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书办学当老师
郭隆真（1894~1931），原名郭淑善，化名石衫、林逸等。1913年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深造。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二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党的指示下于北京西城创办了缦云女子学校并担任主持人。1930年3月被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11月2日在青岛被捕入狱，1931年5月4日被敌人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她是北方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革命家。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直隶省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士绅家庭。父亲郭荣柱是个读书人，他希望女儿能成为“名门闺秀”，所以经常用封建礼教的那一套来教育她。父亲同时也是郭隆真的启蒙老师，他亲自教年幼的郭隆真读书识字。因为按照当时的风气，女子是不能入学读书的，而父亲教给她的也正是《女儿经》、《七诫》、《闺范》这类的书。郭隆真对此并不满足，有一次，不满10岁的郭隆真问父亲：“有‘男儿经’没有？为什么这个《女儿经》尽叫女儿干这干那，那哥哥什么事也不干啦？”父亲说：男儿要念四书五经，男治外，女治内，因为内外有别，学的东西也就不同。郭隆真争辩道：木兰从军、缇萦上书救父的事情古代就有，男儿能干的事，女儿也能干。父亲很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那男儿般的气概。经过父亲允诺，郭隆真终于能和哥哥一样去学堂读书了。她学习很用功，先后学了五六年，就能写出言之成理的文章。父亲很高兴，常说：可惜淑善是个女儿，要是个男儿价值就大了！郭隆真听了很不服气，低声嘀咕道：女的又怎样，也不比男的矮半截！
郭隆真的母亲是个守旧派，对一切封建的传统都恪守不渝，她一看到郭隆真的大脚板就觉得伤风败俗，常说：“一个女孩家，长大了，这双大脚板到哪儿找婆家？”郭隆真却始终不肯裹脚，她对妈妈说：“像您那样好吗？裹一双小脚，路都走不稳，还想让我再去受罪呀！”妈妈再逼，她索性不吃不喝。母亲没了办法，父亲看到如此情景，也劝母亲说：“她不愿意裹脚就算了，何必为这事惹得你们娘俩都生气。谁愿意裹脚就去裹好了！我家闺女由她自便。”心软的妈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终于同意她可以不裹脚了。这不仅使郭隆真免受皮肉之苦，而且这“自由”的天足为她以后的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她不但自己不裹脚，还到处宣传不裹脚的好处，她编了个名为《七十二糊涂》的歌谣教妇女们传唱，开头几句就是“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呀你好糊涂。双脚裹得麻苏苏，走路做活真受苦，妈妈呀你好糊涂……”她的宣传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不少妇女听了这样的宣传就此放了脚。一些守旧的人接受不了这样的宣传，他们在暗地里议论或讽刺她，但郭隆真意志坚定，毫不理睬这些议论，继续宣传不裹脚的好处。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办学成风。1909年，郭隆真的父亲以郭淑善（郭隆真原名）的名义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并特地写了“元城县第一女子小学堂”的大匾挂在门口。这个学校是大名县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小学，也是河北省农村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办学的一切费用都是郭家自备，对学生不收任何费用。刚15岁的郭隆真就开始担任义务教员，他们招收了20多个学生，课程是国语、算术、修身、体育等。她在课堂上常给学生讲：“国家、国家，先国后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她除了教书外，还提倡男女平等。当时有的人家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郭隆真就登门劝学。每逢阴天下雨，道路泥泞难走，她便登门送学生，这使学生家长很是感动。她家这所小学堂也受到一些守旧者的讥笑，她不但不泄气反而更加坚定了积极热情地办学校的决心。
1912年5月，直隶省政府派视学检查大名府的办学状况，学台对老一套的办学方法很是不满意，当他了解到郭隆真父女在金滩镇兴办了新型的女子学堂的情况时，大加赞赏。对郭隆真予以“特别嘉奖”。随之，将这所小学堂搬到县城，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1913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来大名府招生，郭隆真被选送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深造。
二 婚庆现场抗婚
1917年，郭隆真抗婚一事轰动了大名府。原来，在郭隆真13岁时，家里就为她订了婚，男方家是个有财势的大户人家。不久，郭隆真的父亲去世了，对方想及早把媳妇娶过去料理家务，所以急促地催办婚事。郭隆真的母亲认为，闺女能治家就行了，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因此也就同意了。郭隆真对此事很是恼火，给家里写信，说明世道在变，包办婚姻也要变。为了躲婚，她假期也不回家。而男方催办婚事越来越紧，并扬言如果不如期成婚就要与郭家打官司。母亲怕惹是生非，就叫郭隆真的哥哥借口母亲病危，把郭隆真骗回了家。郭隆真一到家就被亲朋好友和家人逼婚。为了母亲，她表面上“同意”了与男方家举办婚礼。
