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取道云南东北班师回朝。丞相府重臣蒋琬及费诗也由成都前来会面，同行带有新近由魏国投奔蜀汉的李鸿。诸葛亮在朱提郡汉阳县接见了他们。
《三国志》有如下记载：
李鸿对诸葛亮说：“我来这里以前，曾在新城孟达（蜀国将领，和法正共同引刘备入蜀有功，后因刘封事件投降曹魏，被任为新城守将）那儿，见到李严的部属王冲。王冲因和李严闹翻，投奔了魏国，他告诉孟达，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丞相大发脾气，想处斩孟达全家，好在先帝（刘备）念旧，原谅了孟达家族。孟达听了以后，却不以为然，当面对王冲表示，诸葛丞相一向重道义，对人有始有终，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后来，孟达将军知道我将南奔，便暗中嘱咐，来时要对诸葛丞相特别致意……”
诸葛亮听了，对蒋琬和费诗交代说：“回成都后，设法和孟子度（孟达字）通个讯息吧！”
费诗听了，立刻表示：“孟达这家伙，一向三心二意。早年侍奉刘璋时，便不够忠诚，后来又背叛先帝，这种人还是少来往为妙。”
诸葛亮摇摇头，默然不语，心中自有主张。
十二月回到成都后，诸葛亮立刻召见侍郎费祎。
南征结束，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承续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的任务，击败曹魏，兴复汉室。但北伐绝不是件简单的事，用什么策略，从何处着手，的确是个长期的“头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下决定。不过，从现实的立场，倒有件事非先做不可，就是彻底探究东吴孙权的态度和想法。
费祎曾有出使东吴的经验，人际关系不错，而且年纪较轻，没有刘备时代官员的包袱，或许正是这敏感复杂的交涉谈判最好的人选。
诚如诸葛亮所料，孙权对诸葛亮南征这件事，态度上是相当矛盾的。他曾在交州和益州边境布置大量兵马，并且任命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驻扎于这个地方，表示孙权对南中地区相当有野心。
不过，这方面诸葛亮的确棋高一着，他对孙权的布局假装不在意，而在刘备死后，派出多位使节积极主动地建立关系，使孙权根本无法公然派兵支援雍闿等地叛乱。加上诸葛亮出兵南中的时间抓得太巧妙，正好是曹丕亲征江南、对孙权和蜀汉的交往给予威吓的时候。孙权虽深知曹丕目的只是在吓他而已，并无大战决心，但面对曹魏大军，孙权不敢大意，只有眼睁睁看着诸葛亮再度将南中地区纳入掌中。
虽然孙权的确没有力量干涉，但诸葛亮也深深体会到孙权心中的不平衡，必会影响日后两国的外交来往，进而成为诸葛亮无法放心北伐中原的重大因素。
费祎的任务，便在于平抚孙权因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所产生的心理不平衡。
既然诸葛亮方面已主动表示尊重，孙权到底是位有器量的务实政治家，知道蜀汉和东吴联盟的重要性，不但主动召回交、益边界驻军，还送给刘禅（后主）两头驯象，表示亲善之意。
隔年，即建兴四年、魏文帝黄初七年的五月间，发生了一件对国际军事形势有重大影响的事故，那便是魏文帝曹丕的突然去世。
在曹操刻意的训练下，曹丕算是位文武全才，并且相当有见识的政治领袖。但这都是“装”出来的，其实曹丕本性上比曹操更感性。他酷爱文学，情绪起伏颇大，因此在人际关系上无法像曹操般放得开。他爱皇后甄氏，但彼此间的争执却从未停止过，最后甄氏更因此而被赐死。和胞弟曹植间的相处，更是问题重重，虽然他占有优势，但精神上却是非常苦恼，也严重地影响健康。
为报当年曹操败于赤壁的仇，曹丕经常利用冬天校阅水军。在前一年的十月，他集合十万士卒，在广陵故城临江阅兵。由于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江水结冰，舟船不能行，阅兵最后被迫取消，曹丕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或许因而受了风寒，使一向不太好的健康进一步恶化。
隔年春天，曹丕返回曹魏建国的重镇许昌，却碰到许昌南城门崩坏。生病的曹丕见此心情更加恶劣，便不入城，直接返回洛阳，在九华山上养病。
到了五月，病情加重，立刻召见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遗命众大臣辅佐嗣子曹睿。五天后，去世于嘉福殿上，享年四十岁。
曹丕笃好文学，喜好著作，陈寿在《三国志》上，称赞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备。即使贵为皇帝，每天忙于政务，仍写有百余篇的论文。此外，他又令儒学国士撰集经传几千余篇，号曰《皇览》。
