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华女杰(近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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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向警予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一 溆水河畔青春似火

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土家族,湖南省溆浦县人,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中共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向警予1918年参加了由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与蔡畅等人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在中共第二、三、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大后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23年领导上海丝厂和烟厂的女工罢工,1925年去莫斯科大学学习,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28年5月1日被反动派杀害,年仅32岁。

1895年9月4日向警予出生在湖南溆浦一个商人的家里,她原名向俊贤,是土家族人。父亲向瑞龄担任过县商会会长,为人仗义,思想开明。母亲邓玉贵,是贫苦人家的女儿,诚恳简朴,但很早就过世了。向警予兄弟姐妹十人,她排行第九,自幼聪明好学,5岁就开始启蒙。她的大哥向仙钺,曾经留学日本,思想进步,是湘西同盟会的负责人,向警予受他的影响很深。1903年,向警予的大哥在城西文昌阁开办了一所小学,向警予8岁进入小学学习,成为县城里女子入校读书的第一人。16岁的向警予励志从事教育事业,便考入常德师范学校。第二年,转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在学生时代就笃信教育救国论,1911年春,她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与蒋胜眉等7名同学结拜为7姊妹,立下教育救国的誓言。

1916年夏天,年仅21岁的向警予,从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湖南溆浦办学。她认为这是她的职责所在,也是她父亲的期盼。原先,溆浦文昌庙有一座县立女子学校,但由于缺乏经费,学校已经停办。向警予在溆浦县知县和父亲的帮助下,将学校重新开办。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曾经担任过县商会会长,在当地可谓德高望重,与溆浦县官府也颇有渊源。向警予觉得自己回乡办教育,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理应受到欢迎和支持;同时她觉得自己具备很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办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实际上等着她的,却是重重的障碍与困难,使她深感教育救国实属不易。

她首先碰到的就是学生的来源问题。当时在大城市,女孩子上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较为偏僻的溆浦县还未成风气,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还深深地影响着当地人们的思想。不要说是女孩子上学,就是男孩子读书的人也不多。1916年11月,当溆浦小校开学时,前来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向警予请县府颁布文告,敦促乡亲们送儿女们来上学,也没有产生多大效果。为了扩大生源,向警予不得不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处劝学。由于她苦口婆心地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和女孩子上学的好处,才打动了一些家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前来报名的学生终于慢慢多了起来。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八个班300多名学生。她亲自担任学校校长,并聘请进步青年担任教员。在学校中,他们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她把学生当亲人,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为了减轻贫寒家庭的负担,她组织学生开办缝纫班、刺绣班,开展勤工俭学。为扩大女学的影响,她在县城搞了一次女学生成绩展览,还让女学生演出了她们排练的新剧目,这一新奇之举,令县城的人们瞠目以对。

其次遇到的困难,就是办学的经费问题。当时办学的经费,全都仰仗官府的施舍,这也是向警予深感棘手的事情。原来的溆浦女校就是因为经费时断时续,才被迫停办的。向警予接手时,曾经信心十足,以为凭借父亲与官府的关系和在当地的声望,向县府申请办学经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没想到事实与设想大相径庭。向警予在担任校长的三年中,多次向县知事呈文要求解决经费问题,在《向警予文集》中就有七篇这样的呈文。向警予反复的哀告和催促,县府虽然总算是拨给了一些经费,但面对庞杂的开销,这点钱始终是杯水车薪,入不敷出,常令向警予伤透脑筋。

而最让向警予奈何不了的,是封建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民国初年在溆浦县里办女校,已经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了。可是向警予还经常向女学生灌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她发动学生剪发放脚;第二年又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还组织学生演出新剧;清扫街道等。这些行为使溆浦人惊讶万分,舆论哗然,什么“莫把妹子带坏了!剪了发,放了脚,将来没人要。”什么“男女混杂,成何体统?”什么“年纪轻轻的妹子就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冷言秽语四起。向警予由此强烈地感受到,她的美好愿望和一番心血,是多么的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迫使她不得不思索:自己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要比肮脏的溆浦城街道更难清扫。办一两所学校是否就能改变溆浦城的旧面貌?是否就能洗刷掉溆浦人的旧脑筋,换来一片新天地?这在向警予的心中开始打上了一个沉重的问号。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识,砥砺品行”为宗旨。向警予得到这个消息后,很想走出溆浦去干一番事业。于是,她来到北京,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并结识了蔡畅和蔡和森,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向警予放弃教育救国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原因之一,正是受到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影响。

