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村大门勾起了我对前苏联老歌的回眸。在我们走下车时，他们开始整理乐器——小号、萨克斯、拉管。他们是一支小型管乐队。大约没有想到造访者的出现会比平时更早一些，仓促之间，他们吹奏起了第一首歌曲——《山楂树》，接着就一首接一首地吹。《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喀秋莎》。他们像一群钻进参观者肚子里的蛔虫，游走自如。他们居然知道我们——至少是我的心思。我受宠若惊。
几天来，在莫斯科的麻雀山、加里宁大道、二战胜利广场，抑或是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地铁站。我都被一种怀旧曲线摇曳着，弹奏着，揉搓着，今天它终于在这个前女皇叶卡捷琳娜的豪华宫殿前被拽到了极致。我不能自持了。两百年前意大利著名设计师拉斯特雷利奉伊丽莎白女皇之命兴建的这个皇宫，是白蓝金色交织的精美绝伦建筑，它让人迷幻并产生浪漫诡异的遐想，然而，在大门口我还是停住了脚步。
我知道这帮俄罗斯街头演奏家是有意为之的，他们的目标就是中国人。他们知道中国人怀恋什么，甚至知道如何去摧垮中国人固若金汤背后的柔软内核。虽然我也知道，他们是一帮蓄谋为中国人作秀的演奏者，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被俘获了，我骨子里潜藏着呵护和宠爱那些老歌的细胞。
前苏联那些豆芽状的社会主义音符，就像深埋在我心底的种子一样等待着生长，等待着开花结果。
中国人开始往他们摆设的礼帽里撂硬币了，也有大方者投以十卢布甚至五十的纸币。当然，没有卢布的，就直接放人民币。人民币在当今俄罗斯已经变成了硬通币。
吹奏者都是风烛残年的老者。他们吹奏时表情呆滞，眉宇间凝着疲倦和哀愁，但却十分卖力，不过，他们的卖力不显得媚俗。他们既不感谢那些投币者，也不白眼那些纯粹观看又不掏钱的小气客人。我喜欢这种忧郁的氛围，也掏出一张大面值的人民币。我知道，这就是我隐匿埋藏在血脉中的前苏联心结。我分析，这帮俄罗斯老者，恐怕也有这种怀旧情感，于是就寻觅中国人的踪迹，专为中国人下套，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炫目的过去。他们让我心尖震颤又漫舞着淡淡的酸楚。
1973年，我上高一，因下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去一个汽车运输站修理车间锻炼。那车间有一位会拉手风琴的胡大哥，周围蹲伏有一群喜爱音乐的青工，他们经常聚集在宿舍门口听胡大哥拉琴唱歌。我也成了“蹲伏”者之一。胡大哥风流倜傥，才华恣肆，他边拉边唱边跳，情真意切，很有煽动力和诱惑力。他唱的歌与高音喇叭里放的歌味道迥异。《三套车》、《小路》就是那时跟他们学的，我发现他们唱的歌有一种抚慰和穿透心灵的力量，沧溟，凄婉，勾魂，歌词更让人游梦般遐想。那时苏联是修正主义，中国与苏联既斗嘴又动武，如小孩打架一般，苏联歌曲已没有人敢唱，我第一次听到时感到心惊肉跳又清新亢奋。
那心惊肉跳也证实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心理感应的准确性。
果然，没有几天，我就被学校领导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了。领导说：现在有极个别同学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光天化日之下唱黄色歌曲，肮脏低俗，什么心爱的人啊，乌七八糟，那是“苏修”对青少年的腐蚀，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班主任老师就找我谈话了，他严肃愤懑地说，你是一个一向老实本分的好学生，你不要再与社会上的人交往了，不然就把你毁了。老师还说，你只要再不去，我保证不开除你。
我的头如五雷轰顶般炸了，一阵嗡嗡嘤嘤直响，浑身哆嗦着，眼里迅速流出了恐惧和无知的泪水。我始终没有敢说一个字一句话。我惊惧着，迷茫着，有种心力交瘁之感。那是一个少年对自己前途悲哀、渺茫的惊惧。虽然我想，胡大哥是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些青工也是工人阶级，他们是先锋，是榜样，但我没敢说，也不敢争辩。
