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读物是流行一类，从报纸或别处听说了，以为不读不足以表明时尚，甚至被潮流遗弃，就赶紧买来，急急忙忙地读过。这类读物的命运往往不是很佳，可能会读第二遍，可能会介绍给家人和朋友，也可能迅即被置于书柜了，难得再见天日。报纸也属于这一类，一日不读，就觉得若有所失，似乎和周围的世界脱节与隔膜。读报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真实，那些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莫名其妙地证实了我自己的活生生的存在。但读过了也就过去了，报纸甚至不曾带回家来，就被打发到垃圾箱里去了。
第四种是在书店里随意浏览的那些。不时会光顾周边的书店，在新书展台前走走停停，为着书名、作者或装帧，随意捡起，翻翻前言、后记和目录，若有兴趣，翻看几页正文。其中一些着实吸引我，只是优秀的读物一如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一样，实在太多太多，我不可能都搬回家来，只要在书店里欣赏一番，就心满意足了。
文论的读法
最近一段时间，阅读的多是1915到1945这三十年间的文论。就性质来说，这些文论当然属于新文化的文论，简称新文论。
阅读新文论，目的不外乎了解那个时期的思想和观点。自读中学时起，对于这个时期多少有所了解，也读了一些作品，不过，头脑中的基本框架，来自一些教科书和研究著述。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这个框架是错误的，但却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不大量地阅读当时的作品和文论，对于这个框架的理解总是存在一些隔膜。头脑中既有的框架，是移植进来的，是别人经过阅读和研究后形成的框架，有着别人的特点，也有着别人的局限。只有在自己阅读了材料后，才能切实理解既有框架的高明，它的有限性同时也就暴露出来了。
阅读新文论，我很注意它的句法、篇章结构，以及独特的用词。每个时期，每个人，乃至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是个性，另一方面又折射了当时的一些普遍性。它巧妙在什么地方，有趣在哪里，都要慢慢体会。思想和观点固然重要，却也是通过句子和语汇传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句子和语汇，比关注思想和观点更为重要。
阅读新文论，最终是为了感受它的“气”。“文气”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术语，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著述中的“气”，孟子的“知言养气”直接引发了“文气”一词。曹丕首次提出“文气”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说的是作家的才气；“徐干时有齐气”和“公干有逸气”，说的是作品的风格。后来《文心雕龙》中的《养气》篇，从养身讲到对文学创作的意义。自魏晋以来，文气成为论文的常用术语。在具体的分析中，气可以指向作者的志气、作品的生气，可以用来描绘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这一类的词有气格、气势、气脉、气韵、气象、才气、辞气、骨气，等等。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曲折，说到底，也就是“气”的高昂、低沉、迂回，等等。体会新文论中的气息，触摸它的脉搏，是非常关键的，需要细致入微的寻味。例如，周作人和鲁迅各自的“文气”是相去甚远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都有着自己的文气，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人的文气又是另外的样子，这些都要通过读他们的书，静静地揣摩。
了解思想，把握句法，感受文气，这是阅读的同一个过程。三个环节是递进的，是逐步深入的。了解思想可以借助别人的介绍，把握句法则要亲自面对文本，感受文气更是要从文本的结构走向话语。
“懂”的层次
作为老师，我们总是要求学生读书、读书、再读书。这自然是提醒学生，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仅仅认真听课是很不够的。读书作为一项工作，有质量和标准的判断。得要读懂，才算合格的读书，不然只能称作翻书。什么是“读懂”一本书的标准呢？
所谓“懂”，不是了解一本书的写作时间、背景、主旨、目的之类的知识性把握。这些知识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翻翻一本书的目录、前言和后记，就不难知道这些内容。“懂”的第一个层次，是对一本书的整体框架有所勾勒。它的基本构架是怎样的？通过哪些概念搭起来的？运用了哪些论证和阐释？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又是如何通往目的地的？大致弄明白了这些问题，才可以说自己“懂”了。这是一个进入文本，在文本内部艰难跋涉的过程。
“懂”的第一个层次，是努力地融入文本，体会它的深刻和优雅。此后，就需要上升到第二个层次，即和文本拉开距离。在最初的感动之后，渐渐地，会有一些不满足。作者头头是道，似乎很有说服力，读者却总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对劲，至于到底症候出在哪里，只是隐隐约约有所体会，无法明确地、言之有理地把它表述出来。但是毕竟，怀疑开始了。
“懂”的第三个层次，是游离于文本的内部和外部。这个阶段的任务，是消解既有的结构性认识，发现文本内部的缝隙和断裂，也就是说，文本打算要实现什么目的，其实没有达到，甚至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像解构批评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批评，则是从文本的外部做出，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论文本说的如何动听，只要阐明它在社会总体中的位置，就可以彻底地、义无反顾地摧毁它。
三个层次也就是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要用心发现一本书的美、高明和独到之处，沉浸到文本之中去。到第二个阶段，就要努力摆脱文本的束缚。在第三个阶段，要致力于发现文本的不足、欠缺和局限，考虑如何进一步展开思考，以及除了文本提出的思路，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走。用游泳来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倒也形象，在“懂”的三个层次中，首先是跳入水中，不管是从十米高台，还是从岸边慢慢下来，总之要进入水里。然后是浮在水面上。最后就是自由泳，自由地来去。
哲学VS.女人
今年秋季入学的21名研究生中，男生只有区区3位。看着教研室里花红盖过柳绿，不能不想起某某人的名言：女人做哲学，对女人和哲学都是损害。某某人这么说，想必有他的道理。例如：女人的天性不合乎哲学的要求，因而不利于哲学事业的发达；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会扭曲女人的天性。某某人的这句名言，屡屡被引用，几乎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常识了。其实不然。
某某人的判断中，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有那么一种天性，是可以用来概括女人的；有那么一些特点，是可以用来概括哲学的。譬如说，女人是感性的，哲学是理性的，南辕北辙，若硬把二者凑在一起，结局是很不妙的。后现代的思想家们是不会认可这个前提的。在他们看来，女人有很多种，有些女人可能比男人还理性。再者，哲学并不一定非得和理性靠拢，文学化的哲学古已有之，现在更是不胜枚举。
