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革命时的双枪女将
唐群英（1871~1937），中国近代史妇女运动领袖。1904年，她率先加入中国同盟会，为第一位女会员，影响了一大批妇女人才，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妇女革命力量。1906年9月，任“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书记。她追随孙中山、黄兴投身辛亥革命，表现英勇，被称为一代双枪女将，孙中山封她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她二等嘉禾勋章。1911年10月下旬，她与张汉英在上海发起并组织女子后援会并任会长。还领导组织了民国初妇女参政运动。办女报、兴女学，唤醒了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醒。她被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尊称为“一代女魂”。她也是我国著名女教育家、女报人、女诗人，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唐群英排在被推荐的八大“中华百年女杰”第四位。
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出生于今湘南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她的祖父唐安享，生有六个儿子，个个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她的大伯父允律，例赠武功将军。二伯父允得，官至同知直隶州知州，例授奉政大夫。三伯父允徽，拔补千总，后战死，年仅3l岁。四伯父允征，咸丰年间，官至提督，赏换花翎，并赏给“靖勇巴图鲁”称号，例授建威将军。六叔父允从，赏戴蓝翎，补用千总。
唐群英的父亲，名允微，排行老五。自幼好学，崇尚智勇。青年时便投笔从戎，文功武略。咸丰年间，因功高晋升提督，并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后选任江西袁临协镇都督府，统领镇字马步全军，诰封振威将军。唐群英的母亲曹氏也被诰封一品夫人。
唐群英兄妹六人，她的兄长名维藩，历官上津通判，湖南南路安抚使，东安、道县、浏阳等县知事。唐群英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弟弟名乾一，号坤成，别名子虚子，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官至民国临时参议院、众议院议员。
由于家风所致，唐群英从小性情豪放泼辣，具有非凡的襟怀气度。唐群英在家做闺女时就学习骑马、击剑。她自幼在“是吾家”（唐的书屋——编者注）启蒙并度过青少年时代。唐群英从十几岁时就通读四书、五经。后汉班昭写的《女诫》和范蔚宗的《列女传》及《木兰词》，最让她爱不释手。她从15岁时就开始写诗，“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私塾老师读后称她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唐群英的聪明才智博得父亲的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世。第二年，她从母命，嫁到湘乡荷叶（今双峰县），其夫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1895年至1897年间，唐群英屡遭不幸，先是女儿夭折，接着丈夫病逝。唐群英的情绪一落千丈。但是她很快就振作起精神，决心“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她的好友秋瑾当时也给她很大的鼓励，把自己所作的《咏梅》诗一首抄赠给她，鼓励她振作精神，走出心里的阴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旧礼教的那一套根本无法束缚她的行为。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回到娘家，定居于“是吾家”。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诗中表达了她的革新壮志。
1901年，唐群英听秋瑾讲述了八国联军入侵之乱，深恶痛绝，她认为“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国将亡而思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在她看来，消除外患、拯救国家，女子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女子若要获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就应当先尽义务，而不能自甘落后。1904年，34岁的唐群英应秋瑾之约，东渡日本求学，进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
在日本，她很快就加入了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同年7月，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称赞她，说：“你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你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当时，唐群英主要把精力放在组织与唤醒留日女学生起来革命的工作上。1906年9月，唐群英与王昌国等发起组织成立爱国团体“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她被推选为书记。她常为《民报》、《洞庭波》等进步刊物撰稿，曾经发表绝句八章，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流传，尤以“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的诗句，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之情。她号召觉悟女性“勿云巾帼无能，但须娥眉有志，及时勉励，养成毛羽，东亚天地，任我飞翔”。
1907年秋瑾在绍兴被捕牺牲，唐群英既为痛失好友和同志而悲痛，又为革命仍有后来的继起者而感到欣慰，她撰写了纪念秋瑾的挽联：“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唐群英于1908年2月从日本学成回国，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她先找到前期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张汉英和陈荆，到湖南各地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并于次年先后组织了湘乡永丰和湘潭花石两地的武装起义。
1910年6月，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来到日本，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以此做掩护，继续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1911年4月，她在东京创办了《留日女学生杂志》，明确刊物的宗旨为“发起女子爱国之热忱，以尽后援之义务”。她在该刊物上大声疾呼：“我最亲爱的二万万女同胞呀，你们也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你们辛辛苦苦挣得来的土地财产，都要被外人占去么？”她呼吁：“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
1911年秋，唐群英奉命回国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0月10日，武昌城响起了起义的枪声，黄兴火速由香港抵达上海，与宋教仁商议光复南京的部署之后，赶往武昌，亲临战地指挥。10月下旬，唐群英与张汉英决定在上海发起并组织女子后援会。由唐群英担任会长，抓紧募集军资粮饷送往前线，以为民军后援。随后又挑选部分年轻体壮的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担任抢救受伤士兵的任务。1911年11月初，唐群英面见江浙联军总司令李燮和，要求将女子北伐队列入联军编制。得到李的同意后，唐群英立即找到吴芝瑛、吴木兰、林宗素、林宗雪这些在上海很有影响的女界好友，得到了她们的鼎力相助，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组织了一支拥有两百多人的女子队伍。11月下旬，女子北伐队开赴句容县与联军何奇伍的队伍配合，向南京进发。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任务，女子北伐队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八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了守门的清兵。唐群英身挎双枪趁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顺利光复。女子北伐队由此名声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也从此赫赫有名。
