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杂牌军，在民国史中，一般是相对中央军而言，系指统一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内部仍然独立发展独立经营的地方军系。民国时期，作为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武装，而只凭官兵的私人感情相维系的军队，并非只有针对蒋介石的中央军而言才有杂牌军，任何一支军系中，都有摘庶之分，比如冯玉祥第集团军，由他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时繁殖起来的军队就是摘系，后来投效的军队就是杂牌。再比如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由他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时繁殖起来的军队就是摘系，其他隶属于第四集团军旗下的就是杂牌。依此类推，都是这么回事。但今天所讨论的仅限针对蒋介石中央军而言的杂牌军，其他军系中的杂牌军未涉及。
说杂牌军忽略不得，一是因为杂牌军在民国军事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如今好多人一说到国军，便只习惯于把焦点集中到所谓的德械师、整理师、远征军、驻印军、美械部队、五大主力等中央军一方，而往往忽略在民国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杂牌军。实际上，民国的军事史，除了中央军扮演了主要角色，还有更多的杂牌军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纵观那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有哪一起没有杂牌军的影子。
自北伐完成到全面抗战爆发这几年，所有的内战与事变，全因为杂牌军的存在而挑起挑影响大一点的说，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蒋庸之战、蒋冯之战、蒋桂之战、蒋冯阁中原大战等，杂牌军与杂牌军之间的，山东的韩刘之战、河北的讨石之战、四川的上下川东之战、前后阪庆之战、二刘之战、云南的龙胡之战、贵州的周李之战、玉毛之战、王犹之战、西北的四马拒孙之战、盛马之战，西甫的桂唐之战、粤桂之战、湘桂之战、滨桂之战等，引起政局激烈动荡的，张黄事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都是杂牌军在唱主角。这么说吧，没有这些杂牌军，也就不会有这些个内战和事变。
我军能够迅速坐太，也与杂牌军的存在有关。在对中央及各根据地的图剿中，在追剿红军长征中，正是因为有如此众多的杂牌军与中央军的内战与掣肘，才使得红军能够利用矛盾，在矛盾中生存与发展壮大。假如在红军发展的初期，没有杂牌军与中央军、杂牌军与杂牌军之间频繁的战争，而是所有的国军全部用来对付红军，估计红军就没法发展得那么快：假如没有粤军、桂军、滇军、陕军等养虎纵虎，红军要想完成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也难上加难。因此说如果没有杂牌军，红军的发展史怕也是要改写的。
杂牌军除了内乱，也对国家与民族有过相当的贡献。自“九一八”以来大大小小的局部抗战，比如江桥抗战的马占山部，比如东北义勇军李杜、苏炳文部，比如“一·二八”抗战的蒋光鼎、蔡廷销部，比如长城抗战的宋哲元、庞炳勋、何柱国部，比如察晗尔抗战的冯玉祥、方振武部、比如绥远抗战的傅作义部，就都是杂牌军。全面抗战爆发后，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对日作战，杂牌军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打响“七七”抗战第一枪的冯治安，到台儿庄歼敌的孙连仲，到随枣会战的张自忠、王绩绪、李品仙、廖磊，到上商会战的李觉、刘多奎、王陵基，桂商会战的张发奎、夏威、叶肇等，也都是杂牌军。在民族危难之际，杂牌军中的许多官兵慷慨赴难，流血牺牲，在抗战史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页。
