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香门第生出傲雪红梅
秋瑾（1875~1907），原名秋闺瑾，乳名玉姑，东渡后改名秋瑾，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白萍，祖籍浙江山阴。她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秋瑾性格豪侠，自幼习文练武，自费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人组织光复军，准备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由于事泄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巾帼英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抛洒了满腔热血，后人称她为“中国的贞德”。
秋瑾于1875年11月8日，出身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秋嘉禾同治年间考中举人，历任福建云霄厅同知、厦门海防厅同知。
秋瑾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祖父和父亲都在朝廷为官，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条件下度过的。秋瑾幼年时全家随祖父迁往福建，在那里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个时候的厦门已经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通商口岸。秋瑾目睹了洋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的情景。外国列强肆意凌辱自己的同胞，而清朝政府却处处畏缩退让，这让秋瑾感到极大的义愤。她常对母亲说：“红毛人这样厉害，中国人胆小如鼠，长此下去，就要成为他们的奴隶。”
秋瑾稍大一些便进入家塾读书，当时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但她却爱读诗词歌赋、明清小说，还有古今传奇这些当时人们认为的“闲书”。在翻阅这些“闲书”时，她特别仰慕的是那些英雄、侠客，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少女时代的秋瑾热情、倔强，她不甘心自己是女流之辈，一心要和男人比高低，并且立志要比男人还厉害。因此，从15岁起，她每天都要到屋后的塔山上去练武。在她16岁那年，祖父弃官返乡。秋瑾有机会住在了外婆家，母亲看到秋瑾迷恋武术，就建议她向舅舅单宗勋学习武术。单宗勋开始以为秋瑾不过是好奇，一时冲动想玩玩罢了。他就很严肃地对秋瑾说：“武术训练可不是儿戏，训练中时不时会受伤，如果忍受不了这些伤痛，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为好。”秋瑾则斩钉截铁地说：“这些我早有准备，如果中途我打退堂鼓的话，任您怎么处置都行。”从那时候起，秋瑾每天都跟着舅舅学习武术。习武是一件苦差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就更加不易。因为秋瑾也和其他女孩子一样从小就缠了脚，每次习武下来，脚上都渗满了鲜血，疼痛难忍。但她想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便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刚学骑马的时候，秋瑾由于心切，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虽然疼痛难忍，但倔强的秋瑾怕舅舅知道以后再不让她骑马，就连声说：“不疼，一点都不疼！”就这样，在舅舅和她的四表兄单应勋的教导下，秋瑾经过反复训练，学会了骑马、拳术、棍术、击剑等技能，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也因此强健了自己的体魄。
正所谓“忠义之气，郁久必发，有前人椎心泣血，伸大节于古者，即有后人殚心竭虑，垂伟业于无穷也”。秋瑾特别的性格就这样熏陶成形，她日后的命运也正像她的《咏梅》诗所写：
举世竟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
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傍古岑。
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
二 婚姻不幸
——渐酿抗争之心
秋瑾17岁那年，父亲秋寿南出任常德、湘潭县的厘金局总办。他携家眷到湖南上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瑾的父亲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经曾重伯的介绍，又结识了湘潭义源当铺老板王黻臣。王黻臣是当地一个富商，他家开有当铺、钱庄和茶号。秋瑾的父亲本来就和王相识，来到湘潭以后又经常来往，一来二去就成了莫逆之交。这天，秋寿南的好友李润生来到秋家，他满脸堆笑，恭敬异常。原来，他是受王黻臣之托，来给王黻臣的儿子王子芳提亲的。王子芳比秋瑾小4岁，曾在岳麓书院读过书。李润生夸赞说，王子芳“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父母欢心”。秋瑾的父母对这门亲事很是满意，他们感觉这两家结亲是门户相当，当下就同意把秋瑾嫁给王子芳。秋瑾表示对王子芳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嫁给王子芳，她问父母：“我为什么要嫁他？”但是，那个年代，“女权”在中国还是个陌生的字眼，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包办。面对无法自主的婚姻，女子除了逆来顺受别无他法。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即使像秋瑾这样刚强的性格，要摆脱封建的婚姻束缚也是不可能的。秋瑾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写道：“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