当向警予埋头于在家乡办教育,梦想通过教育来救国的时候,在长沙的毛泽东和蔡和森已形成集合同志、结成团体,以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思路,并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就已经十分鲜明地主张社会革命。显然,作为同龄人的向警予,关于改造中国的主张落后于毛、蔡二人。在溆浦的办学经历,将她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两年之久。正是由于办学中的几多挫折与无奈,才使她开始疑惑起自己一心想从事的教育救国的事业,是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才有了她的北京之行。也正是这次北京之行,使她结识了正为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奔忙的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从此,她在蔡和森、毛泽东的影响带动下,踏上新的人生之路。

二 赴法勤工俭学建立“向蔡同盟”

在长沙,向警予、蔡畅、陶毅等人按照蔡和森信中所说,组织发起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她们在周南女校成立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11月,又成立了“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尤其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阻力所致,湖南赴法留学的女性最后只有6名,其中就有蔡和森的母亲(时年54岁)葛健豪、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萧淑良。她们转道上海,准备坐船去法国。这时,蔡和森也由北京来到上海,与她们会合。向警予此时见到了她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民族资本家聂云台先生对留法学子给予了慷慨的资助。

1919年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初,向警予一行人来到巴黎,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在这里,她以顽强的毅力努力学习。除了刻苦学习法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她们还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使她们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0年5月,向警予和志同道合的蔡和森结成了革命伴侣。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长期被传为佳话,他们浪漫的革命爱情故事,在今天看起来仍能让人动情。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办学校时,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了她,想娶她为妻。向警予的继母也想借此攀高枝。但是向警予却鄙视军阀的权势,坚决抵制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

1919年秋,向警予和蔡和森同船赴法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一起凭栏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道合而志同,渐渐萌发了情愫。不过他们两人都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1920年5月,他们两人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合。他们的婚礼是在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的,几十个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热情地祝贺他们的自由结合。

葛健豪很疼爱这个儿媳妇,她看到向警予平时穿着很朴素,结婚的这天特地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绸衣,向警予盛情难却地对婆婆说:“我是不穿这样的衣服的,但是为了您,我今天就穿一个小时吧!”真的,向警予只穿了一个小时,就脱下绸衣,换上了平时的那件布衣服。

婚后,他们寄给国内亲人的结婚照,是两人肩并肩坐着,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他们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所以,以后人们就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向警予的继母得知此事后,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因为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却极为高兴,于1920年11月26日给向警予和蔡和森致信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这种制度“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他高兴地称赞向蔡的结合:“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警予和蔡和森打破了‘怕’,用实际行动冲破了旧的婚姻制度,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在赴法留学期间,向警予和蔡和森始终并肩站在斗争的前列,表现出了她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1920年5月26日,她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

7月初,蒙达尼公学放假了,留法学会会员从各地来到这里,准备举行一次聚会。7月6日至10日,部分留法的湖南籍学生在蒙达尼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实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因此,他们主张先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共产党,这个党应当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以萧子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改良主义,声明“不认俄式(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正当”,“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向警予坚定地支持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会后,两种意见的人各自与国内新民学会成员等协商,毛泽东等人完全赞成蔡和森之主张。这样,国内和法国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在思想上基本趋于一致。毛泽东于同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法诸会友回复了一封长信,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行不通,用和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也做不到。针对萧子昇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毛泽东明确指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这些都在统治者手中,革命者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取得教育权。而对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初,分散在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的学生面临着无工作、无饭吃、无书读的威胁,巴黎近郊有数百勤工俭学的学生在那里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五法郎的救济金度日。不久,华法教育会又发出通告,拒绝继续发放救济金,甚至污蔑这些学生是“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这引起了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1月下旬,勤工俭学的学生派代表到巴黎,要求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解决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问题。为了改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向警予参加和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反对北洋军阀驻法公使馆和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并组织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在斗争中,蔡和森等人被法国警察拘捕,并于10月13日被法国政府以“抢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押送上船遣返回国。不久,向警予回到了中国。

