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在预算部任低级大臣时，其工作既涉及财政问题，又要涉及福利问题。总的来说，她对那时的工作是满意的。就在她任职后的一个月，她就在预算案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第二年3月，她又以一名低级大臣的身份首次在一项重要的辩论中发言。这次发言主要是对工党提出的一项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答辩。工党认为，政府未能在增加养老金方面提高预算，并对此深表遗憾。撒切尔夫人对这次答辩做了充分准备，她把1946、1951、1959和1962年这4年的养老金数额做了比较，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家庭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计算，列举了养老金总开支以及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总额，还把英国在养老金方面的开支与外国做了比较。发言那天，她站起身来，向议员们高声宣读了这一长串统计数字，与会者听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
低级大臣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同所在部的文职人员一起埋头于各种事务。但所到的荣誉却很少，他们在各个部里被淹没在一般幕僚人员中，不能经常参加议会的活动。预算部的事务很繁重，公务人员每天要接待数百个前来发牢骚或者询问国民保险及国家资助事宜的人，这些问题最后都得由低级大臣来处理。撒切尔夫人对这个职务本来不是很感兴趣，她也没有做出令人难忘的成绩。但是她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也很懂行。她的第一任上司博伊德·卡彭特很快就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他说“我再也不能小看她了。社会保障事务牵涉到异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她一上任就显示出对这一专业的娴熟和应付艰苦工作的能力。这使我和同事们感到震惊。”
撒切尔夫人到预算部来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部内的不少官员都反对她来任职。如艾利克·鲍耶爵士曾怀疑，一个有孩子的年轻母亲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做她本职工作。20年后，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她总是仪表整齐，她的发型似乎是花了一个早晨才做出来的，她的衣着似乎是花了一个下午才精心打扮出来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做的事情比她的前任只多不少。
在60年代初期，歧视女性是白宫官员的典型特征。他们刚愎自用，以国家的统治者自居。而低级大臣的地位又处在政府官员（指与执政党进退的官员，而非文官）的底层。所以，高级大臣瞧不起她这个女低级大臣是可以理解的。撒切尔夫人以前对白厅世界不了解，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很难忘记官员们对她的冷遇。
在担任低级大臣期间，撒切尔夫人印像最深的是，幕僚人员对辩论不感兴趣。他们缺乏创造力，只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保证自己的部门平安无事。预算部几乎不涉及政治危机问题，也不需要制定重大的决策，所以该部很少召开探讨长远政策问题的会议。她在该部干了3年，内阁大臣也换了3个。在这3年间，她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幕僚人员是如何应付内阁大臣的。她注意到，幕僚人员在提出建议时，总是想法迎合大臣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内阁大臣喜欢什么，他们就提出什么建议。撒切尔夫人长期对文官的不信任感，就是在这时播下的种子。
撒切尔夫人当上低级大臣的第二年换了秘书。她原来的秘书帕迪因为结婚不得不离开了她。代替帕迪的是与她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黛安娜·鲍威尔。帕迪曾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但在她离开撒切尔夫人之前，已只能为撒切尔夫人一人当秘书了，因为感到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时间不够用，尤其是为像撒切尔夫人这样总是紧张工作的议员当秘书就更是如此。黛安娜以前一直兼任梅根·劳埃德·乔治的秘书，在帕迪度假时也曾替她给撒切尔夫人做过事，因此，黛安娜和撒尔夫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黛安娜比撒切尔夫人年长10岁，她俩共相处了7年。两人的工作关系非常好。后来帕迪同撒切尔夫一家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当帕迪婚后一年生下他们的女儿罗斯玛丽时，他们特意请卡罗尔·撒切尔夫当孩子的教母。此前在帕迪举行婚礼时，还曾请了卡罗尔当女傧相，只是由于卡罗尔过分激动和紧张而在婚礼前病倒了，所以那天只好呆在家里。
