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法院的判语显然经不住推敲，按照民事诉讼原则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徐老太一方提供足够的证据，充分证明是彭宇所撞，否则，就只能驳回其起诉。这个案件的最大启示，就是上面说过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好事也不例外，假若一定要做好事，就得想清楚了，自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以应付一切可能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做好事的决心比做坏事要难得多。做坏事的人，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没被逮着，就算捞了一把，被逮着了，只好自认倒霉，乖乖地认罪。可对做好事的人来说，能有什么最坏的打算呢？彭宇之后，人们应该能有所预料了。
多余的管理办法
自小学起，报纸就成为主要的课外读物之一。那时生活在乡下，祖父负责分发村子里的报纸，每天中午邮递员把报纸送到家里，我都会匆匆忙忙地翻阅一遍。现在还有印象的有《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山西日报》，别的还有什么就不记得了。这些都是大报，登载的都是国内国外的大事，因而也就把我的视野，从一个小小的乡村，带到广阔得不能再广阔的世界。
读大学后，每天都会到图书馆报刊室一游。那时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各种青年类报纸。午饭时，也时常端着饭盒，在报栏前同时享用物质和文化。现在记得的有这样一条报道：阎锡山发达后，试图整修和扩建老家的院落，可无论出多少价钱，一个邻居都不愿搬迁，阎锡山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好像是在《天津日报》的副刊上看到的，当时很是感慨。还有一个连载的报告文学，写的是江西副省长倪献策，为情妇的弟弟走私提供便利，被判了两年刑。这好像也是登载在《天津日报》的副刊上。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度喜欢看《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之类的思想类报纸，也喜欢看《报刊文摘》之类的社会、生活类报纸。2000年后，陆续有了《京华时报》、《法制晚报》、《新京报》，每天会在报摊上购买一两份，不然，就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2005年后，读报就很少了。
读报的历史大致就是这样。最近几年，对于报纸与现代生活，报纸与公共领域，报纸与“想象的共同体”的构成等等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的书架上就摆着一本题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的书。
原本只是想谈谈昨天《京华时报》上唯一让我浮想联翩的新闻，不料下笔先罗嗦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正事。这条新闻的“引题”是“西城出台副校长管理办法，要求注重与群众联系”。我的反应油然而生：难道只是副校长需要注重与群众联系，正校长就不需要了吗？或者，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正题”是“副校长引三成教师不满可被免”。我的反应依然倔强：那正校长呢？
这条新闻开篇宣称，《西城区中小学副校长管理办法》正式公布，这种对副校长管理专门出台规范文件，在全市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其实，何止全国首创？尽管没有做过调查，凭直觉也敢说：这肯定是全世界首创！“首次”的名号实在是太容易获取了。
这条新闻第二段，是一位有名有姓的领导介绍出台这个文件的缘由。新上任的副校长任期时间短，缺乏管理经验，一些副校长对自己的定位不明确，遇到大事不经过校长盲目决策，有的还不服从组织分配，等等。接下来一段说的就是，为了让副校长尽快明确自己的定位，西城区教工委出台了副校长管理办法。
我们以往在传媒中知道，一些副职为了尽快取而代之，甚至雇凶杀“正职”。至于“副职”越过“正职”的事情更是太多太多。想到这里，我不禁揣测：莫非西城区目前的副校长不懂规矩的太多了，表现太明显了？若果真如此，他们当初是如何提拔起来的呢？还有，难道只是副校长不懂规矩，不守规矩，校长都做得很好了吗？是否还需要制定《校长管理办法》呢？传媒常常告诉我们，“一把手”独断专行，导致种种不堪的后果。想来“正职”比“副职”更需要规范，更需要“管理办法”。
“正人先正己”。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个管理办法，西城区教工委有必要制定《西城区教工委副主任管理办法》。上行下效，必有好的结果。依此类推，西城区教委有必要制定《西城区教委副主任管理办法》。为了把西城区教工委的这个首创发扬光大，各行各业，都应该出台“副职”的“管理办法”，让副书记、副县长、副主任、副部长、副省长、副总理一类的“副职”都“名副其实”，不得“逾规”。
你们说，这样的“管理办法”是不是多余呢？有读者可能会说：岂止多余，简直可笑！有读者可能会说：看着乐呵乐呵罢了。我倒是忽然对自己近年来很少读报有了答案：都是让这样的新闻闹腾的，败坏了读报的胃口。
末日的惶惑
记不清从二十几岁起，对人生有了末日将至的惶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觉春节刚过去不久，冬至又至。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试图回顾与总结，乏善可陈。不由想起千年以前，有个叫仲尼的老人站在高高的河川上，面对着洋洋巨流，无尽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内心不能不生出一种悲哀，韶华不再的悲哀，末日将至的悲哀。
末日这个词，最初是和反动派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这样的宣言：“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据当时的现场记录，这场演讲中听众“鼓掌”五次，最后是“长时间的鼓掌”，其间三次“热烈的鼓掌”，其中有一次就是在这句宣言后。闻先生到底是个诗人，演讲中还有一次“捶击桌子”的壮举。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六二七声明，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发表《斥帝国主义强盗杜鲁门的非法声明》，严厉指出：“帝国主义强盗总是要扩大侵略的，但是他们愈扩大侵略，就愈接近于末日。”紧接着的一句话，既有历史的依据和修辞，也有现实的考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南洋证明了这一点，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欧洲和苏联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强盗现在已经四面树敌，不能自拔。”在童年的政治语境中，末日这个词每每让我们慷慨激昂，为自己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自豪。豪情万丈，就像《社会主义好》里唱到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1991年的12月8日，当时还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总统签订了《别洛维日协定》，正式宣告苏联解体。一个存在了将近70年的政治巨人，退出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一个时代终结了。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福山就抛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个命题。他说：“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部分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产生社会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制度在下一代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对此，我们看到的最好的辩解是：福山是把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夸大为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夸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失败。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惟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人类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仍在进行之中。苏东剧变只是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其他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会长期存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生机和活力，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苏东社会主义的暂时失败，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福山的错误在于将一种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上升为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其实质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性和唯一性提供理论说明，为其历史终结论寻找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