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误割了梁启超并无病变的右肾后，人们对医院和医生群起谴责，西滢写了《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批评一些国人把对中医的信仰移在西医的身上，好像外国医生都是活神仙。其实，梁启超的死除了庸医的误诊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西医诊断的科学性看得太绝对了，而把中医的诊断统统视为“阴阳五行的瞎猜”。西滢以为，医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医生出于科学的缘由，也会拿病人做试验品；病人是医生的饭碗，若疾病绝迹了，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所以医生的厉害和病人的厉害是成反比的。西滢批评说，信神的人求了一个仙方，吃好了是神灵的应验，吃死了则是命中注定，同样，医生医好病是他的手术高明，医死了则说病人得了不治之症。
西滢有时是很有高度和深度的。譬如，他并不主张完全不读线装书，他说：“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他还说，会做文章的人，不一定要读破万卷书。生活是书，人情是书，自然也是书。有人问他有没有好的世界文学史，他回答说不曾看见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史，近期也没有希望看到。所有的世界文学史，都只是欧美那一支。
西滢评价冰心的小说时说：“《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他对郁达夫的评论也很有趣，说他的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才开始，收尾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结束，因为在开始以前，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是有许多同样的情调，作者完全可以不断地写下去。所以有一次郁达夫把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发表了，读者也不觉得有什么缺憾。有时他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像《沉沦》，读者反倒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作为鲁迅的第一个论敌，西滢和鲁迅的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又说：“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后来，他公开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疾恶如仇的鲁迅当然不能容忍，反唇相讥。说实在话，鲁迅的回击和驳斥有些胡搅蛮缠。但鲁迅毕竟是权威，权威是得罪不起的。依据我目前的印象，鲁迅在当时的权威地位不只是左翼承认，也为一般的智识界所公认，即便胡适等人也不能不对鲁迅礼让三分。这样，西滢只能自怨自艾，远离文坛了。
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苏雪林赞其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一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员认为，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唯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阎晶明则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要我说，西滢的文章好用比喻，调门不高，不会先声夺人，却娓娓动人。他是慢条斯理讲道理的，太讲道理了，反倒不如那不讲道理的有风格，有气势。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不是通过讲道理来进展的，历史往往是没有道理的。
据说，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就当时而言，西滢的确是个失败者，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容不得他近乎刻板的理智和公允。而今，他已经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疯狂和痴迷。闲话不闲，过去如此，今天更是如此。在追求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西滢闲话》的分量很沉很重。
语堂的檄文
最初对林语堂的印象，源自鲁迅。20世纪30年代初，已是“国破山河在”，语堂却一味倡导“幽默”、“闲适”的“性灵小品”，被鲁迅指为“麻醉性的”“小摆设”，而“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透过鲁迅的视角，语堂不是帮凶，便是帮闲。后来看了《京华烟云》，对语堂的才华有了很多的了解，但始终觉得他是一个文人，一个很是文绉绉的文人。近来读到他1927年出版的《剪拂集》，猛然有了新的认识。
写序言时，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即将开始，语堂却感觉“麻木与顽硬”、“寂寞与悲哀”，回想起“三一八”惨案中青年的眼泪和热血。可惜，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再也看不到了，激烈的思想已经沉寂。语堂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的不同。
第一篇题为《祝土匪》，是写给莽原社的。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好尊严，所以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土匪傻子是顾不到面孔的，所以自三层楼滚下来，未必完肤，骨头却可以不折，而且也无意把真理贩卖给大人物。历史地看，大思想家都曾被同时期的学者称作“土匪”、“傻子”。
第二篇《给玄同先生的信》，说“孙中山非中国人”，是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这是极大的赞誉。语堂极端反对“国故”、“国粹”、“复辟”，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从承认科学输入的必要，到政体欧化的必要，再到文学思想欧化的必要，走过了三十年，精神之欧化是最难办的事。
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是语堂所鼓吹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他讨论“性急”的重要，呼吁国人摆脱惰性。他对名流作心理分析，批评“读书救国”、“勿谈政治”的谬论，强调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勿谈政治是民族惰性的表现，是听天由命中庸哲学的变种，是“中国官国”的政治学。在闭门读书的背后，隐藏的是闭门睡觉。