当时秋瑾20岁，而丈夫王子芳只有16岁。他虽然读过书，但胸无大志，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而秋瑾的婆婆也是思想顽固、性情暴躁的人。结婚以后，秋瑾每天早晚都要去向婆婆请安，一举一动都要严守家规，稍有不慎，婆婆就要当面指责。
王子芳在家中没有受过任何挫折，在秋瑾面前也显得非常幼稚，因此二人常常话不投机。面对着这样一个丈夫，秋瑾感到极度失望，只能自伤自怜：“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她此时所能做的，也只是把满腔的怨恨融进自己的诗歌里。如《彩凤随鸦》《囚徒入狱》等，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秋瑾当时的郁闷心情。秋瑾本是性情豪爽、心怀大志的女子，无奈嫁给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就犹如一条欢畅奔腾的激流，被婚姻这道无情的堤坝禁锢成一潭死水，又似一只欢乐的小鸟被困于樊笼之中。秋瑾在写给她的大哥的信中曾经说道：“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
虽然在王家生活条件很优裕，吃穿不愁，但她与身边的人毫无共同语言，内心异常苦闷。就这样秋瑾在湘乡和湘潭苦度了数年时光，生下了一儿一女：王沅德和王灿仙。
幸而秋瑾住在婆家湘乡荷叶的时候，结交了好友唐群英、葛健豪。她们“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往来十分密切”。后来这三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巧的是，这三个人都与曾国藩有一定的关系，秋瑾嫁在曾国藩的远房姐姐家，唐群英是曾国藩的堂弟媳，而葛健豪的父亲是曾国藩的部将。唐群英后来成为秋瑾留日的同学，做过国民政府的“国策顾问”。葛健豪则是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她有两项纪录至今很少有人刷新——50岁入长沙读中学，50多岁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清政府上层官员对于西太后执掌朝政胆战心惊，时刻担心自己的命运；下层官员则只顾中饱私囊，贪污成风，腐败已经渗透到各级政府官员。此时，秋瑾的丈夫花钱捐到了一个小官，秋瑾随丈夫来到北京的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不久。她目睹了八国联军肆意烧杀抢掠留下的惨状，义愤难已。这更激起了她对帝国主义强盗和腐败的清政府的无比仇恨。她在长诗《宝刀歌》里提到“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她决心“誓将死里求生路”要以生命挽救祖国的危亡。
1903年5月，秋瑾返回老家后又再次来到北京。她和丈夫租住在北京南城的绳匠胡同，邻居是在户部任职的廉泉夫妇。廉泉的妻子吴芝瑛，是“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不但思想进步，诗文亦颇有功底，还写有一手好字。秋瑾与吴芝瑛很是投缘。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思想开明，曾经开设开明书局，在报界也有许多朋友。秋瑾惊叹吴芝瑛家藏书之多，经常借来阅读。在这里，秋瑾开阔了眼界，不断受到新思想的熏陶，这对她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秋瑾之所以关切女权，反对封建婚姻，是因为她自己深受其苦。婚后，她的丈夫恶习不改，不思进取。秋瑾在给她的大哥秋誉章的信中曾经谈到王子芳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在彼家相持之情形，直奴仆不如！”秋瑾对这种百无聊赖的婚姻生活越来越感到厌恶，当她郁郁寡欢时，经常饮酒排闷。酒酣之时悲歌击节，拔剑起舞，愤然长叹：“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1903年的秋天，秋瑾与丈夫的关系更加冷淡起来，两人成天不说话。王子芳整天忙着迎官拜客，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还结交了几个贝子、贝勒，皇亲国戚，每天花天酒地，常常是烂醉如泥，有时甚至彻夜不归。10月5日这天，王子芳让秋瑾准备一下，说是要在家里举办中秋赏月会。秋瑾等了很久，天色已经很晚了，客人却没有到来。原来王子芳被几个狐朋狗友拉到妓院去了。秋瑾心情很是郁闷，便身着男装到戏院看戏。王子芳发觉后觉得秋瑾丢了他的颜面，对她又打又骂。秋瑾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在泰顺客栈住下。此时，面对秋风明月，秋瑾感慨万千。她通过自己的处境和遭遇，更进一步认识到提高女权、提倡男女平等的必要。这使她萌发了走出去，学习新知识，结识革命志士的宏愿。