曹睿是曹丕长子，也是废后甄氏的遗子，小时候深得祖父曹操喜爱。曹操死后，甄氏和曹丕冲突日大，因此不立之为嗣子。尤其是甄后被赐死后，曹睿基于孝心，对父亲深表不服。曹丕便有意以其妃子所生的京兆王为嗣子。
但继甄氏为皇后的郭氏，却非常怜爱曹睿，加以郭后无子，便以曹睿为养子。曹睿外表俊秀，天性善良，对郭后极为孝顺，因此深得郭后支持，加上曹丕仍属壮年，也就不急于指定继承人了。
有一次，曹丕带着曹睿去打猎，见到一对母子鹿，曹丕立刻射杀母鹿，并要曹睿射杀子鹿，曹睿当场拒绝，曹丕惊问其故，曹睿答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曹丕惊奇之下令停止狩猎，并以曹睿善良而坚毅，决心立为嗣子。
曹丕重病，便在众大臣前，立曹睿为皇太子，并遗命辅佐之，是为魏明帝。
曹丕遽逝，曹魏政权必定陷入短期的紧张及混乱中，对诸葛亮来说正是发动北伐的最好机会。
不过，诸葛亮倒不会真的认为可以一举击破曹魏政权，他的目标其实只是西北边疆的凉州，运气好的话或许可攻占关中地区的长安。凉州一直是蜀汉政权夺得南中后的下一个目标。当年孙权向刘备要回荆州时，刘备便以取得凉州、再还荆州作为答复。刘备在伐蜀时，刻意拉拢关中名将马超，也是希望在日后征伐凉州时，有所助益。
如果能顺利夺得凉州，由西北和西南方向夹击，可攻取关中地区，只要长安城在握，即可直接威胁曹魏的新京城洛阳。若能同时夺得名城——长安和洛阳，即使曹魏政权能据守在曹操以来的军政重镇——许都和邺城，但蜀汉仍能反败为胜地掌握中原枢纽，恢复汉室的目标也就更进一步了。
谨慎又务实的诸葛亮自然不会做白日梦，他将北伐的目标只锁定在曹魏政权一向防卫较弱的凉州而已。如果要有效地攻陷凉州，孟达所镇守的新城乃是必争之地。
虽然费祎出使东吴后，东边战线的紧张关系消除了，但防务仍不得不强化，以免意外事件发生。其实诸葛亮早在这年年初，便奏明后主，加升同为辅佐大臣的李严为前将军，并将其大军移屯于江州，防务东吴并兼管后方军事。此外，他特别将护军陈到的大军移防白帝城，加封他为永安都督，附属于李严的防卫体系，并协助强化东方的防务。
准备妥当后，诸葛亮便想对孟达下功夫。虽然年前费诗曾进谏言，认为孟达不可靠，但如果孟达能在新城起义，蜀军的确可以轻而易举攻陷关中，甚至有机会直接取得洛阳，因此诸葛亮仍执意要试试看。
首先他请和孟达交情不错的李严，先以密函试试孟达的心态。李严在信中直接表示，自己和诸葛亮同时受到刘备托孤重任，忧深责重，希望得到孟达这种有能力的老友相助，以全其功。
不过，孟达最关心的，倒不是李严是否还记得他这位老友，而是诸葛亮对他的态度，是不是真能原谅他当年投奔曹魏的罪过。就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孟达意外地接到诸葛亮的亲笔密函。信中表示：
去年岁末，我南征班师回朝途中，在汉阳巧遇李鸿，得知足下之现况，甚为感慨。以足下平素之志向，相信绝非贪图富贵而背离正道的啊！
当年之事，我和先帝早知足下是受到刘封欺凌，义愤之下，才弃职离去。刘封的行为，本来便违反先帝爱才重士的道理！希望足下对以往之事不需特别在意。
据李鸿之言，当时王冲故意造谣，伤害我和足下情义，幸足下能体谅我的心意，不为所惑，使我感到非常的安慰。为表示我内心感受，让能了解我心志的好友知道，特写此书，以致依依怀念之情！
信中不但没有责备孟达之意，更表现出知己般的体谅，这封信自然让孟达感激万分，也开始和诸葛亮有书信的往来，特别是在曹丕去世后，孟达更坚定了叛魏归蜀的决心。
当年孟达投奔魏国的时候，不少大臣对他深为疑虑，但由于孟达博闻强记，文学基础又好，深得曹丕喜爱，不仅完整地保留了他四千多名原属大军的编制，更将房陵、上庸、西城三县合并为新城郡，任他为新城太守，直接委以西南（对蜀国）防务之大任。
虽然魏国朝中大臣对孟达相当不信任，但尚书令桓阶及西南军区总司令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对孟达倒相当友善，使孟达的任务获得足够的支撑力。
如今曹丕死了，辅佐大臣——特别是司马懿——对孟达相当不信任，加上桓阶和夏侯尚又已在曹丕之前去世，孟达顿感形单影只，非常没有安全感。
诸葛亮立刻加紧对孟达进行“政治喊话”，孟达也很快有了反应，彼此约定在适当时刻，献出新城郡，起义来归。
孟达暗中遣亲信赠送诸葛亮“绘帽”一顶、“玉玦”一副，以表心意。谨慎的诸葛亮却警告孟达，要沉住气，耐心等待时机，特别要严守秘密，不可大意。
居中拉拢孟达和诸葛亮关系的，是蜀汉的辅佐大臣前将军李严。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年轻时出任郡职吏，以才干著称，深得刘表信任。曹操攻占荆州时，李严逃入蜀中，投奔刘璋。刘璋非常欣赏他，以之为成都令。
刘备攻打益州时，刘璋派李严为护军，在绵竹和刘备的主力部队相抗衡。想不到李严认为刘璋大势已去，竟不战而全军投降刘备，使刘璋的防务遭到致命的打击，最后不得不向刘备投降。由此可见，李严虽然干练，却也是个标准的投机分子。