我再也没去过那个职工集体宿舍。我想，那可能真的是“黄色”、“肮脏”歌曲的老巢。后来，有一天夜晚我路过那里时，看到胡大哥他们依然在喧闹，澄明的夜灯下，声音似划破阴翳的利剑，熠亮着，炫目着，直刺我发抖的心扉。我悄悄躲在远处隐伏了很长时间。当我意识到那是犯罪之后，才惊惶地逃走了。我的心脏咚咚狂跳了很久。
班主任老师的话兑现了，我果然没有出什么事。
即使这样，那次“黄色”歌曲的启蒙教育，那些缠绵、隐逸的优美曲调和令人慌乱、心跳的歌词，却深深地蛰伏在了我的心底。以后，每每听到它们，都恍如有刻骨的、凄迷的画面溢出，像溢流的泪水，满目苍凉也恍如隔世。
我又拿出一张二十元人民币递给演奏者，说，再奏一遍《喀秋莎》。他们表情木讷但十分遵命地演奏了这首充满苍凉意味的老歌。我觉得，在圣彼得堡的这片绿意森森的树林中，在这个女皇们争风吃醋的豪华寝宫旁，能悉心听一听多少对自己有着奇异意蕴的老歌，是对那角流逝岁月的怀恋和阐释。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爱情永远属于他……”
前几年酒店、歌厅时兴卡拉OK，吃者醉眼懵懂时会自选拿手的歌曲，每每展唱，别人都有新歌，而我，只会几首苏联老歌。有人烦了，说，你怎么老唱这几首？我说，我记不住新歌。
说起来，我这个年纪的中年人，并没有多少对苏联的亲昵记忆。上小学时，苏联已经变“修”了。听大人们讲，苏联让我们还债，鸡蛋、苹果一律用筛子过，小了不要，大了也不要。后来就开始“备战”，大人们又说，苏联飞机八分钟就能把炸弹撂到我们居住的工厂。那工厂是一座炼油厂。那工厂如若爆炸了，熊熊烈火不可想象。我父亲是守卫炼油厂的野战部队军官。我惊悚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后来武装流血事件就发生了。在巴尔鲁克山，牧民、民兵与苏联军人发生了冲突，苏联军人用直升机赶我们的羊群，我们的牧民用鞭子、木棍抽打直升机。我很想去巴尔鲁克山与苏联人拼搏一番。
四十年后，我到当年巴尔鲁克山冲突现场走了一遭，那里已是大家广为流传的“小白杨”哨所。同学大戎给我指点当年民兵与苏联边防军短兵相接的细节，那细节恍惚就在眼前晃动。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对苏联咬牙切齿的年代。大戎说，从这个三角地带往前走几公里，就是哈萨克斯坦，前面那个褐色瞭望塔就是他们的。
是的，物是人非，那个曾经庞大的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却梦呓般地怀恋着它的老歌。我们声嘶力竭又神清气爽地吼唱着，沉迷在那个如鲠在喉的苏联时代。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怪圈。
应该说，我生长的青春期，宣传机器并没有鼓呼过苏联多少正面的东西。但苏联那些豆芽状的音符，低沉又忧戚的曲调，就这样极端地黏附在我的血液里，洇漫在我的肌理中，骨殖于我的钙质上，融合着，隽永着，秉持着一个不变的方向。今天，看着这些街头忧郁的俄罗斯老艺人，我的心颤栗了。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提及前苏联了，他们会唾沫星子四溅地炫耀彼得大帝，献媚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还会滔滔不绝地叙述宫中那些尔虞我诈的斗争细节，但，他们不说列宁，不说斯大林。在赫鲁晓夫墓前，他们也不说这位中国人不太喜欢的前苏联大人物的好话。这的确让我戳心。
实际上，我们喜爱苏联老歌，是喜爱生长在我们自己心底的情感记忆。那些豆芽状的音符，只需稍稍抚慰，就会发芽，就会飘举，就会茁壮成长。它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和细润无声的。
街头艺术家们又换歌了。居然是那首节奏明快、简约洗练的情爱歌曲《我心儿不能平静》——它出自一部叫《办公室的故事》的电影。二十多年前，我是在初冬的有些许寒意的露天球场看的它。那天，我女友给我送了一件手织毛背心，我感觉那歌曲黏附着温婉的情愫，洋溢着浓浓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