1961年后的两年间，英国政治处于很不稳定的时期，保守党政府困难重重。有“超人麦克”之称的麦克米伦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政府开支过多的苦果。由于他根本听不进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的劝告，彼得愤而挂冠辞职。政府开支过多，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英国的形势从一度出现的空前大好走向反面。英国经济开始衰退，失业人数上升，麦克米伦的威信急剧下降。在1960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克米伦的支持率曾高达79%，而现在却成了自张伯伦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张伯伦因在1938年签署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姑息让步、最后使英国在希特勒发动进攻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而受到人们的厌弃。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得到人民的拥护，麦克米伦向保守党内的那些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人妥协，同时，为了迫使内阁其他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也接受这一措施，他对内阁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这次内阁改组被称为“七月大屠杀”。
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5年，麦克米伦向欧共体递交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一份申请书。他这样做，是他打出的巩固自己地的最后一张王牌。麦克米伦的做法遭到反对党--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坚决反对。在1962年10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宣布，麦克米伦的行动是与英国一千年来的历史背道而驰的。一个星期后，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一，政府内务大臣巴特勒在保守党的年会上讲话，批驳了工党领袖的攻击。他讲道：“他们注重的是一千年的历史书，而我们注重的是未来。” 他的发言很有鼓动性、很成功，助长了保守党的士气，得到了保守党上下的支持。然而，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这对麦克米伦及政府是个沉重的打击。
屋漏偏遭连阴雨。英国在安全方面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丑闻，弄得满城风雨，使保守党政府处境更加尴尬。其中普罗富莫丑闻从根本动摇了保守党政府的根基。1963年夏初，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被指控同克里斯廷·基勒小姐关系密切，而基勒又与俄国大使馆有着微妙的关系。起初，普罗富莫在下院公开否认了此事，麦克米伦也正式表示相信他的话。可是，几天之后，普罗富莫又承认自己在下院撒了谎，并辞去了大臣职务。那些受了欺骗的议员，特别是反对党议员怒不可遏，向执政的保守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保守党后座议员们则掀起了一场“迫使麦克米伦辞职”的强有力的运动。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保守党年会，在会议召开前夕，麦克米伦因身患重病，辞去了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职务，倒阁运动没费什么力气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在挑选保守党新领袖问题上，保守党年会陷于混乱。有好几个人出来竞争党的领袖职位。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人有：内政大臣拉布·巴特勒，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和枢密院院长黑尔什姆勋勋爵。还有一位竞争者是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霍姆在下院和内阁中的支持者最少。可是，麦克米伦却垂青于霍姆。当时，保守党内挑选领袖的制度极不民主，完全由党的几个元老和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所构成的“神秘圈”来操纵， 其中现任领袖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现任领袖都要首先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而且一般都尊重内阁多数人的意见。当时，巴特在内阁中支持者较多，撒切尔夫人也支持巴特勒。然而，麦克米伦却觉得他不够顽强，而且在党内缺乏足够的支持，不适宜提任党的领袖的职务。麦克米伦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选择了霍姆。巴特完全可以向麦克米伦的决定提出挑战，并有可能取胜。然而，为了保守党的团结，他作出了让步，接受了麦克米伦的选择。
这样，霍姆勋爵便于1963年10月18日出任保守领袖并担任英国首相。
然而，霍姆时运不佳，他上任后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大选，结果败给了工党领袖威尔逊。原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去世后，工党选出了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是位足智多谋、能力超群的政治家，相比之下，霍姆则显得逊色多了。在大选中，威尔逊把保守党统治的13年说成是“被浪费掉的13年”，他向英国人民保证要把英国从“13年保守党治理的衰败中”解救出来，让人民享受到人类现代科技的成果，使他们有一位英明的领导人。1964年10月的大选结果是，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员的下院中仅以4个席位的多数险胜保守党，威尔逊成为英国首相。霍姆仅当了一年首相和领袖就使保守党遭到下台的厄运。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选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能像1957年那样轻而易举地取胜。其原因是自由党人的插足。芬奇利选区犹太人较多。当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拒绝让那些没有在出入证上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人去参加活动。