到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杂牌军的比例相对抗战前已经削弱了许多，但在这三年的战争中，仍然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较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在国共大决战前起义投诚的国军，占绝大多数的都是杂牌军。影响较大的，比如高树勋的那郭起义、潘朔瑞的海城起义、孔从周的豫西北起义、胡景锋的横山起义、曾择生的民春起义、王家善的营口起义、吴化文的济南起义等。
到大决战拉开，国军覆灭已成定局后，早已受够了蒋系中央军排挤压迫的杂牌军更是难以抵挡解放大军军事的政治的凌厉攻势，纷纷放下武器，甚至掉转枪口，比如何基洋、张克侠的贾汪起义，傅作义的和平改编，刘昌义的上海起义，左协中的陕北起义、卢汉的云南起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的川西起义，张彩的金口起义、马悖靖的宁夏起义，蒋云台的武都起义，李振、鲁崇义的成都起义等。如果没有这些杂牌军的阵前倒戈，解放战争的代价可能会更大，新中国的诞生也可能会推迟。所以说，忽略了杂牌军，忽略了杂牌军在民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民国史就缺了很大的一个角，就不成其为民国史了。
说杂牌军忽略不得，二是因为杂牌军在国军中，占据了相当多数的比例。国军北伐时，最初的八个军中，对于北伐军的一首领蒋介石来说，其摘系部队仅有一个军。北伐进程中，大量北洋军及依附于北京政府的地方军阀部队归顺，军队-子膨胀起来，这些后来归顺的成建制的部队，加上最初加入的第一军以外的其他几个军及其扩充的军队，就成为国军中的杂牌军。在国军二十余年的历史中，因为缺乏像我军那样有力而高效的思想武装来统一全军，也因为客观上内忧外患的影响，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前，杂牌军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以抗战前的1933年颁布的军队数量为例，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编制序列的有171个师和40个独立旅，虽同样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却不在此列而仍与蒋系中央军保持对立的西南新军阀等计有65个师又18个独立旅。这众多军队中，中央军摘系部队仅27个师又5个旅，杂牌军却占了209个师和53个旅，可见其数量之多。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民族矛盾一下子上升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原来割据‘方的军阀纷纷摒弃前嫌，统在国民政府的抗日大旗之下，军队数量又次膨胀，杂牌军的数量也达到了空前。1938年11月，国府颁布的军队序列共有104个军、5个骑兵军、228个步兵师、12个骑兵师我们以师为单位进行统计，则中央军部队仅有43个师，杂牌军却高达197个师。前者占全部国军的17.饨，后者杂牌军却占了八成以上。
到了抗战胜利后，通过不断地消耗与兼并，一些小的军阀集团己经不复存在。到1949年时（这一年军队番号动态感太强，只能截取崩溃前较稳定时的序列），国军共有94个军，其中中央军68个车，杂牌车26个军。由此可见，国军中的中央军旦然已经大大地发展并占据了多数，但剩余的杂牌军仍占据着不小的比例。
就像人吃饭一样，吃得太多太快了，消化起来就有困难，就容易闹肚子。用以比喻国军的历史，也完全符合这个道理。国军的发展太快了，北伐开始后，短短两年的时间，猛然间扩编至上百万的军队，而且又都是保留着原来的体制成建制地编入的，如何改造这远大于自己几倍上百倍的杂牌军，便成了蒋系中央军一道难以消化的大餐。早在1928年北伐刚刚完成时，蒋介石政权便拟定了在战争中逐渐消耗和改造杂牌军的方针，后来也一直是按照这一既定方针去执行的，不论是新军阀混战，还是国共内战，还是抗日战争中，都始终如此在蒋介石的这一政略指导下，一些小股的杂牌军或被中央军直接吞并，或覆亡于剿共或抗日战场，或被中央军逐渐渗透而最终被同化。但蒋介石终究没能完全消化掉那么多的杂牌军。许多大股的杂牌，比如新桂系、晋绥军、康军、马家军等，是随着国军在太陆的崩溃才覆灭于人民解放战争的，算是做到了与生俱生，共存共亡。因此又可以说，国军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杂牌军的历史，就是中央军与杂牌军此消彼长的历史，忽略了杂牌军，国军的历史也就不能称其为全史了。
