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罢《血色南朝》后，有人曾对我说：“而今崇尚研习传统文化，你怎么竟沉溺于偏安南隅的‘南朝’了，这是否有悖于时代主流？”
然而，我却认为我写《血色南朝》，这恰恰正是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为！
因为，虽然在汉唐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常常存在于所谓长安、洛阳等中原大地之上，但是，在晋末南北朝时期，我国经历了一场大的“衣冠南渡”的变革，当时北方的名士、望族、精英如过江之鲫，纷纷拥向江左，北方乃至西北方的帝王士族们不仅连人带物都过了大江，而且其大脑连同其中的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习惯也都随之而来到南国了。也就是说，此时，其实中华文化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大江之南。
由于人类文化的传承载体原是人类本身，所以，南北朝时期的中华传统文化就存在于江南一隅之内，此时，就连以北魏为首的北方诸国的帝王将相们也都以南国文化为自己学习的楷模！事实上，我国南方在此期间，不仅在文史哲学领域中出现了像陶潜、陶弘景、范晔、刘湛、谢灵运以及后来的范云、沈约等竟陵八友，而且还出现了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成就构成了这一期间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人曾说：“此时，南朝是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大树的‘树干’，而北朝则不过只是其向外拓展的‘树枝’。”
我国的南京，在晋末的”衣冠南渡“与唐末的”南唐割据”的情况迥然不同。前者是中央主力整体南迁，而后者则是南京地方势力的建国与独立，后者是不能与当时居于中央地位的五代力量相抗衡的，五代时期中国的主脉仍然由中原的梁、唐、晋、汉、周所承袭。
晋末南渡之初，北方士族豪门曾在南京江畔凤凰台边建造了一座著名的”新亭“，作为他们回眸北疆的”望乡台”，他们经常聚集在新亭上把酒酹江，北望故国，长歌当哭。后来赵宋时期的志士们曾经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悲愤地叹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力图收复北国，不甘心“直把杭州作汴州”。
接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渡的人们渐渐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都融入了江南文化和江南山水之中了，他们智慧的人文资源与江南秀丽的湖光山色结合，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奠定了南朝文化基础，从而造就了我国该时期璀璨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当时，南朝梁的都城建康无比繁华，其人口曾经超过了百万，成为世界上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其发达的盛况毫无疑义地表明了它当时处于中国的中心地位。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南朝最后还是被西北的杨隋统一了，但是，在文化和精神上其实是杨隋被南朝同化了，它们最后形成了后来的隋唐大一统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写作《血色南朝》时，我曾游阅了南京周围的众多名胜古迹和今日的许多山川阡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在南北朝时期，南渡来的北方士族们为了追忆和纪念他们北方的故国，他们在建设南都建康时，甚至将他们北方家乡某些地方名称和建筑物的名称也一同带到了江南。这就像当年开拓新大陆的英国人将英国某些地名带到美洲和澳洲大陆一样。譬如，建康城及皇宫台城的许多路、桥、宫、殿、门、寺都与长安、洛阳相应地方同名，南京钟山独龙阜下的定林寺，原在现在山东省的莒县等等。
这一切均已表明：那时的南京文化其实就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它从外貌到内骨都与传统文化毫无二致，乃至它的每一个细胞中、每一管血液里都浸透着中华文化之精髓。
包明宝
2013年6月于南京东郊
2014年6月修改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