该选区的自由党人对此大加利用，将此事渲染成是保守党的种族歧视政策。保守党在种族问题上确实没有自由党那么开明，党内许多人持有种族歧视观念，尽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没有表现出来。自由党吸引了很多犹太居民的选票，它的候选人对撒切尔夫人的多数地位形成了严重威胁。自由党在芬奇利选区对保守党构成有力冲击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59年夏天，当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作为20人中之一竞争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时，保守党在这个选区的情况就不太妙，它在该选区议会的席位迅速地丢给自由党。每一位将要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制止这种颓势。当时，只有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对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她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走上街头，同他们进行斗争。做一真正的保守党人，相信最后必定会胜利。” 她果然成功了。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同样以上次大选时的精神投入了竞选工作。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工作人员都觉得与撒切尔夫人在一起竞选很累，她总是大街上东奔西跑，一会儿在这家坐坐，一会儿又同那个人握握手，或是向坐轮椅的人间长问短。她什么时候都是情绪激昂、风风火火，走街串巷，行动快如闪电。有时，她还会停下来同店主谈论物价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带着秘书黛安娜去进行这些游说活动。有时在午饭时间，她们就在一起到小酒店吃饭、喝啤酒。有时还与她的代理人罗伊·兰斯顿以及竞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保守党协会主席伯特·布拉奇，在一起喝啤酒。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又去会见选民，与他们握手、谈话，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撒切尔夫人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记住人的名字和面孔。这对从事政治活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种能力一般是女人的天赋，然而玛格丽特的这种天赋又特别强。在她第一次被确定为芬奇利选区候选人后的那次晚会上，在拍卖威士忌酒时所表现出的惊人记住每个人名字的本事说明了这一点。玛格丽特不仅记住了每个人的模样和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住了他们之中谁患有关节炎，谁家的住房太潮湿，谁家的女儿在南非等。更为了不起的是，她不但记得住自己选区选民的情况，而且还记得住本选区以外的人的情况。在保守党的领袖中，她是记得下院保守党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的配偶的名字和特征最多的一个人。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女性所具有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她关心人们的温饱，而且认为人们应该衣食饱暖。不管谁到她家，她总是拿出一些吃的东西来招待，即使这些食品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有时只不过是一包外国的巧克力饼干或一小块核仁糕点。她的食品柜里总断不了这些东西。她关心人们的温饱决不限于熟人。虽然她从父亲那里秉承了这样一个信条，即所有的人都应该自食其力，不应该一辈子依靠国家的照顾，但她也确实笃信慈善事业。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听说一位在精神上曾受到一系列打击的妇女生活非常困难，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的钱买了几袋食品给这位妇女寄去。
议会下院议员的主要日常工作是处理本选区的事务，如处理人们在住房、上学、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甚至像家门口的人行道是否平整这类问题。有时候，选民们写信给议员们，要求自己选区的议员代表他们为自己犯法的孩子或找不到工作的丈夫想想办法。有一次，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处理这样一个案：有位男青年想当邮递员，但邮局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在警察局登记有前科，他在10岁时曾偷过一个牛奶瓶。她还处理过这样一件刺手的事情：她所属选区的选民档拉尔德·布鲁克是霍尔本法律、语言和商学院的俄语教师，1965年初，他在莫斯科被克格勃逮捕，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把他关进了监狱，并且不允许英国领事馆的人见布鲁克，也不具体说明指控布鲁克的罪名的性质是什么。撒切尔夫人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一再敦促外交部采取措施，并在下院带头抗议苏联人的这种做法。后来，苏联终于释放了布鲁克。这是一起异乎寻常的案子，撒切尔夫人因而赢得了赞誉是理所当然的。撒切尔夫人确实喜欢做普普通通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福利性工作。就是那些厌恶她的政治主张、决不会把选票投给她的选民，也不得不承认她是该选区一位非常出色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