说杂牌军忽略不得，三是因为杂牌军与中央军之间、杂牌军与杂牌军之间特色对比差异极大无法一言以蔽之。好多人在讨论民国军史话题时，往往以国军中的中央军代指全部的国车，比如在对比抗战时中日双方的编制装备及轻兵器优劣时，便仅以中央军甚至仅以所谓的德械师、整理师为标准，而忽略川军、桂军、西北军、马家军等众多杂牌：比如在讨论北伐军军官年龄、出身等构成时，便仅以第一军、第一集团军中的黄埔系为标准，而忽略第二、三、四集团军以及第一集团军中太批在北伐征途中归顺的杂牌。
至于铺天盖地的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国军，从军官的气质，到言语的风格，到军装的式样，到枪械的型制，军民的关系，到官兵的渊源，更是仅以中央军为模板批量生产，很少能看到有杂牌军被刻画被表现，更很少能区别不同的派系。当然，认为国军是以中央军为主，似乎也没错，喜欢讨论中央军而不喜欢讨论杂牌军，更是个人的爱好自由，但若把中央军的体制制度看作是全部国军的体制制度，把中央军的编制装备情况看作是全部国军的编制装备情况，就等于是抹杀了民国军事史的最大特征，也就大错特错了。
国军中的派系山头，多达几十个，其内部的编制、装备、战斗力、战斗作风、官兵关系、群众纪律等差别极大。就拿抗战时的轻兵器来说，中央军中有些精锐师是装备有中正式和毛瑟98、水连珠、春田等步枪，每个步兵连也是按编制标准配备了捷克式轻机枪的，但就据此断定国军步机枪性能优于日军则远远不能，因为还有为数更为众多的川军、桂军、黔军等装备的土造步枪却连老套筒也不如的，还有很多的杂牌军一个连一挺机枪也没有的，这能一以概之吗？不能的。同样的轻兵器的对比，阎锡山的晋军早在二十年代便己将冲锋枪普及到每小步兵班，刘湘川军的个别师旅也早在三十年代甚至将47毫米的小迫击炮班编到步兵排，而在同一时期，包括中央军在内的更多的中国军队还有不知神锋枪和迫击炮为何物的，这能以偏概全吗？不能的。
再比如军队的编制实力，有些军系的骑兵连有多至四百余兵马，而有些军系的骑兵团也不足这个数：有些军系的机枪连有多至27挺重机枪，而有些军系的机枪连却连这十分之一也不如：有些军系的炮兵营有多至60门迫击炮，而有些军系的炮兵营只有四门山炮，这能以偏概全吗？不能的。
再比如战斗风格，西北军是可以打近战夜战的，而中央军是不敢打近战夜战的：马家军对红军是可以拼太刀的，而黔军是无论如何不敢和红军拼刺刀的：东北军、晋绥军是可以有充分的炮火准备的，而川军、桂军、黔军等是不大可能有充分的炮火准备的，这能一言以蔽之吗？不能的。再比如军民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同样是北方的军队，好多东北军对百姓是比土匪还凶的，所谓“后脑勺子是护照，妈啦巴子是车票”说的就是东北军的兵。
而西北军若有哪个当兵的与百姓发生争执，则不论有理无理，挨军棍的总是当兵的，这能同日而语吗？不能的再比如军官的生活作风，在有些军系中即使是个小小的连长，也是护兵马舟前呼后拥像皇上似的，而有些军系的军长师长也是布衣布鞋轻车简从没有丝毫排场的：有的军阀公子小姐就如同衙内一般跋息的，而也有的军阀子弟却简朴低调同平民百姓无异的，等等，谁跟谁都不一样的。
正是因为这些不一样，所以就像同样是总经理，但总经理与总经理并不相同，因而无法用某一个总经理标志所有的总经理一样：就象同样是大学，但大学与大学并不相同，因而不能用某一所大学标志所有的大学一样，不唯中央军无法作为国军的标志性符号代表全部的国军，任何一支杂牌军也同样无法代表别的杂牌车。这样的情况，在同一时期的美、苏、英、德、日等军队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在清一色的11央军，也是不允许有这样巨大的差异的，但在民国这个大舞台上，在同擎一面旗帜、共用一个编制的国民革命军中，因为有大量的杂牌军的存在，这样的情况却是司空见惯。这些差异，造就了民国史的独特色彩，没有了这些特色，民国史同样的也就不成其为民国史了。
就像东周时期诸侯国大小错落、林立参差才引人入胜一样，民国的军事史也是一样，全因为有了杂牌军的存在，才有了这林林总总的山头，才有了这异彩纷呈的个性鲜明的角色，才有了这许许多多合纵连横又起伏跌岩的故事。杂牌军之对于民国史，是万万忽略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