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被当选为第一个女性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党刚刚成立不久,一些女知识青年来到上海,她们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立志寻找党的组织,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向警予热情地接待她们,向她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细心地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列举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由于向警予刚从法国回来,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既有感性的材料,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她的讲解很有说服力,受到上海知识界妇女和劳动妇女姐妹们的欢迎。从此,向警予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妇女运动,她撰写了大量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中国妇女问题结合起来,号召广大妇女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向警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4年1月,上海女工协会成立,这是女工们进一步团结的象征。资本家们却很害怕这个组织的存在,于是采取开除江淮籍女工的手段,妄图瓦解工人队伍。新年开工第一天,宝康丝厂资本家挂牌将所有江淮籍女工一律开除,这引起了女工们的极大愤慨。大家去找资本家质问,资本家却勾结警察抓走了6名女工,这激起了女工们更大的愤怒。接着厂方又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阴谋裁减女工、延长工时、降低工资。工人们感到这样下去“不会累死,便要饿死”,上海14家丝厂1.5万多名工人联合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由于有了党的直接领导,声势和规模都比1922年更大,工人们团结一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女工们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斗争,决不妥协,最后终于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3年以后,向警予动员了上海大学等学校的女学生,创办了几十所工人夜校,她们帮助女工学文化,参加女工的罢工斗争,启发女工的觉悟。向警予常在党内外各种刊物上宣传妇女运动的主张,反应妇女的政治要求和切身利益。她深入工人群众中间,切身感受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次,她和一个女伴去女工夜校讲课,看到工人们住的一片低矮草棚,上海管这种“房子”叫“滚地龙”。上课时,向警予用上海话给同伴们唱了这样一首歌谣:“我伲穷人真伤心,住末住格滚龙厅,关末关格芦芭门,门插用格茅草绳,门搭用格布条筋。”同伴笑道:“大姐,你唱得真像!”当时,杨之华、王一知等不少女同志都受到向警予的帮助和影响,最终成为党的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骨干。

中共三大闭幕以后,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们三个人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向警予是党中央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负责人。她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在妇女界做了很多工作。

向警予还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她在向大家介绍促成会的宗旨时说:“促成国民会议,一方面解决国事,一方面解放妇女。”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上海成为全国妇女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也为党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生力军。

三 情路坎坷向蔡分手

然而,数年之后,曾经为世人称道的“向蔡同盟”,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而触礁倾覆。这个人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1925年,当时彭述之以中共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主要负责编辑《向导》周报工作。为了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他举止潇洒,谈吐幽默,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彭述之给向警予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所缺乏的。其实,蔡和森也曾经是一位风流才子,否则,就不可能有“向蔡同盟”的佳话。但是,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他是属于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革命家,他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加之他自幼就患有哮喘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和蔡和森一起工作了好几年的张国焘曾说过,“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同志间的接触尚有此种不愉快的感觉,夫妻间朝夕相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刻了。与此同时,蔡和森常常忽略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转换。结婚以前的“向蔡同盟”从感情方面而言,理想和浪漫的成分比较多,但结婚后要实实在在地过日子,仅有浪漫和感情是不够的。蔡和森作为革命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但作为丈夫和父亲,蔡和森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他们之间就缺少了由于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再加上他们夫妇都是在忘我地工作,很少为家庭着想。向警予不善于理财管家,而蔡和森又没有固定收入,所以婚后他们家里的生活状况常常令人担忧,家里有时还会发生没米下锅的事。为了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指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开朗重情重义的女子,她崇尚的是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结婚后,她还是会感觉受到旧式婚姻礼教的一些束缚。她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不喜欢与其他人交流,由于她总是过于严肃,同事们送她一个“老祖母”的绰号。虽然婚后她依然深深地爱着蔡和森,但是对他拖沓和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却比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广泛流传,也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表现出沉稳、庄重。

1925年6月,蔡和森忙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由于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开上海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主动地兼管起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当时负责妇女委员会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一来,两个人在工作上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又关照有加,使向警予十分感动,所以,彭述之的出现又打开了她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她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没多久,两个人就坠入了情网。

9月,病情稍有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了一切。刹那间,蔡和森如五雷轰顶,木然无语。组织上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决定向警予和蔡和森两人一起赴莫斯科学习和开会。