王子芳一向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他顾忌秋瑾思想激进，怕给家里惹祸。一方面，他假意哄着秋瑾高兴，给她买了昂贵的银狐大衣；为了方便秋瑾看戏，他还为秋瑾专门租了一辆车。此外，他还买了一些秋瑾想看的书画和物品，以哄着秋瑾开心。而另一方面，他悄悄把秋瑾出嫁时的装饰品、衣服和首饰都藏了起来，防止秋瑾变卖这些物品，作为去日本留学的路费。然而秋瑾去意已决，她先把子女带回绍兴，托付给母亲；而后变卖了身边所剩无几的零星首饰，在吴芝瑛等同志的帮助下，以“踏破范围去，女子志何雄”的伟大抱负只身东渡，远赴日本。
三 东渡留学初显巾帼本色
1904年2月，在秋瑾赴日留学的前夕，几位女友在北京陶然亭公园为她送行。想起马上就要远离祖国和朋友，秋瑾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河梁携手处，千里暮云横”。1904年3月，秋瑾到上海，又回绍兴拜别了老母亲，尔后毅然地登上了轮船。临行前，她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身着男儿西装的照片，这张飒爽英姿的照片，后来成为了历史的纪念。
1904年6月秋瑾到日本后，当年在日语讲习会毕业，后来又进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读书。在学校，她努力研究女子教育、工艺等学科。为了提倡女子就业，寻找将来适宜妇女从事的工作领域，她悉心钻研医药、看护知识，参考日本书籍，编译了《看护学教程》一篇。
20世纪初，在远离清王朝统治的日本，聚集有留学生几千人之多，成为中国革命的海外基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都曾经到日本开展革命活动。爱国学生经常聚会、结社，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浙江潮》、《新湖南》等激进报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一时广为流传。秋瑾置身于这种氛围，感到如鱼得水，十分活跃。
在日本期间，她与陈撷芬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共爱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爱国组织。共爱会的宗旨：反抗清廷，恢复中华，主张女子从军，救护伤员。她们还和国内女同学通信，勉励、联络姐妹们摆脱封建压迫，到日本来学习救国本领。
在日本期间，秋瑾还加入了孙中山指派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担任“白纸扇军师”一职。1905年初秋瑾参加了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式成立，秋瑾经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在黄兴的寓所庄严宣誓：“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秋瑾由此真正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因为秋瑾是浙江籍留学生，也是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个人，因此她被推举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浙江主盟人。
秋瑾身在异国，内心格外思念故土。她借《感时》抒发对祖国的思念：“祖国山河频入梦，中原名士孰挥戈。”她写下《感愤》以明心志：“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为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当时，清政府觉察到留日学生的反清革命行动，唆使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禁止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这个蛮横无理的规则一公布，8000多名留日中国学生立即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并组织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秋瑾担任了敢死队队长。12月8日，陈天华跳海自杀，用“难酬蹈海”的英勇行为，以醒世人。这对秋瑾触动很大，她决定立即回国。
1905年12月25日，秋瑾登上了自横滨开往上海的“长江号”轮船，毅然回到上海。她满怀激情，决心大干一场。在一首诗中，她写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她认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女子为拯救祖国而献身，这是女界的耻辱，说：“吾自庚子以来，正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恋吾所不悔也。”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秋瑾当时已决心献身革命。
1906年初，秋瑾回到故乡。当她身穿一件紫色白条子和服、腰佩短刀走进家门时，小弟宗章竟认不出她了。母亲看到女儿平安归来，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四 回国办报唤醒同胞姐妹
