是不是就该装糊涂呢？假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姐姐一个人在深圳过年呢？
不行。装不成。这件事情老婆不说，岳母肯定要说。余丰年晓得，姐姐和岳母通电话，一通一个小时，好话坏话想起来的话和想不起来的话都要说，说着说着就会把余丰年给他们打电话拜年并且老婆告诉他姐姐一个人在深圳过年的事情说出来。所以，余丰年不能装糊涂，必须继续想办法订年饭。
余丰年改变策略，不找朋友，找熟人，具体地说，就是找那些求余丰年办事的人。
余丰年虽然级别不如姐夫，任职的部门也不像姐夫管的部门那么重要，但只要是政府部门，就有分管的范围，只要是公务员，就有自己的权限，所以，求余丰年办事的单位和个人还是有的，因此，他也有这样的“熟人”。
余丰年开始给这些“熟人”打电话。先是假意问候，说担心年三十线路忙，怕电话打不通，所以提前拜年等等。“熟人”接到这样的电话很意外，受宠若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太阳从西面出来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趁他们惊诧之际，余丰年话题一转，说因为特殊原因，自己急需订一桌年饭，是招待上级领导的，所以档次不能低，可惜时间晚了，比较麻烦，问对方是不是有门路帮忙解决。这时候，对方刚刚从惊诧之中回过神来，想都没想，马上就说：好，没问题，我这就去办。
实践再次证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余丰年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居然能超额完成。余丰年总共打了五个电话，结果他们为余丰年订了五桌，而且，五桌都说不要钱，是他们单位“正好订多了”的，如果余丰年不找他们，也是浪费了等等。
钱是肯定要给的。余丰年不想贪这点小便宜。找“熟人”订年饭已经够麻烦别人了，如果再不给钱，性质就变了，所以，余丰年一再强调，钱是要给的，并且谎称是接待上级领导，公家报销等等。问题是，他只需要一桌，他该推掉哪四桌呢？
余丰年以朋友为参照系，低估了“熟人”的力量。早知如此，他给其中的一个熟人打电话就足够了，干吗要打五个电话呢？可是，天下没有后悔药，既然已经打了，现在就必须退掉四桌。让余丰年略微感到安慰的是，他相信这四桌年饭推掉也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损失，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五桌年饭根本不是对方“正好订多了”，而是对方把他们自己的年饭让出来给他的，现在余丰年说不需要了，正好可以物归原主，不至于造成经济损失。
竞争很激烈。五个“熟人”都争着要余丰年去他们那里吃年饭。理由都很充分，态度都十分诚恳。那意思，仿佛余丰年去他们那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而不去那里，就是瞧不起他们甚至以后会为难他们一样。这就给余丰年出了难题，他发觉自己推掉哪一桌都是对“熟人”的极大伤害，都觉得对不起人。可是，他实在不能一下子再编出四个大姨子来，实在享用不了五份年饭。有那么一刻，余丰年甚至想把他们五个聚到一起，实行现场竞标。当然，这想法只是一闪而过，近乎自己内心搞笑，苦中作乐，他不可能真这么做，如果真这么做，没准五个“熟人”之间相互打起来，大过年的，为了自己的一桌年饭，让人家打架斗殴，肯定不行。最后，余丰年当断则断，果断地推掉另外四家，只保留圣庭院凤凰楼那一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