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童年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我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彭士禄。
时常想念这位老人。
1991年春，根据张爱萍将军指示，笔者在撰写中国核潜艇诞生历程长篇报告文学时，曾有幸几度采访过时任中国核工业部顾问的彭士禄院士。此后，由于大家各分南北，工作纷繁，20年没见到他了。今年8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核潜艇电视剧拍摄筹备会议”时，突闻悲讯，彭老夫人马淑英已于昨年去世，心中不胜哀痛。算起来，彭老今年已是87岁高龄了，我决定去看看他。
夕阳西斜，微风轻拂。在北京三里河一个普通住宅小区里，我见到了他。他坐在轮椅上，满头银发，身体羸弱，和当年那位叱咤风云，谈笑风生的形象相去甚远了。但他依然思维清晰，神态安详。我们再次谈起他的人生、他的抱负、他的事业，当谈到当年他在川西深山里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动力装置时，他顿时又感慨起来。
“是呀，一晃就是几十年了，真想再回那里去看看呀！”彭老轻轻地摩挲着轮椅扶手，深情地说道，“当年我们刚到那里时，那里还是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而今早就变样了哟！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几年。在那里，我们搞出了中国核潜艇第一座陆上动力装置……那时，我才40来岁，熬上几天几夜下来，还能满山乱跑——唉，如今廉颇老矣！”
彭老的眼睛凝望着窗外的天空，又缓缓回忆他尘封的那些往事来……
……
草黄山瘦，风寒露冷。
这是193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
菲菲的雨丝，带着深深的寒意，从山那边飕飕飘落过来。瘦骨嶙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彭士禄，拄着一根打狗棍，拖着沉重的腿，爬上一个山坡，往镇外那座破庙走去。破庙里有他从田里搬来的一堆谷草，有一条他从街上捡来的破麻袋。天，马上就要黑了，他要到那里去过夜。
暮色昏昏，路窄草湿，他脚下一滑，险些一头栽进旁边的水田里去——他已一天没吃东西，早就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了。两年前，他和潘姑妈被叛徒出卖，被白匪军抓捕，辗转关了几处监狱后，刚从牢房里放出来。走出监狱大门，他举目无亲，茫然无措，为了活命，他只好沿街乞讨，当起了小叫花子。
这是一座残破的关公庙。在白色恐怖下，当地群众早已人人自危，庙里已无香火，蛛网密布，阴森森的，那些泥塑的神像，残头断臂，已经面目全非了。彭士禄好不容易走进庙门，在角落里的草堆里躺了下来。夜色朦朦，头昏眼花，彭士禄躺在草窝里，那大庙两旁残破的塑像，一个个变得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仿佛就要向他扑来！
彭士禄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黑夜沉沉，寒风瑟瑟，孤独无助，又冷又饿，他在草窝里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呀！
这一年，他刚满10岁。
彭士禄是广东海丰县人。他生下来不久，就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命运多舛灾祸不断。他的父亲彭湃，原名彭汉育，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彭湃领导了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父亲牺牲时，彭士禄才4岁；而此前一年，他的母亲蔡素屏（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已惨遭反动派枪杀。在白色恐怖中，为避免白匪“斩草除根”，地下党组织把已是孤儿的彭士禄东掩西藏，秘密寄养在拥护红军的穷人家里。为了躲避白匪军和还乡团追杀，他一个月甚至几天就要换一个人家，而且每到一家，就认爹认妈认兄弟姐妹。
“从我记事起，我记不清换了多少人家。也许今天在张家寨张家，明天就到了王家村的王家。”彭士禄回忆说，“当时，我也记不清认了多少爹妈，认了多少兄弟姐妹。确切地说，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天下的劳苦大众，都是我的爹妈和兄弟姐妹！”
6岁时，彭士禄被党组织转移到了潮安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瑞金。仅在潮安，彭士禄就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后来，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哥哥家里。陈永俊牺牲后，彭士禄由陈母潘舜贞抚养，彭士禄叫她“姑妈”。在这里，彭士禄住了一年多，是时间最长的一家。潘姑妈家里也很穷，以绣花为生。至今，彭士禄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平时，在姑妈家只能吃些粗粮野菜，只有过年时，才有一回鹅肉吃。吃饭时，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彭士禄那时虽小，但他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着吃。
白匪军打过来了，还乡团杀回来了。在白色恐怖中，连山那边吹来的风，也夹杂着浓浓的血腥味。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和姑妈一起被捕入狱，关进潮安监狱，小小年纪就成了囚犯。一年后，彭士禄又与一批少年及红军家属被转送到广州感化院、汕头石炮台监狱等处关押。在监狱里，他还见到了曾经抚养过他的“山顶妈妈”。在那里，他见到了太多的残忍和血腥。他知道，潘姑妈和“山顶妈妈”在牢里受尽了白匪残酷的审讯，可她们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咬紧牙关，始终不肯承认彭士禄就是澎湃的儿子。
“他们对我比亲生子女还要好，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了。他们有吃的先给我吃，自己挨饿却让我吃饱；有的为掩护我而去坐牢，有的甚至失去了丈夫、儿子！”讲到这里，彭士禄禁不住声音发哽，眼睛发潮。
到了1935年夏天，年幼的彭士禄才被释放出来，而潘姑妈这时还被关在牢里。回到潮安，他举目无亲，茫然无措，小小年纪只好沿街乞讨。饿了，跟人讨要一碗米汤；困了，就在屋檐或破庙里歇息。这期间，为了活命，他还帮人绣花、打柴、放鹅、放牛等。
“我那时人小，劳累、孤单、恐惧、饥饿，我倒不怎么在乎，就是特别想我的父母和亲人，还有那个胜过亲人的潘姑妈。那年月，谁知我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呀，真是一言难尽！”
夜更深了。外面冷雨还在沙沙地下着，萧瑟的寒风从破庙大门吹了进来，墙角里不知名的寒蛩在唧唧乱叫。彭士禄裹了裹身上的麻袋，想昏沉沉地睡去，可他迷迷糊糊始终睡不着，他盼着天亮。天亮了，他就可以出去要点吃的东西，至少可以到坡上去捡一两个农民没挖尽的红薯充饥呀！
可，这时离天亮还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