不过刘备仍非常欣赏李严的才干，拜李严为裨将军，不久更任之为犍为太守，加封兴业将军。
刘备临终前，特别封李严为尚书令，和诸葛亮共同辅佐后主，以之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诸葛亮平服南中后，加紧北伐工作，升任李严为前将军，负责东方防务。由于李严在益州为官时，和孟达相交颇深，诸葛亮便派他和孟达进行初步的接触。
由于拉拢孟达有功，诸葛亮和李严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给孟达的书信中，诸葛亮称赞李严：“处理事情有如流水般自然、快速，任何困难的工作，在他手中，也绝不必迟滞。”由此可见，李严的确是位相当能干的官员。
这样又激起了李严喜欢讨好别人的毛病，他给诸葛亮上了一份建议书，希望诸葛亮能称王而加九锡之封赐。
从春秋以来体制，皇族外的臣属封王时，可享有九锡之尊，这九锡分别为车马、衣服、乐器、朱户（大门可涂皇宫的朱红色）、纳陛（朝仪时可直上中阶）、虎贲（特种仪仗队）、弓矢、斧钺、稆鬯（可享用特酿高级酒）等九种代表特别身份的赏赐，可和皇帝分享政权。当年曹操便以魏王加九锡之尊，在邺城和许都的汉献帝分庭抗礼。
或许李严认为，诸葛亮将编组的北征大军空前庞大，并已有绝对的统治优势，蜀汉国内任何一股力量都不足以与之相抗衡，因此干脆让他公然拥有相对的地位，对蜀汉政权的稳定较有帮助。
也有史家认为，李严在蜀汉政权中，实力仅次于诸葛亮，因此他对诸葛亮在短期间势力不断膨胀，深为疑虑，是以故意试探诸葛亮的心态也说不定。
不过，诸葛亮倒一点也不马虎，立刻给李严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回信，原文如下：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诸葛亮在信中坦然表示，他和李严已是长久交往的旧友，难道李严真的未能了解其心志？他相信李严的建议是善意的，只是为了加强北征大军的威势，而不在乎正常的规章，所以才会打破沉默，表现出这种意见。
接着诸葛亮更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一位东方的低层士族（诸葛亮是山东人），由于刘备破格提拔，已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享有百亿的赏禄。但是目前尚未讨伐敌国的贼臣（指曹魏），也未能回报刘备重用的恩惠，却自以为功劳同于齐桓公和晋文公，想要享有九锡之尊。这种自抬身价的做法是非常不合于正道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
除非北伐能顺利成功，讨灭曹魏，使皇帝得以还于故乡，那也应该和大家共同升官才对啊！到时候不要说是九锡，十命（最高爵禄）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由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毫不掩饰的坦诚，他明白地表示，倒不是“九锡”有什么高不可攀，而是因为自己尚未建立大功，未完成应有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接受此爵禄。
外表谨慎的诸葛亮，其实内心相当有器量。
蜀汉后主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下令中书令陈震、丞相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留守成都，代替他处理国政。将军向宠为成都留守部队的总指挥，负责京城的安全警卫任务。
北伐大军的编组如下：
总指挥：诸葛亮自任
参谋本部：杨仪、董厥、爨习、杜义、樊建
主力参军总部：马谡、李盛、高翔、吴班、黄袭、胡济
前军总指挥：镇北将军、凉州刺史魏延
先锋大军：张翼大军、王平大军
后军总指挥：奋威将军马忠
附属大军：张嶷大军、刘琰大军
预备师总指挥：镇东将军赵云
附属大军：邓芝大军、向朗大军
后勤师：马岱大军、廖化大军
这个编制，几乎动用了蜀汉所有的将领，但依史料记载，大军编组之军力，大约在五万人左右。显然诸葛亮并未倾巢而出，他似乎不打算一举击灭曹魏，以前军总指挥魏延的官衔凉州刺史来看，北征的第一目标锁定在凉州而已。
除了本部主力军，各军营的编制较小，前、后预备师团中的兵员大约是在五千左右。诸葛亮的指挥采用相当的分权制，各路大军指挥都拥有相当的独立作战能力。
蜀汉建国不久，加上刘备在政权未稳定前便去世了，因此北伐虽然重要，内部稳定的维护更是生死关键。虽经诸葛亮数年苦心经营，蜀汉政权已拥有相当实力，但诸葛亮不在成都期间，是否会有野心分子趁机作乱，仍是大意不得的。北征大军未能集结足够兵力，诸葛亮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三国时代，北方曹魏势力最大，统辖地共有九州（包括冀、兖、青、并、徐、豫、雍、凉及司隶），总户数大约有六十六万户，人口四百四十三万左右。