女师大的风潮，是当年考验智识界的一件大事。语堂写了《〈“公理”的把戏〉后记》、《文妓说》、《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打狗释疑》等，其核心是针对“文妖”的。“文妖”是《剪拂集》第一篇中就出现了的词。
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是我们都知道的。对此，语堂是很同意的，特地做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哈儿狗图》，旁题“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他写了《讨狗檄文》，把矛头指向智识界里的哈儿狗，视其为“我们的敌人”。周作人这时也是很激进的，和语堂一样，提出“先除文妖再打军阀”。在《打狗释疑》里，语堂又说，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面对邪恶，若不能肉搏击斗，也要毁咒恶骂；不能毁咒恶骂，也要痛心疾首的憎恶仇恨。若一点恨心都没有，也就可以不做人了。
语堂对鲁迅是极尊敬的，这个册子中有一篇《译尼采〈走过去〉》，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选篇，用来“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之前的《“发微”与“告密”》，也说“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得丑态都照出来”。这一时期，鲁迅对语堂可能有点误会。语堂《论语丝文体》中，痛斥文妖，倡导“偏见”，主张《语丝》不做“主持公论”的无聊事情，当骂则骂，只是要骂的有艺术。能骂人，也须能挨骂，在这个意义上，语堂赞同周作人的“费厄泼赖”精神。最后一句还重申，“费厄泼赖”原来是岂明的意思。不料，鲁迅把他兄弟的意思径直当作语堂的意思，对“落水狗”做了分类，强调非打不可，不打是误人子弟的，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这就是有名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谈理想教育》是《剪拂集》里较长的文章之一。语堂以为，其时教育的目的是教书而非教人，教育方式也有种种问题。杜威说，现代的教育好像农夫要赶鹅到城里去卖，必先饱喂之以谷类，使刭下胸前的食囊高高凸出来，然后称其体重，鹅愈重，其价格愈高。语堂说杜威说错了话，称者与被称者原来是同类的动物。语堂理想中的教育，是学堂中有森严古朴的气象，他对建筑和氛围做了细致的描述，认为要有佛门一样的境地，诸如空谷荒野或宫院故墟，三百年的古阁，五百年的颓垣。之外是师生在课外自然的接触，课堂外的学问才是活的，生动的，与人生有关系的。由此，理想大学应该是一大班瑰异不凡之人的吃饭所，他们除了吃饭之外，对学堂不承担什么义务，是为“学侣”，他们的存在使得大学成为很有趣味的社会团体。学生实行“导师制”，及时交流，因材施教，导师觉得“比较可以”了，学生就可以毕业，文凭的格式倒在其次，只要导师给个凭据就是。“我们理想教育完全实行的时候，应该完全用不着文凭，应该一看那学生的脸，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生。”或可补充一句：甚至可以明白他是某某导师的学生。
语堂对泰戈尔不屑一顾，认为他的“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一类的言论，无非是对印度亡国之境的一种反应，且是无聊的反应，无异于“亡国奴说大话”，根本无法救国。针对文化侵略，语堂强调不要因为反抗列强，就反对一切舶来的思想，中了“国粹家”的毒。语堂并不相信大同主义，以为政治上只管持国家主义，思想及美术文学上则不能固步自封。在语堂这本小书中，介绍了国外的一些语汇，我们可以趁机温习几个英文单词。学侣：fellow.导师制：tutorialsystem.逊色症结：inferiority complex.自卫机制：defense mechanism.异像：vision.无聊：bored.泰戈尔：Tagore.贵推：Goe the，现在译作歌德。
语堂的这本小书，不过七万多字，读来却有些费劲。他应该是很随意地写的，用语不是很难，句子却有些绕，层次反复，颇有老辣之风。读起来不易，过后依然过瘾，却又难以一一把握，把他的思想梳理清楚。倾向不亚于鲁迅，比鲁迅的底蕴或许还稍多些：激烈中不乏冷静，逻辑中不乏刻薄，辛辣中却又含着敦厚。
仿吾的转型
最初了解成仿吾，是到人民大学读书之后。知道他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担任校长，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心中满是敬仰。后来知道创造社是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一起发起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著名篇章就出自他的笔下，一个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形象顿时矗立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让我心驰神往。前不久阅读《“革命文学”论争资料》，对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才情、锋芒有了充分的体会，同时也产生一个疑问，就是：从革命文学家到革命家的转型是怎样发生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渡不是很难，无论怎样的冲动，革命文学依然是文学，而革命家则相去甚远了，那完全是另一种品格和风度。
今天翻阅《成仿吾年谱》，读到他1984年1月9日，也就是逝世前四十天，在谈到创造社和他走过的革命道路时，再次强调，他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文化人”这个称号过于笼统，不如“文学青年”亲切，“革命战士”则过于谦虚，他作为“革命家”是当之无愧的。
仿吾从文学青年转向革命家，突兀而断然。1928年，他写出了“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霹雳闪电般的文章，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全部的批判之必要》、《知识阶级革命分子团结起来》、《革命文学的展望》。他和郭沫若的相关文章结集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仿吾文存》也出版了。“文存”就是“存文”，束之高阁，此后，他就脱去文学的衣衫，全心全意投入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去了。从年谱上看，1929年他只写了一篇《一个紧要的任务——国际宣传》，1930年和1931年空白，1932年写了剧本《七夕泪》和《识字运动歌》，再就是一个文化委员会的决议案。1933、1934、1935年又是空白，1936年写了《纪念鲁迅》，1937年写了《写什么》和《陕北公学校歌》。再往后，就是很有限的一些工作报告和纪念歌。新中国成立后，几乎都是教育教学方面的工作报告，后来收入《成仿吾教育文选》。1977年后，出版了《长征回忆录》和《记叛徒张国焘》，新译、校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写了一些怀人忆旧的诗文，另外有《稻草人》和《死官僚》算是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