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昂多修史对史料的遴选比较审慎，并非一味地盲从古人，他阅读古典抄本，时常在页旁空白处和最后加以评注，在史料的甄别、辨伪和考据方面，能与布鲁尼和瓦拉齐名。弗里德为此感慨：“布鲁尼、比昂多和瓦拉已完整地留给我们一些关于高质量的历史学家非常有见地的评注。”他还善于利用古代典籍来验证中世纪参考书中存疑的资料，譬如早期教会圣·马可报告的《某些教皇传记》，约300年前一部原版书提到的《维纳斯的园地》（fieldofvenus）以及塞克斯图斯·鲁弗斯以最近在蒙特卡西诺发现的一部手稿为基础的那些说法，比昂多用早期罗马作者的证据，稍晚如李维的证据，晚期如4世纪《罗马的区域》（Regiones Romae）等来校勘、辨正，验明的资料归为一类备用。比昂多尤其注重当事人提供的叙事史料，他认为这类史料更值得信赖。在他的史著中，关于935年穆斯林劫掠热那亚的史料就选自于一位14世纪威尼斯市政长官安德烈亚·丹多洛的叙事。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重要史料比昂多选用了拜占庭史家普罗科匹厄斯的，他知道普罗科匹厄斯《哥特战争》（Gothic War）中一些事件的描述是他亲眼目睹，只是对在意大利的拜占庭指挥官贝利萨留一些偏见的陈述他没有采用。可见比昂多对史料选择的严谨。
比昂多史料来源非常广泛，完全打破了传统史学关于“史料”的思维定式。这些史料不局限于书本上，甚至于文字上，他对《古代不朽之城》（the Eternal Cityin Antiquity，写于1444-1446年）的描述，结合了古代和中世纪作者所涉及的包括铭文、考古学和建筑学等异常广泛的各方面史料。比昂多之后，历史编纂学资料选择的博物学倾向已彰显无疑。
二、史学观念和撰史风格
比昂多新的历史观念，使他能够把握早期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甚至以批判的意识正视中世纪的历史。欧洲古代民族的特洛伊起源是上古以来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传说，一般人似乎都接受了这一传说，后来的一些史家和学者如奥坎波（1499-1558）、密尔顿（1608-1674）在其著作中仍坚持旧说。比昂多反对其中关于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他在页旁空白处简洁地批注了一个词：“臆想”。根据收集的多方面资料，在《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历史》中阐明了他的观点，他将法兰克人作为日耳曼人来描述。事实上，特洛伊人是法兰克人的祖先一说仍被意大利之外的欧洲人沿袭下来，1714年，尼古拉斯·弗里尔特因陈述法兰克人起源于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而被路易十四关押在巴士底狱。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古代文化的崇尚和对中世纪的轻蔑和鄙视，对中世纪历史大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正视它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关系，比昂多的一大贡献就是以独创性的眼光相对客观地描述了中世纪的历史，把中世纪视为一个历史时代，他批判地利用史料，并从考据过的编年史资料中证实自古代以来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坚持认为6世纪应是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的标志。他的《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历史》共32卷（最后一卷的部分由巴托罗缪·洛加拉完成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共20卷，覆盖了从410年到1410年的历史，罗马的衰落和新的意大利文明起源的概念，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部分共12卷，只写了1410年以后的30余年历史，从比例结构来看，有厚今薄古的近代意识，或许这也是该书又被简称为“Decades”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部书叙述了1000余年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中世纪历史论述的基础，是历史概念的一大进步。另外，社会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引起了比昂多的注意，在与人合作更早的一本书中，他就已开始按事件的叙述编排，分期亦按政治事件划限，最初计划的下限以教皇马丁五世的死为标志，最后修改为腓力波·玛丽亚·维斯孔蒂的任职。视野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城市国家的窄小范围，包括了至少整个北部意大利。