1906年的春天，秋瑾经上海返回绍兴。回到故乡后，她先在明道女学堂担任体操教习，不久又去吴兴浔溪女校任教，讲授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她注重用革命思想熏陶、启发学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仅两月，就结识了三位挚友。有一次，当秋瑾给学生讲述外面的世界，讲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道理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围着秋瑾听讲，只有一个叫吴珉的学生却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秋瑾了解到，吴珉原来是一个童养媳，她二话没说，拿上钱就去为她赎身。后来，获得自由的吴珉一直跟随着秋瑾。秋瑾牺牲之后，她更名为吴惠秋，并带着秋瑾交给她的秘密文件离开绍兴参加了革命。秋瑾还与浔溪女校的教务长徐自华、徐蕴华姐妹俩，结为了生死之交。有一次，秋瑾得了重病，徐氏姐妹日夜看护。在她的一诗中，秋瑾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后来，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在秋瑾牺牲后都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修造了坟墓。
由于秋瑾在学校常向学生传授革命思想，因此为顽固守旧的校董所不能容。不久，秋瑾辞职离校，她来到上海，住在虹口厚德里开展秘密活动。一次，秋瑾在陈伯平家制造炸弹，不慎引起爆炸，陈伯平的眼睛、秋瑾的手臂都被炸伤，因此机关也遭到巡捕房查闭。
1907年1月，秋瑾经多方奔走筹措，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月刊。该刊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这是秋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为了使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妇女喜爱。秋瑾对包办婚姻和封建家庭带来的种种痛苦，有着强烈的亲身感受，对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的恶习充满了仇恨和反叛精神，她认为妇女要平等、要解放，就必须求得学问，求得经济上的自立，就必须联合起来斗争。更可贵的是她把妇女解放斗争与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和男子并肩战斗。为了《中国女报》的发行，秋瑾除了亲自撰写文章，担任编辑外，发行、总务等都由她一人承担。为了办《中国女报》，秋瑾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她四处奔走，并在《中外日报》上登载《征股广告》，但结果只有四五个人入股。她的好友徐自华捐助了1500元，但杯水车薪，经费远远不够。无奈之中，秋瑾想到去湖南湘潭的夫家诱款。当时，秋瑾的丈夫王子芳还在北京。他的父亲见秋瑾回来，很是高兴，以为她回心转意，要与儿子重归于好。此外，他也是为了王家的面子，就给了秋瑾一笔不小的款子。但《中国女报》最终还是失败了。女报虽然只出了两期，但却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 主持大通学堂秘密策划起义
1906年12月的一天晚上，秋瑾的家中突然有人来访。来人是不曾见过面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给秋瑾带来了徐锡麟的亲笔信，提出共同筹划反清的武装起义。秋瑾非常高兴，立即备酒待客。酒逢知己，他们彻夜长谈。王金发这次来是受徐锡麟之命，请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体操学堂，负责浙江会员的领导工作。徐锡麟则去安徽开创革命局面，两省配合待机进取南京。秋瑾欣然应约，不久就返回绍兴，到大通学堂主持该校校务。
大通学堂是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徐锡麟等于1905年创办的。徐锡麟先后担任山阴学堂校长、绍兴府学堂监督。他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民觉悟。徐锡麟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愚昧是抗清革命的重要障碍。他曾经亲自用木材等原料，制作一个巨型地球仪，对学生进行天文、地理等直观教学。此外，他更加积极地着手组织武装起义。
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校务期间，设立体育会，先后召集浙江各地会党头领100多人学习兵操。秋瑾经常身穿男子体操服，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秋瑾以大通学堂为中枢，频繁往来于杭沪之间，动员军、学两界，联络会党，积极策划武装起义。她亲手拟定《光复军制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与竺绍康、王金发、吕熊祥、陈伯平、马宗汉等讨论通过。大家共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把各地会党编成八个军，对军服、旗帜、行令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并具体部署了行军路线，决定由徐锡麟、秋瑾分别指挥安徽、浙江两处按日期同时举事。
在密商举事会上，见大家群情激昂，秋瑾拔刀刺臂，滴血酒中，和战友们举杯共誓：“我今必必必兴师，扫荡毒雾见青天！”他们的计划是，安徽巡警学堂和绍兴大通学堂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密切配合。浙东起义得手，立刻渡过钱塘江占领杭州；安徽起义得手，立刻顺大江东下占领南京。两路队伍会合后，东南半壁就可以首先光复。在这样的计划下，当时以候补道员资格在安徽主持巡警学堂的徐锡麟于1907年2月，把他的家眷送回绍兴，以免起义时造成拖累。同时又写信给绍兴的秋瑾，说：“我辈所做之事，必须从速成就，迟则恐有阻碍。”经过比较周密的计划，他们计划在这年的5月28日，请巡抚恩铭及省垣所有高级官员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并观看操练，趁机将全省显要一网打尽，宣布起义。