几个月很快过去了,尽管他们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但是,最终还是很无奈地发现,他们的“同盟”已经无可挽回。在莫斯科,他们最后终于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然而,他们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并没有因为婚姻的破裂而终结,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

四 模范妇女领袖“长痛汉皋埋碧血”

1927年3月,向警予回国,到广州投身大革命运动,之后转赴武汉。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汪精卫也于同年7月15日在武汉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发动政变。整个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时局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会后,中央一大批领导同志相继离开武汉。当时,在中共汉口市委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向警予,也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不久,即转入湖北省委工作。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拟订了秋收起义计划,向警予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她携带手枪,亲自训练工人掌握射击技术。但是,起义最终没能实现。在白色恐怖下,全省党员由原来的1.4万多人,减少到三四百人;工人组织由原来的30多万人,减少到1000多人。原中共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书记罗亦农,以反对“左”倾的错误主张被调离。支持罗亦农的向警予工作更难开展。在此困难时期,她制订了营救被捕同志越狱的计划,由于敌人防范太严未能实行;她派地下党人打入汉阳兵工厂,搞到一批武器弹药,装进棺材,骗过敌人,运往洪湖革命根据地;她教育引导积极分子开展地下斗争。向警予本人早就是公开的共产党人和妇女运动领袖,在原地开展地下工作难度很大,所以不得不频繁地改换名字。

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了,他出卖了省委委员夏明翰和所在支部的7名同志。两天后,夏明翰同志就被杀害了,年仅28岁。

之后,宋若林又供出了向警予的住址。夏明翰牺牲的当天,也就是1928年3月20日清晨,向警予和陈恒乔也被敌人逮捕了。敌人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变着法儿对向警予进行折磨、羞辱、毒打和利诱,却始终得不到半句口供。向警予用她的血肉之躯,坚定地捍卫着共产党人的立场和信仰,坚决保守着党的秘密。

但难友们也知道,坚强的向警予也会有儿女情长的时候。每当想起家人,向警予就会面壁而坐,掏出藏在内衣口袋里面的亲人照片。她望着照片上的父亲,会一遍遍轻轻地问:“我的父亲,你是最爱我的,我该拿什么报答你呢?”而望着照片上的孩子,她会把照片一会儿紧贴面颊,一会儿放在唇边亲吻。她反反复复深情地说:“妮妮、博博,妈妈在叫你们呢,你们听见了吗?”说着,她的眼圈就会微微泛红,她的声音就会哽咽……

4月12日,向警予被租界当局“引渡”给了卫戍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处随即对她进行最后的会审,想用死亡逼她就范。向警予则冷冷地回答:“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反动派当即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对向警予处以极刑,以示警戒!

虽然知道死亡就在眼前,但是向警予依然会每天早早起来,望着铁窗外那一片小小的蓝天,或者轻声背诵唐诗、宋词,或者放声歌唱。她还常给难友们讲故事,意味深长地说道:“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能勇敢地牺牲。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

5月1日这天到了。一早,向警予梳洗完毕,身着绿油色旗袍,平静地问难友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家还记得吧?”大家点点头。她又默默地望着窗外,纪念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

牢门突然被打开,刽子手蜂拥而入,向警予整了整衣衫,昂首走出了牢房。

向警予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抬头挺胸,沿途行人看了都忍不住流泪,掩面而泣。但是向警予始终不曾低下高贵的头!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当天深夜,老工人、共产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把向警予的遗体背上小船,掩埋在汉阳龟山下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边。

向警予牺牲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在上海为向警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拘捕后,蔡和森心急如焚,他给已经在国民党中做官的萧子昇拍电报,望其积极营救。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诗人柳亚子也写下了“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的诗句,以表达对烈士的悼念。

五 毛泽东、周恩来给向警予很高评价

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9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花木兰、秦良玉、蔡文姬等,还要学习现代历史上的女英雄秋瑾、何香凝、向警予。她们是中国妇女的模范。后来,周恩来还说,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女部长,为革命牺牲了,我们不要忘了她。

在向警予的故乡,她亲自创办的“溆浦小学”现已改名“警予小学”,烈士亲手栽种的大樟树,如今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