结婚那天，郭隆真依旧穿着她那套学生装，大大方方地来到新郎家。郭隆真站在前来贺喜的人们中间，义正词严地演讲起来，她控诉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制度，宣传婚姻应当自主，男女应该平等，表示自己不愿意与一个没有爱情的人结婚。这下把在场的客人都惊呆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说：“杨家娶来一个洋学生，像个疯子。”还有的宾客骂她“败坏了郭家的门风”，娘家来送亲的人都感到尴尬。郭隆真却旁若无人，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毅然走出杨家的大门，回天津继续上学去了。从此，她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了。
三 五四运动中的女闯将
郭隆真在天津求学的这几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着每个热血青年的心。当晚，她首先主持召开了女师各班积极分子代表会议。5月6日晚，郭隆真主持召开了预备班积极分子大会，倡议立即行动起来。郭隆真和刘清扬、邓颖超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5月25日，天津女界代表在江西会馆召开各界妇女代表会，宣布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郭隆真被选举为演讲部部长，“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向妇女进行爱国宣传。郭隆真、邓颖超等领着女学生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检查日货、参加示威游行。6月18日，由十几个团体共同组成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女师的学生和男校学生一样，走向街头演说，还演出了话剧《木兰从军》，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郭隆真的讲演，语气极为沉重，特别能激动人心，她的名字逐渐被同学们所熟悉，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同志们都亲昵地称她为“郭大姐”。五四运动迅猛发展，天津反动当局气急败坏，派出军警进行镇压。同年8月，山东镇守使回族败类马良在济南逮捕并杀害了回族救国会会长马云亭、朱春祥和朱春涛。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回族青年，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揭露马良的罪行。他们在回族群众大会上愤怒地指出：“说什么天下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却杀害回民领袖马云亭等人？这分明是欺骗人民，是挑拨回汉大团结的大阴谋。”回族群众认清了马良的嘴脸，群情激奋。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因势利导，带领回族群众奔赴清真寺，砸碎了马良写的的匾额，表示和这个败类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了代表，协同山东代表进京请愿。8月23日早晨，天津、山东和北京的代表云集在总统府门前请愿，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惩办马良，要求爱国自由。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门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请愿代表一整天未能进去，太阳西沉时，突然来了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他们冲开人群，将郭隆真、刘清扬、瞿秋白等25名请愿代表全部逮捕。代表们不顾一切奋力反抗，大声呼喊：“人民爱国无罪！”郭隆真毫无惧色，大声责问反动派：“爱国有何罪？能有人卖国，就不许有人爱国吗？”
他们在京师警察局的拘留所里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继续斗争，声援被捕代表。北京的反动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到8月30日，只好将被捕代表释放。9月2日，郭隆真等和前来迎接请愿代表的周恩来一起乘车回天津。他们一起认真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面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郭隆真果敢地说：“今后的斗争越来越艰巨，男女同学必须联合起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加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她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特别是受到天津学联负责人周恩来的支持。
此后，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郭隆真总是活跃在队伍的最前面，她曾三次被捕，每次出狱后都立即投入斗争。郭隆真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使她成为当时天津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
四 赴法勤工俭学回国投入革命
五四运动后，郭隆真抱定了献身祖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余人开会，决定成立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为寻求救国真理，1920年11月7日，郭隆真同周恩来、张若名等190多人一起，离开上海，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
