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还涉及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区别。这一问题在公共管理学中进行了长期争论，被阿里森比喻为“玻璃杯是一半满还是一半空”的争论。管理主义立论的基础是否认或淡化这种区别，但阿里森的经典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公共事业管理和私营企业管理的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同样的多，并且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为重要。”英国学者格林沃德和威尔逊从公共责任、公平、合法性和多样性四个方面论证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英格拉姆关于效率不是公共组织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公共组织“正是通过不把效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立足于社会”的说法表述了同样的观点。显然，如果管理主义的立论基础站不住脚，管理主义指导下的行政改革就会面临挑战。
泰勒等人则对过分强调公共服务中的竞争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合作关系，竞争压力会破坏这种关系。压力越大，服务提供机构之间破坏性竞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其表现如挑肥拣瘦或“挑奶皮”，即挑选那些成本低并易于完成的任务。
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功能，“挑奶皮”会导致公共资源的逆向配置，使那些最需要服务的人得不到服务。
贝伦等人揭示了企业化政府模式内含的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1）企业自主与民主责任之间的价值的冲突；2）公共企业愿景（public entrepreneurial vislon）与公民参与价值之间的冲突；3）企业运转的隐秘性与民主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4）企业管理要求敢于承担风险与公共财政处置责任之间的冲突。
市场化和管理主义取向的行政改革用“消费者”（顾客）的概念取代了“公民”概念，期望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会导致“顾客主权”并促进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然而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新文化并不是进步。波利特等人指出，公民是个人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下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顾客则是市场情境中个人需求和需求满足的统一体。
顾客需求的满足有赖于产品和服务的供求状况及个人的支付能力。“公民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顾客是市场契约的一部分。顾客仅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公民位居顾客之上。新公共管理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彼得斯持有相似的看法，“公民如今只不过是政府服务的消费者了，公民相对于国家的个人权利和法律地位无形中被降低了”。
也许对市场化和管理主义取向改革的最系统的批评来自考尼格。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可以包含许多要素，世俗化、民主化、工业化和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但是，自韦伯的分析以来，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向相对自主的次级系统和行动领域的功能分化，是决定现代性的关键”。当代行政改革引发一个问题，“把某些产品从市场中抽出来，确定其为公共产品并使之服从政治——行政决策过程，然后再让市场竞争规则决定这一过程——这一做法到底有什么意义？”
国家和市场有各自的运作方式，让国家在市场化的名义下模仿市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有违功能分化，因而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2.对改革措施的评价关注重点从改革总方向转入改革具体措施的时候，人们的争论更为激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都面临挑战和批评。
市场机制与竞争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指导原则之一，合同出租或竞争招标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主要表现形式。合同出租所取得的成就前面各章有所论及，被誉为成效最为卓著的改革措施之一。但是，合同出租制依然面临各种批评。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关注的核心是合同出租制对公共责任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这种负面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缩小了公共责任的范围。公共事务出租合同仅仅明确服务提供方面的绩效，既忽视了对公众变化着的需求和偏好的反应或响应，又忽视了诸如雇用实践、环境等方面应负有的责任。第二，合同出租制限制当选官员对公共服务的监督和与公民的直接接触，剥夺了他们从中学习的机会，使得他们难以了解公民的需要和愿望并做出积极的反应。
分权化是当代行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的分权政府”被认为是企业化政府模式的构成要素之一。“分权化的一个危险在于，公共服务机构会集中关注自己所提供的服务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对社区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并做统筹安排。”换言之，分权化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的分散化和相互割裂。方克定在综合多位外国专家的评论后指出，“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分权和增加管理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导致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公共开支和行政成本的提高；半自治性的执行机构成为管理、服务水平的促进因素，但未达到减少检验、控制与协调的初衷，而出现了一系列失调和失控。”至于以设立执行机构为主要形式的权力非集中化改革，其理论前提就是早已被摈弃的政治行政两分法或决策执行两分法。英国一工会负责人克里斯蒂怀疑，这一改革的真正动机是“削减预算，裁减人员，削弱工会的权力和影响，为公共机构进一步私有化铺平道路。”梅伦断定执行机构设立的主旨是分权而非竞争，因而难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莱特的评论更为尖刻：“将政策制定和运作管理分开的做法，使得白厅贵族们集中精力于那些富于刺激又很少麻烦的政策咨询工作；与此同时，被提升为执行机构领导的公务员大体上能逃脱等级制的枷锁，自由地开出高额工资。”“在实践中，部长们坦然接受了因执行机构运转良好而带来的赞扬，但把政策失败的责难转嫁到执行机构领导身上。”
德国学者班贝格提到了理论界对其他具体改革措施的批评：
①节约开支是首要任务而非所谓提高效能，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将会导致忽略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②单位成本核算会促使（地方）政治家以使用者付费制代替财政资助的公共服务；③私有化、自由化，公务员的管理主义新角色解决不了政治责任问题；④只要对评估个人绩效的方法缺乏共识，绩效评估的效度就会很低，对那些需要定性分析的工作尤为如此；⑤机构负责人的契约式管理方式会扩大公务员待遇上的差别，长期下去会降低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士气；⑥现代化的提倡者如此热衷于人类经济学模式，以致于公共服务中的道德问题游离于他们的视野之外。
对当代行政改革具体措施的批评举不胜举。这里引用莱特的评论结束我们的讨论：“英国行政改革的理性已超其所能，因为它寻求（经常是在迷惑中寻求）调和选民之间相互竞争的理性。选民们不仅仅把自己看做是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消费者，而且继续视自己为享有权利的公民。目前的危险在于：英国的公共行政官员将会变成奥斯卡·瓦尔德小说中的人物——对每一物品的价格了如指掌，但对任何物品的价值一无所知。传统上为整个统治体制提供可靠性、可预测性、凝聚力和持续性的公共行政，会沦为仅仅反映市场固有的紧张关系的一面镜子。”
作者业已申明，本章并不是对前几章内容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从前瞻性角度，对当代行政改革做一简要评论。评论的目的并不是寻找答案，而是提出问题以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和追踪研究。
当代行政改革已经实施了20个年头。改革的普遍性、广泛性、深人性和持久性可谓前所未有。在世纪之交和时代转型环境下推行的行政改革既是对数十年来行政管理实践的检讨和反思过程，同时也是对新时代、新环境的自觉适应过程。当代行政改革实践已经开始展现了公共管理未来模式的一些可能特征。虽然对改革方向、措施和实际效果的评价还存在激烈的争论，虽然公共管理未来模式的合理性还在受到审视和质疑，但毫无疑问，改革将会持续下去。
原因正如彼得斯所说的那样：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不能再回到“官僚制度的伊甸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