南京既克，南北议和得以在上海举行，北伐遂告中止。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2月1日，唐群英在南京以“女界协赞会”的代表身份，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孙中山赞誉唐群英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她二等嘉禾勋章。唐群英以实际的英勇行动，实现了“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和“救国家之危亡”的革命宏志。
二 领导妇女运动，争取男女平权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被封建社会制度压制了数千年的中国妇女，开始站起来了。她们要改变在家中的卑微地位，而且要做国家的主人。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等，她们纷纷组团建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女子参政运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唐群英等人按照“同尽义务、共享权利”的设想，要求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然而，男女平等的现实却并没有如期顺利到来。
中华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再加上南北局势紧张，男女平权仍然只是一句空话，毫无实际可言。1912年，清王朝宣告彻底灭亡，代之以标榜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华民国，妇女的地位开始出现转机，但她们的权力仍然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1912年2月，唐群英针对临时参议院不同意女子参政，不承认女子平等地位的情况，与张汉英联络林宗素、吴木兰、王昌国、沈佩贞等，到处奔走呼吁，发表演说，鼓动妇女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她们在上海组织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在湖南组织起“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等妇女团体，唐群英更是做出了一个大动作，要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并没有“男女平等”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3月21日，唐群英等20余人怒闯参议院，她们砸碎了玻璃、踢倒了卫兵，造成举国皆知的“大闹参议院事件”。26日，她们向参议院递交了《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她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但仍然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唐群英等向各省提督、报界宣称“南京参议院剥夺女权的《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通过了由她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确立以“实行男女权利均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实行强迫放脚”等11条为政纲。人们称其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同盟会总部迁往北京后，唐群英不顾袁世凯的阻挠，与王昌国、沈佩贞等一起“联袂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孙中山、宋教仁等也对女权的认识都很不够，而且有相当大的偏差。他们均认为女权问题是应该滞后考虑的次要问题，因此把唐群英她们所提出的“男女平权”的政治主张晾在了一边。1912年8月，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其他党派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尽管唐群英等据理力争，但“男女平权”的条款依然没有写入正式党纲。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果然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走上主席台，盛怒之下，当众打了宋教仁、林森各一记耳光，为争取“男女平权”的女界同胞们着实出了一口恶气。
唐群英的个性刚强而执着，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表示决不妥协。她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孙中山于9月2日派人给唐群英送去了一封他的亲笔复信。信中讲到：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孙中山是持肯定态度的。但随着一些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日益妥协，孙中山也“爱莫能助”了。他说：“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
唐群英看后，深受启发，她决定暂且放弃党内女权之争，把矛头转向对付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她在北京设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被推举为本部总理。她创办《女子白话旬报》和《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启发女同胞认识争取男女平等的正义性和紧迫性。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说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世凯的迫害。1914年11月，北洋政府勒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旬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圆通缉唐群英。在此危急关头，唐群英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往天津，乘船去上海、香港，取道河内，于1915年经昆明辗转回到了老家衡山。
三 女子教育的先驱
严酷的现实使唐群英深深地认识到，女子参政“理想上有莫大之希望，事实上未免有暂时让步”，“参政目的此时固不能达到”。在对参政运动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以后，她决定把“扩充能力，增进知识”作为妇女解放的基础工程，唤醒广大中国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觉悟，再推动全国的女子参政。尽管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但它极大地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开创了我国妇女运动之先河。经过这一场风波，唐群英认识到：争取女权固然重要，但是唤醒女界广大同胞，提高她们自觉地去争取自身的权利才是当务之急。从此，她改变了原来的“激烈的手段”，转而致力于积极推动女子教育。
唐群英在《留日女学会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曾经指出：“我国女界数千年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从为义务，不知国家为何物。”因此，有很多人认为女子的知识水平远不如男子。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发顽启冥，振聩启聋，尽鼓吹之能力，采开导之方针”。在《女子白话旬报》的简章中，唐群英更是声称：“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目的为宗旨。”唐群英所创办的《女子白话旬报》、《女权日报》等这些报刊，都是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形式出现，这样更利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们所阅读。其内容涉及政治、教育、实业、时事等，后来又增设了谐谈、小说、时事评论等栏目，号召女子参政、议政、从政，为女界争取女权开辟了宣传阵地，成为了广大妇女的学习导向、文化导向和思想导向。唐群英所办的妇女报刊的政治宣传，是妇女政治上觉醒的重要界标。这些刊物为当时大多数还处在愚昧落后境地的中华妇女，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唤醒了一部分妇女的政治觉悟，为促进女子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群英不愧是中国近代报人的先驱。
