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奔赴延安
于蓝，1921年6月3日生于辽宁岫岩，曾用名于佩文、韩地。早年丧母，父亲曾任地方法官。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迁居北平。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话剧团，出演《惯匪周子山》等革命斗争题材剧目。新中国成立后转为电影演员，主演的影片《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塑造了程娘子、江姐等一批银屏形象，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1981年后主要从事儿童电影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1937年“卢沟桥事变”，于蓝正在北平上中学，她每天用棉被堵上窗子，听中央政府的广播，听到国军英勇抗战、却全面撤退的消息。当时她家住在新街口，常见到日本军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她感觉车轮就像从自己的胸口辗过。她恨透了日本兵，一心想去参加抗日。
于蓝与在天津上学时的一位好友一起，决定投奔平西抗日根据地，她们联系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副主任黄秋萍。两人本来准备从香山赴平西，但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了，她们返回平民小学，找地下组织的杨英华。没想到杨英华等人被捕了，她们一进平民小学也被抓住了。
于蓝借去厕所的机会，把联络密码扔掉。两人被关进派出所，后被关进宪兵队。她和好友事先商量好，提供假姓名和住址。她们不知道的是，假姓名和假住址，更让日本人疑心。两人被分开关押，好友恰好在另一间牢房里见到杨英华，杨英华指点说：日本人会核实情况，越是假名假住址越危险。好友在审问时说出真姓和住址。于蓝不知道这种情况，却一口咬定自己的口供。审讯她的人从腰间抽出大刀来，吓唬着她，还狠狠地抽了她一鞭子。
第二天，好友见面，在她的暗示下，于蓝改口说自己是害怕继母责骂才用的假名字。经核实，两人才被释放了。
这件事惊动了家里，家人知道她要去找共产党参加抗日，就派大哥看着她，但她参加抗日的决心没有变。她说服大哥，与黄秋萍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见面。在黄秋萍的带领下，他们绕过日军、土匪的关卡，顺利到达平西。后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延安。从平西到延安，路上走了两个月，旅途辛苦可想而知。
到了延安，她感到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当晚就举行了欢迎晚会，于蓝看完了整场演出，这让她兴奋不已。在窑洞里，睡的是大通铺，地上铺着薄褥子，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冷得睡不着觉，她没想到陕西会这么冷，心中不免有一丝失望。第二天早上去报到处填表，表格的左右两边写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两句话，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感到“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和女大学习。她白天上抗大读书，晚上参加演出，从跑龙套开始，到主演《一二·九》《火》，于蓝的演技水平日渐提高。在党组织的帮助与教导下，于蓝进步很快，1939年2月17日晚上，于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延河边的一个窑洞里，点着一盏油灯，墙上挂着党旗，上方是马恩列斯的像，下方是毛笔写的入党誓词，她在党旗下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介绍人是丁汾、王珏。后来她曾回忆说：“入党对我是个鼓舞，鼓舞我去学习，去战斗，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二 难忘鲁艺
1940年于蓝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话剧团。演员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她的老师熊塞声对她说，表演可不是玩，这是一个战场，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对老师的这番话，于蓝当时没有深刻理解。后经熊塞声介绍，于蓝结识了田方，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43年冬，中共西北局决定将“鲁艺”等专业文艺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的5个分区，慰问战士和为群众演出。于蓝随“鲁艺”去了绥德分区，在4个月的时间里，给于蓝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留心观察当地农民的行为举止，他们的劳动热情，语言风格、幽默智慧，她都记忆深刻，对毛主席所讲“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次，鲁艺演员在双谷峪参加一位公安烈士的追悼大会，民兵们扛着红缨枪，很多群众列队进入会场，会场庄严肃穆，安静极了。