对史料的审慎利用和客观叙事是比昂多的著述理念，从职业和宗教背景看，他是一位重要的罗马教廷官员、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异教徒的评议容易夹杂宗教偏见，但他最晚的一部著作《胜利的罗马》最令人惊讶的一个特征“是他试图严肃和客观地描述罗马各种异教的礼仪”。在比昂多历史编纂计划中，曾计划写一部威尼斯专史，威尼斯国家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前人无法逾越的障碍。比昂多想征服这一史学难题，他试图收集各种资料，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证实首批移民移居威尼斯岛的确切日期，那是在5世纪中期匈奴首领阿提拉入侵罗马帝国导致的后果。我们现在知道威尼斯岛的移民过程是无序化的情况下，在一个较长时段内逐渐完成的，威尼斯历史的产生及早期历史的连续性不能够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构建。比昂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在未完成的手稿页边空白处作了诠释，他只希望给后来者提供更多的史料，不愿意作任何不实的杜撰。
比昂多修史不盲从前人和崇拜者，他克服了很大的困难获得了一部上佳版本的《哥特战争》，那是由他非常钦佩的布鲁尼修订过的版本，但他没有直接使用该修订本，而是安排了对普罗科匹厄斯有关部分的翻译，对原著中普罗科匹厄斯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再作使用。他不作任何违背愿望的争论，只是对历史事实感兴趣。他的《论罗马演讲词》（De Verbis Romanae Locutionis）在1430年激起了一场人文主义的争论，比昂多与其他一些历史学者辩论，拉丁语是否必须为所有的罗马人掌握和应用，是否必须在学校接受这种语言教育。受先前中世纪一个概念的影响，列奥纳多·布鲁尼宣称，拉丁语的复合语法除了通过正规的学习以外是不能获得的，古代罗马公民一定使用过缺乏格和变格的方言。比昂多强调了蛮族入侵以后古典拉丁语的口语化倾向，口语化使得语言不规范、不纯正，弊窦丛生、错误百出，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现在倡导古典拉丁语即语言的回归，是这种语言处境窘迫后的一种选择。这是比昂多尊重事实、不作无缘的屈从、独立人格意识的体现。
比昂多对资料的多元化利用也使他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有所突破，他的《意大利图志》就是地理学、地形学、政治史、文化史独创性地结合写作成功的，他拓宽史域范围，将博古学的思路融入了按时间叙事的历史写作之中，以多手段和多视角进行的历史构想，令后继者无法企及，直到16世纪中期圭恰尔迪尼和西哥尼阿的时代为止。这是罗马和意大利历史自古代以来没有过的全面深入的描述，实际上，当一个学者试图“系统地收集过去的遗物”全面恢复业已失落的文明的时候，便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历史观念的变化，即史料的多元化和多学科、多视角地研究历史。同时，萌发了一种以意大利眼光修史的民族意识，对马基雅维里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在比昂多身上，可谓历史研究的某些近代观念业已产生。
三、史著缺失和历史评价
比昂多有理性的意识，但不是理性主义者，在史学写作中也不时流露出非理性的一面。历史的偏见、实用主义也不时在他的史著中出现，有时甚至达到歪曲历史的极端程度。
教廷政治生活的经历使他对东正教的拜占庭一直怀有偏见，妨碍他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作客观的叙述，他以偏激的方式论述十字军在东部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活动，尤其在拜占庭活动的记叙极不公正。他避而不谈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一事，只简要地评述说：十字军将士“抚慰”了拜占庭首府。比昂多更多是参照了劳伦佐的著述，而劳伦佐主要用的是与拜占庭有敌对情绪的威尼斯的史料。实际上劳伦佐在写作这段历史时也提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杀戮事件、教堂和邻近建筑被焚事件，他在使用威尼斯史料时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威尼斯人对拜占庭的偏见，采用了当时的拜占庭学者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提供的大量目击者的报告。但比昂多倾向于用更早的威尼斯史料，他好像是蓄意选择要那么做。
比昂多也恣意夸大他的家乡在意大利文化复兴中的历史地位，称罗马尼阿地区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将文艺复兴的肇端定为14世纪晚期，强调罗马尼阿的一所学校怎样高速地发展，促使了人文主义的萌芽。同时，雇佣兵队长艾伯里科·达·巴比亚诺通过军事改革，驱逐了外国唯利是图的商号，给意大利半岛带来了昌盛和很少破坏性战争的时代，直至引领到当前富裕与奢华的时代。可能也是由于上述的原因，他有意贬低彼特拉克博学的成就，认为彼特拉克只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但并不勤奋刻苦，他对彼特拉克不知道的西塞罗著作进行了编目，否定了1345年彼特拉克重新发现西塞罗给阿提库斯的信札。似乎让人们相信彼特拉克对西塞罗也知道得不多，不足以作为文艺复兴产生的标志性人物。