刚到法国时困难很大，食宿、工作都没有着落，大家都很着急。他们到处奔走，才找到了仅能糊口的工作。郭隆真、张若名、李愚如等女同志到巴黎郊区的云母加工厂做工。后来郭隆真和张若名、蔡畅、向警予等都进入法国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她们除学习法语外，还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法国共产党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和《平民报》等。郭隆真好学不倦，善于独立思考，她贪婪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时，她的法文比较差，她就借助字典进行阅读。她和张若名不顾劳累，每晚翻译《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论》，然后请周恩来帮她们审稿、定稿。郭隆真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册，寄回祖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受到很大鼓舞。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在欧洲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组织起来，在法国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6月，经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郭隆真于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两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郭隆真与李富春、蔡畅等15人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虽然只学习了半年时间，但她亲眼看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的，使自己开阔了眼界，对革命的很多问题加深了思想认识。
1925年5月，郭隆真奉调回国，在李大钊负责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郭隆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委员，同时搞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的工作任务是对城内各大学进行宣传和联络女学生，并负责西郊香山慈幼院的党组织的地下工作。当时，反动政府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更加严重，在白色恐怖之下，郭隆真依靠群众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白天她深居简出，研究、策划工作，晚上她四处奔走联系有关人员。为了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郭隆真还和一些进步女生创办了《妇女钟》、《妇女之友》刊物。《妇女之友》在群众中的影响，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当刊物出版三四期以后，反动当局立即予以查禁。敌人的封锁和查禁，使《妇女之友》的出版发行工作面临重重困境。刘清扬提出，她的哥哥在天津办报馆，可以联系到天津去印刷。郭隆真主动要求去完成任务。由于敌人在前门车站的盘查很严，郭隆真特意选了一个雨夜从丰台车站上车。她把《妇女之友》的稿子扎在腰间，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盘查，顺利地到达了天津。
刊物排好校样后，没有人校对。郭隆真每天晚饭后就来到印刷厂，一页一页地认真校对，一熬就是一个通宵。工人们都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大家都来帮助她。《妇女之友》很快排印装订完毕了。工人们把印好的刊物伪装成郭隆真随身携带的行李，而郭隆真特意把下车地点改在东便门，然后坐人力车安全地回到了机关。就这样，《妇女之友》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期一期地出版发行了，先后发行了12期，一直到大革命失败，才被迫停刊。
1926年，郭隆真在党的指示下于北京西城创办了缦云女子学校，她担任主持人。1927年春，奉系军阀大肆残害北方的革命势力。4月6日，中共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等人被捕。4月8日晚上，围在灯下工作的郭隆真和几个同志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强忍悲痛对大家说：“敌人对守常同志下毒手，是公开向我党进攻的信号。从今年几个月的情况发展来看，敌人可能要狗急跳墙了，我们在没有接到党组织的指示以前，一方面要努力工作，同时要提高警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出所料，几天之后，蒋介石终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无数革命者惨遭杀害。一天，住在缦云女校的郭隆真得到消息，敌人正在搜捕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的形势下，郭隆真通知其他同志赶快转移，而她从容不迫地销毁了所有文件，自己却没来得及转移出去，再次被敌人逮捕入狱。在狱中，郭隆真不畏惧、不妥协，她不断鼓励狱中的难友继续与敌人斗争，还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反帝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久，看守人员也开始同情他们，悄悄帮助他们从狱中向外面传递消息。敌人虽然在郭隆真身上并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也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但还是强行判处了她12年徒刑。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被关押了一年多的郭隆真，于1928年底获得了释放。
