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评价的政治标准和操作标准的关系。行政改革的目标可分为政治目标和操作目标。政治目标主要用于改革的政治动员并为改革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因而具有笼统、抽象的特征。操作目标则是政治目标的分化和具体化。
以行政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来评价其效果，就涉及到评价改革的政治标准和操作标准问题。政治家倾向于设立笼统抽象的政治目标，避免具体量化指标未达到可能带来的尴尬。但单纯的政治标准难以对改革效果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政治标准向操作标准的具体化是评价改革效果的迫切要求，但迄今为止，经济、效率、质量、效益的测定方法还处在实验摸索中并存在相当的争论。
第三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行政管理的历史上看，早期的行政改革和进步运动实际上是效率运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是“公平”运动一力图用以公平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性效率”取代传统的“机械性效率”；当代行政改革实际上是“效率优先”价值的回归。私营部门效率至上天经地义，而公共部门则是公平的’保障和“最后的依靠”。鉴于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公共部门应在多大程度上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成为一个争论的主要问题。换言之，评价改革效果的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之间存在矛盾，由此带来对改革效果的不同评价。
2.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当代行政改革所取得的效果是一种客观实在。对于这一客观实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这些不同源于评价主体立场、价值观的不同，同时也涉及到效果评价的技术问题。
A.评价者的立场和价值观可以把行政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三种类型：拥有者、旁观者、受损者。对改革效果的评价首先取决于评价主体的立场，其次取决于价值观。
拥有者是改革的创议者、设计者、推行者。改革效果的评价涉及到他们的荣辱甚至影响他们的政治命运。对这些人来说，关注于甚至夸大改革的正面效果是其必然的倾向。
从利益角度来看，如果改革所带来的“失”大于从中的“得”，这一群体就是改革的净受损者。受损者对改革效果的评价更多集中于其负面影响。英国的行政改革被誉为成功的范例之一，但一位工会领导人却对改革做了如下评价：
“与卓越公共服务新时代相去甚远，民主责任被降低为粗俗的交易；公民权利沦为市场消费关系；社区被市场所取代；公平被视为不必要的累赘。这不是什么政府重塑，而是逃避责任。除非改弦更张，这一过程只会把我们引回旧的时代——腐败、无能、裙带风盛行。19世纪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正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应该说，这反映了受损者的普遍看法。
旁观者并不是行政改革的袖手旁观者，也不是游离于改革影响之外的超然者。对这一群体来说，某些改革措施可能损害其利益，而另外一些措施又会增进其利益。净收益的大致均衡使得这一群体能够从较为中立的立场来评价改革。但是，立场的中立会使得价值观的地位凸显出来，即对改革效果的评价更多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譬如，效率优先论者为改革所取得的经济和效率改进大唱赞歌，而公平优先论者则对此忧心重重。在这一点上，英格拉姆的评论具有代表性：“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不同于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还存在其他目标。……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公共组织是‘最后的依靠’。它们正是通过不把效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立足于社会。……有效的改革追求更高的效能和效率，但必须认清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约束以及对稳定带来的影响。……忽视这一事实的改革可能会产生在短期内与原先不同的公共管理体制，但不会形成更有效的政府管理。”
B.改革效果评价的技术问题行政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对改革效果做出准确、客观、科学的评价会遇到许多技术困难。这是导致对改革的不同评价和相关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行政改革涉及到行政体制和管理活动的各个领域、方面和环节，而不同改革措施侧重于针对不同的领域、方面和环节。从现有技术水平看，人们可以对相应领域改革的效果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也可以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效果做出横向的对比（如有的领域的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彰）评价，但综合各个领域对改革做出总体和系统的评价，目前的技术还远不成熟。因此，人们对行政改革的整体评价更多取决于立场和价值观，主观的成分多于客观成分。
这也就是同一改革效果作为客观实在而获得不同评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人类社会发展不具有反演对称性，不可能像某些自然现象那样进行严格控制下的实验，也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初始条件进行不同改革思路的对比。这进一步造成效果评价的困难。举例来说，市场化和管理主义取向的改革是以公平价值的某种牺牲为代价的。尽管社会福利减少，公共服务人员在削减，但是公共支出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0年至1992年，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挪威等国中央政府支出在GNP中的比重都呈上升趋势。福林教授依据公共开支、成本、效率、公务员规模等评价标准，对英国行政改革的成就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评价，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即使上述分析和数据准确无误，人们也不能得出改革失败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进行改革或者按照其他思路实施改革结果会怎样？换言之，改革虽然没有降低公共开支或公务员队伍的规模，但它是否抑制了增长的势头？
由于不能完全退回到初始条件进行不同改革思路的对比，改革效果的评价就会长久处在争论中。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联系，行政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效果评价将会非常困难。这无疑是改革效果评价中各执一词的原因之一。
对改革方向和措施的评价围绕改革方向和措施的争论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
技术层次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把改革的原则和措施更好地付诸实施；规范层次关注的焦点是这些方向和措施的合理性，即它们是否适应时代需要和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本部分介绍的重点是规范层次的争论。
1.对改革总方向的评价市场化和管理主义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指导方向。私有化、自由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公共部门市场机制的引入等等，都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推崇。当代行政改革似乎正在制造新的“市场神话”，这一点正在受到怀疑和批评。
批评首先涉及到对私营部门的评价和认识。在当代行政改革中，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市场途径倍受青睐，私营企业被奉为公共部门的楷模。但在美国学者汉森看来，这是把教科书对私营企业的理想描述与其现实混为一谈。由于私营企业的表现在许多方面不尽人意，在“私营部门神话”下的改革可能会走向迷途。德国学者考尼格也指出：综观福利国家和消费者社会的发展，人们有理由认为，公共当局虽不比百货商场、饭店、俱乐部好，但也说不上差多少。
“事实上，美国和德国的民意调查表明，公共部门在顾客满意度方面的得分并不差。这点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即在非特定问题上，对官僚的不满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