吴国统辖有扬、荆、广三州，总户数约五十二万户，人口九十四万左右。
蜀汉只统有益州，总户数约三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左右。以每户抽一壮丁计算。蜀汉总军力不超过三十八万，要防卫东战线、京城、南中以及全国各地区的安全，能动用在北伐的军力自然不多。
日后魏明帝曹睿派遣来迎击诸葛亮的军队，先发的曹真、张郜大军便达二十万，而由司马懿编组、曹睿自己率领的后备大军更高达三十余万。虽然后备大军并未投入战场，但光是先发部队，面对诸葛亮的北征军，已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了。
不但兵员不足，蜀汉大军中，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其实也不多。关羽失荆州，刘备败于秭归，使当年在第一线的大军几乎全部溃灭了，唯一幸存的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赵云，年事已高，不适合太辛苦的战斗，因此只能编入预备师，负责第二战线的指挥。
魏延、马忠等大将，虽有防卫本土、征伐国内叛乱的丰富经验，但远征进行国际性的战争，是否能十足发挥其能力犹未可知。
作战最需要的是财政，经过诸葛亮有计划的经营，蜀汉的经济力量在三国中属最优异者。平定南中以后，又获得不少金银、盐铁、耕牛、犀革、战马等贡品，对蜀汉军费的筹措，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但伐吴失败，加上北征的军事行动，势必要花上不少的经费，对只有一州管辖权的蜀汉，要连续准备这么多经费，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
不论兵力、财政上都明显居于劣势的诸葛亮，为什么反而要主动采取攻击的行动呢？一向务实的诸葛亮，这种决心实在令人费解。
有些史学家认为，诸葛亮是大义所在，不得不为，由此更可看出诸葛亮的忠心和伟大，“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不顾一切以恢复汉室为意志，显示了诸葛亮浩然的精神。
这种说法，其实是相当“八股”。打仗是要耗费大量人力及钱财的，明知没有胜算，知其不可为又勉强为之，在个人工作上或许可称为英雄，但对于统率数万人马之身，这种心态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相信绝非谨慎又有智慧的诸葛亮所愿为。
也有部分史学者认为，诸葛亮的北伐行动，是以攻击代替防御，其实并无求胜心，只希望让蜀国军民有所警惕，不要安于享乐。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军事学常识。
除了游击队，必须不断采用不定点的主动攻击干扰战术外，一般有效的攻击者都要比防御者多出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孙子兵法》上便有“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说法。兵力、财力比别人少，却以攻击代防御，尤其是一而再地发动长途远征，这无疑是自掘坟墓了，相信诸葛亮再笨，也不会采取这样的战略和战术。
比较合理又可能的判断，应该是不论是想有效防御蜀汉的安全，或是想找机会击败曹魏，恢复汉室，诸葛亮都必须尽快地占领北伐的第一个目标——凉州。
刘备东征失败后，荆州确定已夺不回来了，只凭一个州，蜀汉政权随时都像处在风雨飘摇中，因此诸葛亮必须尽快再找一块足以真正维持三分鼎立局面的管辖州。
最可能攻占的便是曹魏所统辖的凉州及司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了。这些地区都是在曹操晚年才并入管辖的，加以关中及凉州大军的名誉领袖马超，在被曹操击败后投奔刘备，受到重用。马超和仍留在该地区的地方领袖间颇有来往，因此地方军民对蜀汉的印象相当不错，反而曹魏政权的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一向颇为头痛。
如前所述，若能顺利攻占凉州及关中，便可联合东吴分别由西北、西南、东南夹击曹魏，尤其是曹魏的京城洛阳，将会受到直接威胁，对曹魏政权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不但可以改变蜀汉的劣势，并且对恢复汉室的大业也会有实质的帮助。
相信诸葛亮必是在这样的体认下，来发动北伐的。