忽然，一人牵着毛驴走向会场，上面坐着烈士的妻子，她是一位身穿旧棉衣、系着粗毛腰带的中年妇女，头髻上带有白色标记。她神情庄重，不哭不喊，悲痛而凝重。眼神里充满悲伤，她的凝重透出觉悟。她并不漂亮，却给于蓝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目光中蕴藏一种真实和自然的美，一种具有气质魅力的美。
当时，“鲁艺”工作团编写出《惯匪周子山》多幕歌剧，取材于延安子洲县的一个真实事件，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周子山被敌人腐蚀，叛变投敌。为了铲除这个毒瘤，共产党员马红志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攻进村寨，活捉了周子山。剧本有了，但由于缺少当时的生活经历，排练起来很不顺利，总感觉不到位。后来，团里从区里请来一位叫申红友的干部，他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而且他还懂得戏剧。在申红友的帮助指点下，排练起来顺利多了。第一场戏是红军小队长谢玉林来到马家沟，找到马红志，研究攻打黑龙寨的方案。于蓝演马红志的妻子。排练中，谢玉林来到马红志家，当他叩门时，演员于蓝一出来就要开门，申红友对她说：“你不能马上开，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自家人？要听听是不是自己人的暗号……”当马红志举灯出来时，申红友觉得动作不对，对他说：“你不能一下子就出来，你要想到深更半夜农村油灯不能端出来……你要拿个称米的斗遮住油灯……”演员一下子找到了土地革命斗争时期的生活感觉，戏排练成功了。演出在绥德、米脂一带引起巨大的轰动……
其实，于蓝扮演马红志的妻子时，那位公安烈士妻子的精神气质经常浮现在她的眼前，对她的角色创作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她体会到烈士妻子的神韵是她与丈夫在多年的劳动生活与革命斗争实践中磨炼出来的。这种气质正是演员应去捕捉的东西，有了这种气质和神韵，演员才能与角色浑然一体。她的审美标准和观念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不再追求双眼皮大眼睛的化妆美，而注重质朴真实、充满生活气息的内在美、气质美，注重时代特色和艺术魅力。
《惯匪周子山》成功了，它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文艺演出甲等奖。
从此，于蓝对艺术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懂得了如何塑造角色，懂得了怎样去热爱生活、观察生活。陕北那些热情憨厚的大娘、大嫂，那些羞涩腼腆的姑娘、媳妇，那些实在淳厚的大爷、大哥都是她观察捕捉的对象，都栩栩如生地印在了于蓝的脑海里，她热爱他们！他们是她的好友、老师，是她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三 银屏异彩
解放前夕，于蓝从话剧演员转为电影演员。她的第一部电影是《白衣战士》，她扮演一位热心为伤病员服务的庄队长，对这部处女作于蓝并不满意。1951年初，她完成了电影《翠岗红旗》的拍摄，饰演在革命低潮期却苦苦等待革命胜利的红军家属向五儿。影片中注入了更多人性内容。为此引起一些非议，有人指责向五儿这个角色只是消极地等待革命胜利。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但最后只是最佳摄影奖。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的一次座谈会上，于蓝在会上发言说：向五儿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反映了他们心中珍藏着革命的火种，他们等待着，也斗争着。她是一位充满革命信心的母亲。
1951年末，她被安排出演电影《龙须沟》里既刁蛮、又贤惠的程娘子。那时，已经有话剧《龙须沟》，并且非常成功。于蓝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程娘子，她去天桥一带观察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观察体会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言行举止的一举一动；到德胜门早市上观察妇女怎样数票子，观察她们使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
一个偶然的机会，于蓝对程娘子的形象清晰了。宿舍门房苏宝三的妻子苏嫂这个经常见面的人突然引起她的注意。当时，于蓝的妹妹生病刚出院，苏嫂碰见于蓝就问起情况。于蓝说妹妹已出院了，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办好。苏嫂一听就急了，两眼圆睁，手一摆，粗脖大嗓地说：“这您可不能不管，这不是要把人救活嘛！”苏嫂透着一股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于蓝一惊，这不是程娘子的影子么？
