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
400多年前，意大利罗马鲜花广场上出现了一件与“鲜花”二字不相称的事件：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被教会活活烧死。布鲁诺被烧死的罪名，就是不相信整个宇宙为上帝所创造。他认为“上帝只是创造了有限的世界，而无限的宇宙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仅仅因为求因求源的自由探索，布鲁诺付出宝贵的生命。四百年前的西方，没有学术自由。
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从伏羲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问题，一直延续到老子、庄子、列子，几千年来没有间断过。自由讨论宇宙起源问题，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烧死。早期的中华大地上，求因求源的探索有着充分的自由。
二、榜样
1.伏羲氏
见物求因，见物求源，一求万物之因，二求天地之源。这是伏羲氏为子孙所留下的光辉榜样。《周易·系辞下》中所记载的伏羲氏，是中华民族见物求因、见物求源的第一人。
求天地万物之因，求天地万物之源，在伏羲氏的研究历程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三部曲”：一、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二、作八卦。三、推理与假设出太极。
“仰观俯察”极尽上下远近所有之物，这部曲是研究与思考之曲；把上下远近所有之物集中在八卦之中，这部曲是抽象与归纳之曲；在八卦基础上推理与假设，假设出一个形而上的太极，这部曲是终结之曲。
伏羲氏用一个自然演化过程解答了宇宙起源的问题。在这个答案里面，没有形象之神，诸如《圣经》中的上帝。太极—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这是伏羲氏所认识的“宇宙与人”的渐进演化图。
伏羲氏的思考与研究一直就没有被阻拦过。允许伏羲氏思考与研究，才有伏羲氏巨大的研究成果。
2.老子
求天地万物之源，在老子的研究历程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三部曲”：一、后天的研究；二、先天的推导；三、价值终极标准的创建。
老子把后天的天地万物简称之为“有”，有生于无。天地之前什么有形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个无形无体、无声无息、无始无终的东西。对于这个东西界定出一个概念，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所以在《道德经》第25章里，老子以困难的态度说出这样一段话：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为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创造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道又是人生价值的终极标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3.庄子
庄子认为，道位于天地之前，先有道而后有天地。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出于自然又归于自然。万物与人的生生死死，都是一个自然过程。生，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死，亦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在庄子的学说里，一切有，都产生于无。无即是天然之门。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庄子没有涉及。
4.屈原
求因求源，学术上的自由探索，一直延续到屈原所处的时代。屈原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影响到学术上的自由。屈原做《天问》，《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开头的问题都在自然科学范畴之内：天地未形成之前，怎样考察出它的状态？阴阳怎样参合才能衍生万物？圆天九重，谁能够度量？北斗星的斗柄，是否有绳索维系？日月运行，昼夜之间，能行多少里？九州大地，怎样划分？江水东流，大海为何总是不满？——屈原投江而死，是死于政治腐败，并不是死于学术禁锢。
三、差别
细心进行中西文化、古今文化对比，可以发现这样两个差别：
其一，中华文化是由自由变为专制的，西方文化则是自由变为专制，又由专制转变为自由的。中华文化由自由变为专制，始于“焚书坑儒”，完成于“独尊儒术”，延续于历代的文字狱。西方文化由专制转为自由，划时代的起始点应该是“文艺复兴”。
其二，中华元文化主张学术探索一定要落脚在实用层面上，动脑与动手一定要相结合，所以伏羲氏既是“道”的探索者，又是网罟的创造者。在这一点上，中华元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中华文化，从老子这里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动脑与动手分离，理论探索与实用层面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