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们在集中营里，住的是低矮的木板条房子，床铺分上下两层。稍大一点的破房子内，就住几百号人。房顶铺的是透风漏雨的烂稻草。战俘们吃的是发霉的豆子和山芋干、高粱面。一些战俘被俘时穿的衣服单薄，经过长途跋涉，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到集中营后也不给衣服换。寒冬腊月，有的将草包套在身上御寒，有的连草包也找不到，只得用稻草扎在身上。脚上穿的是破草鞋，每天随身带着一双准备替换。因为从早到晚来回不停地抬煤炭和矿石，一双草鞋穿不到一天就烂了。从早晨五点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每天十六个小时，中间还不准休息。劳动极其繁重，动作稍慢一点就要挨皮鞭或被狼狗咬。抬煤炭上下船，常有人掉入江内，但日本兵以救人耽误装船卸货为由，不许战俘进行抢救。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战俘们经常病倒或累倒在路上。患病不能劳动者，都关进“隔离室”，无医无药，而且停止供给食物和水。
挨打挨骂是常事，稍有反抗即被刺杀。有时日本兵还故意找借口虐杀战俘，以示淫威。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日军将一名上海押来的战俘，剥光衣服捆在树干上，用水喷洒后，人被冻成冰棍一样地死去。一个十九路军的士兵，被绑在树上，日军向他嘴里大量灌水，等到肚皮涨大后，用一根直径约十厘米的粗木棍，猛敲他的肚子，肚皮炸裂后血水直喷，当场惨死。不少人因受不了这非人的折磨和痛苦，而跳江自杀，也有的拼着一死逃出去。而抓回集中营的战俘，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埋，或者被日军装进麻袋，用小火轮运至江中心，用刺刀乱捅一气后，抛入长江。三井码头抬煤炭的战俘死亡率很高，几乎天天都死人，特别是严冬和酷暑死人最多。
战俘幸存者郑贵秋，1941年浙东战役被俘后，押到浦口集中营，他亲眼见到日军的暴行，亲手掩埋过难友的尸体。他说有段时间，集中营每天最少死五六人，最多死三十多人，死了以后，往坑里一丢，简单用土一埋，有的还露在外头。有的病重者及战场上负重伤者，还有一口气，就被日军逼着其他战俘将其活埋掉，一个小坑竟埋十几个人。有一次，埋完死人后，日军将参加埋人的两个战俘也刺死推进坑里埋掉。人一走野狗就来争尸，情景十分凄惨。今浦口新炭场坝子窑和顶山乡大新村交界处，就是当年日寇埋葬中国战俘的乱葬岗子。在那里，埋葬了被日军虐杀致死的战俘约三千余人。
鬼子的暴行终于激起战俘的反抗。从1942年5月至1944年4月，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暴动。
第一次暴动在1942年8月，这次暴动的组织者是十余个八路军地方武装人员，他们被俘后从北平用拉煤火车运到浦口。看到集中营的恶劣条件，进来三天，他们就同集中营的新四军战俘取得联系，并分头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暗中鼓动大家反抗，“我们活着要为中国人服务，不应该替日本人做奴才”、“横竖都是死，怎么死也胜过给鬼子打死”。经过两天准备，他们组成了四个暴动小队，第一小队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解决鬼子夺机枪，第二小队解决伪警察，第三、四小队对付伪军，准备砍死鬼子，夺取武器，逃离苦海。时间初定在第六天，晚饭后点名前。不巧得很，偏偏这天赶活，天黑了还下不了工。可是天一黑，岗楼就上岗，流动哨就派出，电网就通电，栅门也被关上。于是他们把暴动时间移到第七天。
这一天是8月19日，大家好不容易盼到太阳落山，吃过晚饭，战俘们挤在操场上等待点名。“吃烟吃烟喂！”操场上有人喊出一声暗语，人们立即向日军警卫室冲去。第一小队首先动手，他们用铁杠把四个日军打倒三个，并夺取一挺机枪，边走边打，冲出了大门，其他小队也跟着往外冲。看到战俘暴动外逃，日伪军警备人员的步枪、驳壳枪开始射击，江中日本军舰上的重机枪也向码头扫射。人们成群倒下，只有张福贵等三十二人冲出浦口，到达新四军驻地。1943年2月27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报道了这次暴动，题目是《浦口三井煤厂工人起义》。这次暴动虽然逃出的人不多，但却在战俘心中点燃了反抗的怒火。过去，集中营电网白天不通电，经过这次白天暴动，日军将电网日夜通电，不再间歇。
第二次暴动是1943年10月，一天下午六点钟，在新四军团长史城侠的带领下，有一千多名战俘参加。开始时，六中队一个小队长用尖镐打倒一个看守的日军，并夺了枪，连同史城侠，冲出去几十个人。因为一中队队长向鬼子告密，致使大批战俘没有冲出去，而惨死在日军的机枪之下。尸体全被抛入坝子窑的大河里，鲜血染红了河水。而今，这片水域成了鱼塘，但还能在水底摸到骷髅。
暴动失败后，鬼子穷凶极恶，开始对五中队和六中队战俘进行疯狂的报复。鬼子用木棍狠打战俘的下胯，有的没被打死就拖出去活埋掉。一连三天不给战俘饭吃。但是，从这次暴动以后，日军也开始给战俘们发点衣服，但这些衣服都是日军在“扫荡”中抢掠中国老百姓的，有红的、绿的、花的，各式各样。为了遮体和御寒，战俘们也只得穿上，集中营成了破烂市场。
