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去年夏天，在美国教美术的儿子回来探亲。他原想在家和我们团聚一番，但我只留他在家待了一头一尾各一周，中间安排他去了趟新疆和敦煌。今年他又带了一批美国青年去桂林、昆明、武汉、西安和延安旅游并写生。任务完成后，他把学生送上了回美的飞机，就坚决留下来同我们欢度半个月。
他是1956年——我被划为右派的头一年出生的。
不像比他大九岁的哥哥那样，对我当时头上那顶帽子的印象不深，因而包袱也不重。然而1966年红八月，当我在红卫兵的威迫下，胸前挂牌跪在自己家院中挨斗时，11岁的他就站在旁边。1969年他随我们一道去了湖北咸宁干校。高中毕业后，插了几年队。新时期到来，大学的门一敞开，他就考进去了。小小年纪也曾从中世纪的文革走到改革开放的现代。既经历了坎坷，也曾时来运转。
这次回京，他注意到长安街两端的楼群又扩展了，也更摩天了。当年我常骑车带他到复兴门外来玩。那时除了玉渊潭，可都是一片荒地，偶有几间土屋。如今，我们所住的高层居民楼就盖在那荒地上。抚今追昔，他不断赞叹说，变化太大、太大了。
可也有些美中不足的事。亲戚家一位女婿（留日博士生）回国探亲。只因身上带了些外币，就在旅馆中遭歹人杀害。一路上，他也遇到一些在洋人面前有损国格（因而使他十分狼狈）的事。每天外出，他也看到听到一些使他感到困惑的消极现象。
在我送他去机场的路上，他突然问我是怎样看待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走向，并且进而问我悲观还是乐观。我毫不踌躇地告诉他：当然乐观。这里涉及我对历史的基本看法。
回想三十年代当东京——罗马——柏林结为轴心时，世界真是一片黑暗，恶魔称霸全球。从1931至1945年间，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啊！然而浓云过去之后，东南亚、拉美、中东以及整个黑非洲都摆脱了殖民枷锁。“十年浩劫”有时也曾使人绝望过。然而倘若没有那十年的折腾，今天我大概还在戴着那顶无形的帽子，中国也依然是与世隔绝的锁国。坏事总能变成好事。这是一个可喜的历史规律。
就中国而言，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对这一基本事实是我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持乐观态度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从大跃进到“文革”，换个小国，早完蛋了。咱们这里不管死多少人，受多大损失，丢多大脸，就是禁得起折腾。当然，最好不折腾或少折腾。那样，蜗牛本应是骏马。倘若开国之后，肃清了真正的敌人就转入经济建设，不疑神疑鬼，一批又一批地整，而是挽起袖子来奋发图强，今天这样的繁荣在二三十年前本来就可以实现。当时，不但没有什么“四小龙”，连日本也还挣扎在贫穷线。
可是中国的伟大就在于它禁得起折腾。所以今天更没理由去悲观。我一直感谢1966年8月把我救活了的那位大夫，也一直为当时没人救或没救活的朋友们而痛惜。即便在我的绝命书中，我也曾表示相信美好日子总会到来，只是我由于受不了那凌辱，等不及了。可及至我发现自己被救活了之后，我就对自己发誓说，再也不自戕了。至少要看到那帮歹徒的灭亡。当电视播放审判“四人帮”的画面时，我对自己说，居然等着了！来世报应是瞎扯，但现世报却千真万确。这里有“物极必反”的历史规律在。
所以我绝不因眼前的一些消极现象就动辄悲观。当然我坚决反对听之任之。我希望法律能管，舆论能揭，作家们能起而鞭笞。
二十一世纪到来时，我大概早已化为粪土。但我坚信中国不但亡不了，而且会更加光明灿烂。许多莠草蠹虫都将在历史的规律下被淘汰掉，正如我们走路碰到的绊脚石，必然会被踢入沟渠。
就个人而言，就是要当踢绊脚石的，而莫当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