唐群英43岁之后，痛感女界的同胞们知识严重不足。她倾尽全力，一举开办了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和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同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唐群英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发展女子教育是国民的基础，是社会进步、争取男女平等的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的教诲，是唐群英思想的转折点。使她意识到女同胞们要想争取平等的权利，必须先从学习知识上下手，做到与男人学问平等。但若要学问平等，又必须先普及教育。她曾在《女子白话旬报》上撰文指出：“人生在世，天生聪明不聪明原来是靠不住的，人的成才善恶大半是教育上的关系。”她认为女子要想不依赖男子，必须掌握知识，解放思想与学习技术、谋取职业并举，走自立自强之路。在女子参政运动失败后，唐群英潜心致力于女子教育。从1912年10月起，一直到晚年，她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岳阳等地创办了或筹办过女子学校近10所，办学热情之高和办校数量之多，在我国女子教育史上属首屈一指的。在生命的最后20年，唐群英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在家乡办学。她倾尽了心力，也倾尽了家产，穷病缠身却始终无怨无悔。民国政坛的黑暗使她失望，妇女解放运动的失败却并没有让她灰心。她毅然退出政治舞台，去干一件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情。表面看去，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女杰渐渐归于沉寂，实际上，她的丰功伟绩在家乡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唐群英不愿做空头政治家，她选择办学而不是从政，也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遗憾和惋惜，但更多的人认为，唐群英选择的道路是值得称道的。假设那个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唐群英这样的女杰，去致力于中国妇女的教育运动，中国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不就早日实现了吗？
为了丰富女界知识，唐群英积极创办女学。中国妇女有知识必然会真正地团结起来，冲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束缚，实现妇女的自我解放，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所以，她办学的原则：一是在普及妇女教育过程中，教会她们知识的同时，努力提高她们的斗争意识；二是实行职业教育，使妇女掌握参加社会活动的本领。她创办的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其课程设置除了和一般学校一样开设文化课外，还特别开设了实业课，分音乐、书法、刺绣、缝纫、编织、剪花等门类。学生们上午学文化，下午学习实业，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学习一门或者几门实业。由于课堂教学密切联系社会实践，颇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在提高女生的斗争意识上，最为突出的是，1926年，她为岳北农民运动培养出了一批敢说敢斗的有革命觉悟的娘子军。这些娘子军，在白果成立女界联合会，剪掉了长发，放开了裹脚布，高举红旗，走向了革命。
唐群英还编了一首《放脚五字歌》鼓动妇女坚持放脚，歌词写道：“女子最可怜，自小把足缠。痛苦又难看，行路实困难。父训恪妇道，母命实难违。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难言。奉劝姐妹们，再勿把足缠。放足行千里，自强争女权。”这首歌曾经广为流传，为广大妇女砸烂封建传统枷锁的束缚，获取自由平等的权利，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
四 女性觉悟的奠基人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时，她与王昌国、葛健豪等，首先倡导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继续为争取女权而斗争。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了在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21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唐群英闻风立刻起来进行斗争，她率领学校师生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在她身边学习过的女子，后来大多数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运、妇运的骨干。
1926年，女界联合会的女同胞们和男子一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农会活动，斗土豪、分田地，减租退押等一系列斗争。她们还大闹祠堂，打破“女子不得进祠堂、入席”的族规，向封建族权、族规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当时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调查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声称赞“干得好”。并说：“各地女界联合会的干部都像你们这样，就能使成千上万的妇女从封建桎梏里解脱出来，投入农村大革命的洪流。”这些参加岳北农民运动的妇女骨干，大部分都是在白果虹茶亭女校学习，或者是在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学习毕业的学生。唐群英的进步思想和斗争风格，在她们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
唐群英和她的战友们，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倡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和女学教育，为维护妇女权力，争取女子人格独立，启迪妇女觉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促使广大的妇女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勇敢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来。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散尽家财，以致负债累累，晚年的生活非常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想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就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谁知刚数月就被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知道后，都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媛，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巨。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
1936年秋天，体弱多病的唐群英，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了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的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和她的战友们为维护妇女人权，争取女子独立人格，启迪妇女觉悟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历史给予了公正的认可。她促使广大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这一贡献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泯灭的。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唐群英和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帅孟奇被评选为“中华百年八大女杰”，这一荣誉正是对这位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辛亥革命中巾帼英雄的历史贡献给予的最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