第三次暴动是1943年11月，由国民党二十七军二十一团一个姓孔的战俘组织。一天晚上，他们抢到日军的两挺机枪、四支手枪、四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边打边跑，冲出去七十多人。但由于遭到集中营的日本兵和浦口镇日本宪兵队的夹击，后跑的人被抓住，押往坝子窑，当场被刺刀捅死二十多人。第二天，集中营剩下的三千名战俘被日军在太阳下罚站，不给吃，不给喝，还不准动一下，一动就放狼狗咬，整整站了一天。
第四次暴动是1944年4月，由四中队的王占魁等人组织。为了逃出牢笼，他们联络了几十人，秘密察看了地形，前后准备了几个月，并悄悄拧断了集中营一处铁丝网。一天夜里，在王占魁的带领下，三十多人无声无息逃了出去。由于汉奸发现报告，后走的二十多人却被鬼子用机枪打死。王占魁等人跑到浦口二道埂时，被几名保安队员截住，他们手握棍棒，以死相拼，吓走了保安队。在当地居民曹大娘母子带领下，逃出浦口，逃进深山。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幸存者大都又回到浦口煤炭港当了正式的码头工人。浦口集中营的战俘劳工，英勇斗争、顽强不屈，像长江里的波涛，虽曾回旋低转，但依然奔腾向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浦口的战俘劳工盼来了解放。但关押的五千多名战俘劳工，除暴动逃跑的，侥幸活下来的仅有八百余人，其余的四千人惨死在日军的酷刑和刀枪之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一些国民党将士，为了纪念这些死难者，曾捐款集资在战俘们尸骨横陈之地，建了一块纪念碑和一座纪念塔。碑上刻有部分死难将士的英名，塔身直书“抗日蒙难同志纪念塔”。1947年10月26日，国民党政府派要员主持，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碑、塔落成典礼，并开了追悼大会，会上还专门介绍了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国民党二十七军上校谭天觉烈士的事迹。国民党《新晚报》作了专题报道。谭天觉的老师周清华老先生闻讯后，无限辛酸和感慨，写了一副挽联以示悼念：
马革裹残骸，归骨克偿丘首怨；
丰碑思雅士，忠魂长绕石头城。
南京解放后，由于人们对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的认识不足，碑和塔均被拆毁。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前夕，在浦口区人民政府和南京港务局的关心、支持下，浦口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在原战俘营所在地，重新建立起一座“抗日蒙难将士纪念碑”。碑顶是一紧握的拳头，碑身正面镌刻着“抗日蒙难将士纪念碑”，背面镌刻着战俘营的惨痛历史。
3 从孤军营到战俘营
也许人们还没忘记震惊中外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事情发生在淞沪抗战后期，中国军队阻敌三个月，为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全军西撤。坚守闸北的陆军第四路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由营长杨瑞符率领，于10月23日退守四行仓库，担负掩护任务。
四行仓库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所有，位于苏州河北岸，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与英美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日军不敢贸然使用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而仓库为七层钢筋水泥大厦，十分坚固，易守难攻。
该营五百官兵，编为四个连，为壮声势，号称“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后，团长谢晋元就果断地向战士们宣布：“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战士们一齐高呼：“为保卫大上海，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人在仓库在！”敌人尚未发起攻击前，他们便利用作战空隙进行战斗准备，首先打通各层楼房的隔墙，便于互相串通，接着用仓库内堆存的小麦、玉米构筑外围工事。10月27日，敌人开始发起进攻，以坦克为前导，步兵随后，一次又一次地向四行仓库猛烈冲击。外围工事被敌坦克摧毁了，他们就退守到楼房内抵抗。炸药包把敌坦克炸得断了腿趴了窝，轻重机枪怒吼着向冲锋的敌人扫射，手榴弹成串地在敌群中爆炸，打得敌人哇哇乱叫，血肉横飞。有位战士还身捆手榴弹，拧开弹盖，拉出导火线，跳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