至于诸葛亮为什么有把握以较少的兵力主动去攻击凉州？他的信心在哪里？运用的又是哪种策略？其成败如何？我们将在后面的数章中分别说明。
北征大军编组完成后，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上那本千古传颂的《出师表》。
南宋的末代丞相文天祥，在其弃世遗作《正气歌》中，对《出师表》有相当高的评价，“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后世的儒者也常谓：“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可谓忠。”《出师表》的确充分显现诸葛亮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的情怀。
特别将其原文，收录于此，由其文旨及词气中，我们可清楚看出诸葛亮之人格及其器量。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从这篇《出师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北伐之事拥有相当高的信心，绝对不是一件无奈的“苦行”。相反地，他担心的并不是前线，而是国内。
刘禅的确是位“扶不起的阿斗”，软弱无能，头脑不清，喜欢接近身旁的服侍者，对喜欢讲道理、谏言的大臣一向敬而远之。诸葛亮在朝期间，刘禅管不管事倒不重要，但诸葛亮不在朝中时，如果刘禅仍亲近小人，则可能会影响政务的推动。这篇《出师表》有如一位即将远离的父亲谆谆告诫儿子要“亲贤臣，远小人”，辞意恳切，真情流露，实在令人感动。
为了让刘禅能居安思危，诸葛亮提醒他如今虽天下三分，但仅有益州的蜀汉在三强中仍最弱，加上刘备建国后不久便去世，的确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益州疲弊，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呀！
指出了危机点，当然也要明示其机会点，蜀汉的文武众臣在资质和忠诚上，的确高于曹魏，所以最重要的是身为“主帅”的刘禅，切不可妄自菲薄，反使这些忠义的部属无法发挥才能。
接下来，诸葛亮更具体地告诉刘禅如何做“主帅”，辅佐和实际工作的人才则由诸葛亮事先安排，文事方面，有郭攸之、费祎、董允，武事方面有向庞。“主帅”刘禅只要不论“营中、府中”之事，均谦虚坦然地向他们咨询便可以了。
怕刘禅年轻气盛，诸葛亮特举实例，阐释前汉及后汉兴衰的主要原因，并将刘备抬出来，严厉警告刘禅，切勿如同汉桓帝、灵帝般的腐化、愚昧。
第三部分则明述自己必须发动北伐的主要原因，是在完成刘备的遗志，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更不是在趁机扩张权势。所以要求刘禅一定要尽量配合，亲贤臣，远小人，做好国内政治，以免他身在前线还要担心后方。
最后，诸葛亮具体地将自己和刘禅的工作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北伐的工作由自己负责，若失败则应责成其过失。内政则由刘禅和辅佐人员负责。以求能彻底扮好彼此的角色。
这不但是篇远行前对君王的正式谏言，更是一篇精辟的经营领导建议书。没有八股式的忠义空言，句句都是具体可行的策略。《出师表》真正感人之处，或许便在这里吧！
此外，《出师表》更是相当具有文学价值的优秀论文。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文豪苏轼，认为诸葛亮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家：
他的文字可以清楚而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毫无赘言。《出师表》文体简洁，内容相当完整，词意率直，情感丰富却又颇为内敛，实在是千古难得的好文章。
苏轼更进一步指出，诸葛亮最伟大而令人倾心的地方，在于他的名实一致，只有思虑忠纯、诚恳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精辟感人的文字来。
呈上《出师表》后，诸葛亮又以后主刘禅的名义，下了一道讨伐曹魏的诏书。诏书中提及将和孙权合谋，互为犄角。且凉州诸国、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异族也将派军相助，所以北伐军将高达二十余万人。这和实际的五万北征大军差异颇大，只是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之后，诸葛亮率领北征大军，驻屯于汉中，大本营则设于沔北的阳平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