由于当时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十分活跃，清朝的官员已经感到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暗中加强了防范。老奸巨猾的安徽巡抚恩铭，原定5月28日去巡警学堂，却突然通知学堂要在5月26日提前去，致使徐锡麟不得不将起义的时间仓促提前，因而组织、联系等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
5月26日那天，巡抚恩铭带了一大批官员，大摇大摆地来到巡警学堂观操。他不知死期临头，装腔作势地踞坐在主席台上。徐锡麟拔出藏在马靴里的手枪，当场将他击毙。然后与陈、马二人，率领100多巡警学生，前往军械局。由于起义提前，通信不畅，到达军械局后，立刻遭到已做了准备的敌人包围。因寡不敌众，徐锡麟受伤被俘，起义遭到了失败。
敌人用一切酷刑审讯徐锡麟，但徐锡麟大义凛然，不为所屈，最后被敌人用残酷的手段杀害，就义时，年仅35岁。
六 大事不成甘留千古英魂
7月10日，当秋瑾从报纸上得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杀害的消息时，她手拿报纸，失声痛哭，并预感到自己不久也将会为国捐躯。有人劝她到别处暂避一时，并为她联系好了在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但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尽管形势逆转，她依然义无反顾，对牺牲性命在所不辞。
安庆起义失败后，官府如临大敌格外警惕，金华等一些地方的秘密组织遭到破坏，原定计划已无法实施。秋瑾有一个同乡名叫胡道南，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声称不赞成革命，并反对男女平权。秋瑾气愤之极，曾经当面骂他是“死人”。就是这个胡道南，从大通学堂学生口中得知，秋瑾将在7月19日发动起义，他立刻将此消息密告了杭州知府贵福。贵福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夜报告了杭州的浙江巡抚张曾扬。7月11日，张曾扬从杭州派了300余名清兵，去绍兴抓捕秋瑾。7月12日，上海革命党人得知大通学堂已暴露，派人通知秋瑾迅速离开绍兴到上海。秋瑾却表示：“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缚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前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绝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你回去与我们妇女同志说，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
7月13日一大早，突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大通学堂门前，看看四周没人，才小心翼翼地进了院子。原来他是化了装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是特意来告诉秋瑾，清兵已过钱塘江，催促她赶快离开绍兴。秋瑾只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王金发无奈，给秋瑾留下一支手枪，与秋瑾挥泪而别。
秋瑾毅然留在大通学堂，带领学生转移枪械，焚毁文书、信件，还探望了卧病在床的光复会会员、体育教师许一飞。临走时，秋瑾在他一本书的衬底背面留下了最后一首诗篇：
大好时光一刹过，雄心未遂恨如何？
投鞭沧海横流断，倚剑重霄对月磨。
幽谷无泥累铁马，洛阳有泪泣铜驼。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家国。
7月13日下午，清兵将大通学堂团团围住，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秋瑾被俘。任凭敌人严刑拷打，百般逼供，秋瑾大义凛然地回答：“论稿是我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之事不必多问！”“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她拒不书写笔供，只写下了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1907年7月15日（农历丁未年六月初六），秋瑾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下令杀害。临行前，秋瑾向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出三项要求：准其家书诀别；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李钟岳准其二项、三项，因此，秋瑾未能给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迹的遗书。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1979年8月宋庆龄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秋瑾是我们中国的时代英雄，是我们精神家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她的思想永远闪耀着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