该营官兵在内缺弹药、外无援兵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天四夜，四行仓库巍然屹立。孤军营以五人牺牲、三十二人受伤的代价，炸毁敌人坦克两辆，重创一辆，毙敌二百，伤敌五百。日军付出惨痛代价而不能取胜，一面用重兵层层围困，使其不能突围外撤；一面以轰炸四行仓库向租界施压，企图迫退“八百壮士”。租界当局向国民政府交涉，蒋介石令“八百壮士”暂入租界，徐图报国。最后，以不伤害全营官兵、不予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达成停火。10月31日深夜，全营官兵向前来接纳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进入公共租界一座英军营房。
工部局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为这支孤军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网，只准官兵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孤军营成了特殊的集中营，而且一住就是四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孤军营官兵自力更生，用芦苇搭草楼，自己生产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除自用外还销到上海、四川、新加坡等地，弥补生活经费的不足。
在困居孤军营的日子里，谢晋元一再叮嘱大家要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等待时机，重返前线，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是，租界工部局惧怕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他们正当的爱国活动，日伪特务也千方百计想瓦解孤军营。孤军营每天要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官兵集合在旗杆下，立正敬礼，高唱抗日歌曲，向牺牲的将士默哀。
1938年8月的一天，孤军营正在升旗，工部局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团团包围，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国旗”，全营官兵在谢晋元指挥下，用砖头、酒瓶、菜刀、铁叉做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肉搏。“洋兵”见状急忙冲进操场用警棍、水龙头对他们猛袭，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人，打伤三百多人。当晚，工部局封锁了孤军营，用卡车将他们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囚禁。事后，孤军营官兵绝食三天，以示抗议。由于上海各界民众的声援和他们激烈的抗争，工部局不得不释放他们，解除对孤军营的封锁，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但旗杆被截去了一截。
孤军营与上海市民联合抗日，使日军不得安宁，引起了日军和汪伪政权的忌恨。在多次拉拢谢晋元团长遭到斥责后，他们恼羞成怒，萌生杀机，从孤军营内部买通一伙败类暗杀了谢晋元等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孤军营还为谢晋元铸造了铜质纪念章，发给官兵佩戴。谢晋元被杀后，孤军营官兵在团附上官志标等人带领下，继续困守在孤军营，高唱着《八百壮士歌》：“中国国旗不能倒，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也落入敌手。日军将他们作为战俘抓起来，送到上海宝山集中营关了一个半月。日伪当局对他们进行劝降，让他们填表参加“和平军”，为日军效劳，被他们坚决回绝。于是又把他们押往上海郊区的龙华集中营劳动。他们又利用在新龙华修铁路的机会，同游击队密谋，准备投奔新四军。被日军获悉后，急忙把孤军营官兵从上海转移到南京，押进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
当时的老虎桥监狱，也是日军的集中营，里面关押人数众多的战俘和各地抓捕的抗日“要犯”。战俘在这里不仅要遭刑讯，服苦役，还被送去做细菌试验。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奉华中方面军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之命，就曾把百余名中国俘虏押至中山门内中央医院的日本华中细菌部队即一六四四部队，进行残忍的特殊试验和活体解剖。
孤军营官兵押进老虎桥监狱后，又秘密同其他部队的战俘串联，组织在押人员与日军作对。不久，孤军营十二名士兵越狱逃跑，但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日军觉得，“八百壮士”难以对付，于是，在1942年，把他们分成若干小队，有的送到杭州、裕溪口等地当劳工，有的送到南太平洋基地当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