于蓝开始接近苏嫂，观察苏嫂的一举一动，把观察到的东西写进日记里。一次谈起旧社会的苦日子，苏嫂说：“我和丫头去讨饭，腰里还别着把梳子，我和丫头天天要梳头。”连讨饭都要给自己和女儿梳头的苏嫂，突然让于蓝联想到同样自尊自爱的程娘子。一次，她们俩说话时，小猫不停地叫，苏嫂听得不耐烦，高声喊道：“别叫唤了，老爷子！”她觉得苏嫂的语言很有特点，说话非常直率。她还观察到苏嫂一个动作颇有个性：她在叙说几件事时，经常一手在下，用手指数着，或一手在上用手背拍点着手心。她感觉这就是程娘子的劲头！她把观察体验经过与演员于是之交流，于是之认为很生动，建议她从苏嫂特殊鲜明而有特色的动作中，挑两个动作练习。
对现实生活的仔细而敏锐的观察、对艺术的准确把握和感悟，于蓝和所饰演的角色融为一体。她鲜活地完成了程娘子的塑造。话剧《龙须沟》的导演焦菊隐这样评价：“解放前，戏的开始，程娘子性格不够稳定，但对地痞流氓的斗争演得很好，解放后的程娘子形象很丰满。”
于蓝另一部代表作是《革命家庭》，影片取材于陶承的《我的一家》。从一开始，康生就指责这部电影是歌颂“错误路线”。夏衍却坚持说，即使在错误路线下，我们党的好同志也要歌颂。他坚持把电影拍完。1961年影片公映后，周恩来在香山接见中国电影工作者，握着于蓝的手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她扮演的主人公周莲是一位革命母亲，周莲在经历了失去丈夫和儿子的惨痛，被捕入狱的严酷折磨中，逐渐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于蓝从少女演到老太太，人物性格变化很大，她的表演恰到好处，人物形象饱满而富有感染力。她因此而荣获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这部影片的成功，于蓝被评为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
四“江姐”诞生
于蓝在银幕上成功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中，家喻户晓的角色就是江姐，程娘子和江姐是于蓝艺术生涯的两座高峰。
1961年，于蓝住在医院检查身体，每天看《中国青年报》上的《红岩》小说连载，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出院后，于蓝参与了《红岩》电影剧本的改编，改编花了整整两年时间。于蓝和导演张水华等人到重庆采访幸存的共产党员，宋曰勋整理成20万字的记录。他们几个人改了三稿，还是不理想。人物太多，每个英雄人物都割舍不得，剧本中很难形成一条主线。后来张水华和北影厂厂长汪洋说服夏衍做编剧。于蓝去广东见夏衍，用了3天才将手中的材料汇报完，夏衍忽然问道：“你们怎么不写江姐？”
夏衍解释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会关心她的命运的。”一语惊醒梦中人，于蓝觉得很有道理。夏衍最终决定，以江姐和许云峰两人为主线，几天就写完了剧本。于蓝对剧本并不满意，她比较较真儿，认为小说里很多精彩的斗争都没写。导演张水华知道于蓝的性格，不容争辩地对她说，就按这个本子拍，不许再提反对意见了。这部电影就是黑白故事片《烈火中永生》。
在剧组里，于蓝是女主角，但她不摆架子，抢着干苦活和危险的活。有一组俯瞰嘉陵江上军舰的镜头，要把摄影机升到江面6米之上的高度才能拍摄，只能把升降机架在船上，于蓝又当起了安全组组长，每次拍摄前都亲自进行安全检查，然后才让导演和摄像开始工作……
江姐的艺术形象成功了，江姐形象成为新中国电影画廊中的不朽经典。于蓝承认，银幕上的江姐是她电影艺术事业中的生命和灵魂。
五 献身“儿影”
1981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随后，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六一”前夕，于蓝接到任命，担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当时，她刚做完乳腺癌手术，身体还在恢复期。而且她刚好过完60岁生日，按照现在的规定，60岁该退休了。接到任命后，她欣然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白手起家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谈何容易。为了招兵买马、筹措拍片经费、添置器材设备、解决基建过程中的难题，于蓝四处奔走，忙得团团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60岁的人来说是多么不易。她为此还付出了一节手指的代价。
刚建儿影厂时，搭建的是临时工棚，冬天办公室没有暖气，门背后安根弹簧，以便“自动”关门。后来弹簧断了，就用两根接起来。1983年冬季的一天，于蓝开门的时候，被快速弹回的门夹了手，一截断指留在门缝里。她赶到医院，大夫说手指能接上，但得住院，接上断指要做手部手术，20天可以康复。于蓝放不下工作，她没有工夫在医院里待上20天。大夫建议她无须接手指，将伤口直接缝合就行了。于蓝顺手把断指扔进垃圾箱，缝好伤口后就上班了。于蓝右手无名指从此短了一截。
于蓝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付出了太多太多，儿影厂也一步步发展壮大，这一干就是20年！她曾调侃地说：“我的工龄是最长的。”
是的，她的工龄是最长的，她的贡献是巨大的，她一生在为信仰而工作，为信仰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