五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出狱以后，她与北京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9年初，为了寻找党组织，她只身南下，来到了上海。几经周折，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在上海找到了邓颖超。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她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29年春，党中央派郭隆真赴东北工作。郭隆真欣然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到东北后，郭隆真在中共满洲省委从事职工运动。她以家庭妇女的身份进入哈尔滨中东铁路36棚总厂，活动于工人群众之中。她秘密组织和联络工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罢工斗争，反动当局不得不解散工业维持会，建立起实际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人委员会。由于郭隆真在革命斗争中屡屡挫败敌人的阴谋，维护了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敌人对她加紧了防范，她的住处周围常有密探监视，中共满洲省委考虑到环境的险恶，决定让郭隆真转移。1930年3月，郭隆真被调回沈阳。不久她被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0年，山东青岛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5月2日，郭隆真在与王鹤寿等6人秘密开会时，被敌人发现并拘捕。由于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无可奈何，不得不将他们取保释放。6月，党中央派郭隆真前往青岛任山东省委委员。郭隆真来到山东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主要领导工人运动。开始，她在沧口纱厂做女工工作，后来又到敌人控制较严的大英烟草公司开展活动。过去地下党虽然与这两家工厂的工人有联系，但并没有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郭隆真和陈少敏、董汝勤等同志深入到一些女工家中，倾听她们的声音，向她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用上海工人罢工的事实启发教育她们。很快，地下党在纱厂、烟厂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起了党组织。经过郭隆真与陈少敏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不仅建立了党组织，而且还连续发动了几次罢工。先后创办了《红旗报》、《海光报》等革命刊物。
敌人对郭隆真又怕又恨，经常派密探跟踪盯梢，企图逮捕她。但工人们一次一次地掩护她脱险。1930年11月2日，郭隆真到嘉禾路四方村100号林福昌家活动，敌青岛市警察局第五分局的陈寄尘尾随其后，将其逮捕。这是她一生中的第六次入狱，也是最后一次。敌人对郭隆真进行审讯，郭隆真自称张李氏，从济南来，在青岛并无固定住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没有抓到确实证据，一时弄不清郭隆真的真实身份。但敌青岛市警察局在上报案件时说：“自从张李氏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郭隆真是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产党重要分子”。郭隆真被押到警察局拘留所。因为她是重要政治犯，态度又很强硬，敌人给她戴上了手铐。在当时，这是破女性被拘时戴手铐的例。郭隆真以绝食表示抗议。
1931年春，郭隆真被转到第一监狱。开始一段时间，敌人对郭隆真既不审讯也不过问，采取从生活上折磨摧残的手段。不几天，她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得了支气管炎，咳嗽吐血，狱中也不给她任何医治。郭隆真在残酷的折磨面前，意志并没有消沉，她向许多难友伸出了友爱之手，体贴入微地照顾有病的同志，她笑声朗朗，使死气沉沉的牢房有了生机。最使大家敬佩的是，她能够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述很多有关政治、哲学的知识，讲述一些古今中外农民起义的故事，鼓舞难友们的斗志。
敌人妄想用生活上的折磨使郭隆真屈服，让她说出在青岛的任务，要她写悔过书，但都被她严词拒绝了。后来，敌人使用了各种酷刑，她始终咬紧牙关，忍痛抗拒，坚贞不屈。她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让狱吏都很敬佩。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反动军阀韩复榘亲自审讯她。在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反动当局将郭隆真判处死刑。1931年5月4日凌晨，郭隆真被押往刑场。她毫无惧色，怀着满腔的仇恨，用最后的力量，在囚车上呼口号。她和邓恩铭等一起被敌人杀害，为革命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1941年的《新华日报》上，曾经以较大篇幅刊载了邓颖超的文章——《纪念我们的女烈士——郭林一同志》。在文章中，邓大姐不但抒发了对战友的缅怀之情，也对她作出了高度评价：“她用火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的亲日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这里所说的郭林一就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妇女楷模——郭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