比昂多历史著作夹杂的历史成见和偏激情绪，甚至不顾客观事实的随意褒贬，虽不多见，但仍然影响了他学术著作的价值定位和人们对他历史评价的期许。这是长期以来，他的学术声誉不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E.弗莱德宁肯这样分析比昂多：“他是准备克服某些偏见的，但不管怎样，当他变得清醒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犯了错误。”比昂多尊重事实和违背事实、理性和非理性的心态是某些人文主义者两面性的写照，也是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必然产物。
当然，我们不能够超越那个时代来要求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比昂多的历史著作绝大部分还是真实可信的，并富有思想性，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威廉·麦卡艾格认为“他著作的内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为他塑造了富有创造力的重要形象”。一些历史著作，不仅意大利风靡一时，也成为欧洲各国学者仿效的范本。《意大利图志》在16世纪的意大利被翻译、再版、模仿、推广，并开启了一个插图解史的编撰范式，直接影响了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史家的修史风格，圭恰尔迪尼在他的《意大利史》中开始选用插图来辅助解读历史，增加历史著作的感染力和可信性。《意大利图志》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概览的模板，在德意志、西班牙、英国等地，一些人遵循着比昂多做着相似的研究。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法的先驱人物威廉·卡姆登《不列颠志》（Britannia）的原型很清楚是来自比昂多《意大利图志》，从16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图志》（Germania Illustrata）到18世纪初，一批仿制作品在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出现。约翰·F.D.阿米科说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在欧洲享有盛名”不是褒誉之词，而是实至名归的评价。比昂多不仅在文艺复兴时期享有名望，在近代史坛也占有一席之地。科克伦认为他是“罗马古代学术成就调查研究的真正奠基人”。
第五节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模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独到的政治眼光，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了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开辟了一条撰述历史、解读政治的历史写作新范式，他对国家内政外交和意大利政治事务的论述，又触动了形成中的民族情感，萌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意识。
一、从《论李维》到《佛罗伦萨史》的写作
马基雅维里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热衷于阅读各类古代典籍，特别对历史著作，始终兴趣盎然。他认真研读过波利比安、萨鲁斯特、塔西佗、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而更熟悉李维和普鲁塔克的史著，马氏年轻时就拥有一部李维史著的抄本，他时常沉浸在李维论述的古代罗马历史中。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马氏钟爱的又一部著作，这部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氏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定位。李维对历史细节的记叙和普鲁塔克对历史人物的描述给马基雅维里提供了他修撰史著所需要的大量素材。李维的著作对马基雅维里启发良多，促使他于1513年写成《论李维》一书作为当世人的借鉴。
马基雅维里修史既非布鲁尼的好古拟古，在史著的结构、内容和谋篇布局上效仿李维的模式，也非比昂多遵从罗马晚期史家奥罗修斯编写历史的方法，而是不落在此之前一切人文主义史学的窠臼，背弃了要去效法和模仿古代历史编纂方式的传统思维范式。在《论李维》一书中他开篇即抱怨说，世人对古代的赞美，只满足于买些残缺不全的古代雕像摆在家里，装模作样地模仿它们，却不去效法早已荡然无存的“古人的德行”。他从李维史著中找到了古人德行，呼吁人们要在这方面去师法古人。对马氏来说，单纯展示古代德行的样本是不够的，应当用历史去证明古人的德行是真正的德行，是可以师承和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