最为根本性的冲击，是对感性和理性的解构。按照通常的理解，感性是指非概念化的思维，理性是指概念化的思维，理性的地位高于感性。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这种高低秩序表明了理性主义的虚妄。感性比理性更原初，它可能是一种前理性的东西，可能是非理性的东西，也可能是超理性的东西。想想看，父系社会之前，是母系社会。
即使承认固有的前提，我们也可以说，一切都是变化的，是能够改变的。我们不妨想象，女人加入到哲学的队伍中来，说小一点，会给冷冰冰的哲学带来温馨；说大一些，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哲学的既有定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法国思想迥然不同于德国思想，正是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色彩、感性色彩。至于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何等向度上改变了女人，从波伏娃、阿伦特和克莉斯蒂娃的著述中可以发见。更为可取的说法是这样，女人和哲学的靠拢，让大家明白，女人也可以这样思想和写作，哲学还能有那样的广阔天地啊。女人由此对自身，对如何做女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世界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所谓女人和哲学的格格不入，说到底，也就是两性间的冲突。若女人和哲学之间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了，两性间的关系应该会更为融洽，至少也更容易沟通一些。
作家PK评论家
前两天参加了一个会议。在我们这个行当，这也算是一次高峰论坛。来的都是各个山头或者门派的领军或者精英，各有各的一套章法，各有各的一套理路，很难有认真的争论。即使有一些争论，也终归是没有结果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都有着诸多的遗憾乃至忿忿不平：道理明明在我手里，别人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为什么会这样？会后在书店看到《王朔研究资料》，多少明白了一点。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中的一种。丛书收录的对象，都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每位作家编为一卷。尽管每位作家的研究情况有些不同，总体上，每卷资料集都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一是作家自己的生平和创作谈；二是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观点辑录；三是主要作品梗概；四是作家作品总目；五是研究论文论著总目。
王朔是作家，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围绕他，曾经有过不大不小、喧嚣一时的讨论、争论、争辩、争鸣，等等。前两天我所参加的会议，其实就类似于围绕王朔发生的“研究”。与会的风云人物都只是“研究者”而已，都不是作家。要研究某一个作家，我们总得读他的东西，至于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倒不必特别在意。我们自己作为研究者，也不能、不必指望别的研究者在意我的所谓的研究。除非自己的研究本身也成为一种“创作”，除非从评论家上升到作家。海德格尔绝不是因为研究尼采而著名，德勒兹的《尼采和哲学》一书也不是简单的尼采研究。
所以，在“某某作家讨论会”这样的场合，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就足以了。千万别把自己的所谓研究太当“真”，更别以为自己把握了那唯一的“真”。研究就是评论，只是评论而已，无论你的言辞如何华丽，无论你借用的分析工具怎么新潮，无论你的态度是怎样的诚恳和高调。
我们都是评论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评论家终归不是作家。——不要指望太多的影响。在“整理国故”论争中，郭沫若说：
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莎士比亚与歌德的研究书车载斗量，但抵不住一篇Hamlet和Faust在英国文化史上所占的势力。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也何曾抵得住杜甫韩退之的一诗一文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积极的创造呢？我们常常向朋友们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蔑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只是这样。
郭沫若呼吁年轻人应努力去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去创造有新价值的精神产品。这种呼吁对八十年后的我们来说，依然是富有教益的。
很成问题的哲学
一个从事理科的朋友，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做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啊？语气中有不解，有疑惑，也隐约有一种嘲讽。我揣测，类似的问题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哲学不就是公共政治课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吗？既然都是原理了，还用研究吗？其次，即使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工作中有乐趣吗？再次，研究来研究去，到底有什么用途啊？无论怎样，不回答总是不礼貌的，玩笑式的回答也缺乏郑重，为了尊严，还是认真一些。
哲学，通俗地说，是关于道理的学问。这里的道理，是大道理，总道理。人生在世，做人做事，总是有一些道理的。道理和技术有关，和艺术亦有关，却又不等同于技术或艺术。尽管不能简单地说道理高于技术和艺术，但相对于技术的具体性而言，道理是抽象的；相对于艺术的莫名其妙而言，道理又是可以解说的。譬如，我们常常说到哲学是世界观。所谓世界观，也就是对于世界的一种观察，一种关照。观察也好，关照也罢，可以运用勘探、实验一类的技术手段，也可以进行绘画、舞蹈等艺术的处理。哲学对于世界的把握，不是技术式的，也不是艺术式的，而是道理式的。这道理，是超乎（beyond）技术和艺术之上/之外的。
这道理是如何得出来的呢？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呢？依据我目前的认识，以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一是哲学自身的历史和理论；二是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历史和理论；三是现实的社会生活。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至少有三千年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著述和理论，对哲学史及其经典理论的研究，是我们今天从事哲学事业或职业的必要基础。
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和其他学科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伟大的哲学家，不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就是伟大的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或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单纯的哲学史训练是无法成为哲学家的。退一步说，要想深入、系统地了解哲学史，也需要对其他学科的历史有必要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