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穴井将夫手中取过纸质信封的时候，我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那是因为那东西尽管体积蓬大却是很轻。
彩色复印资料装在三个四角形的A3信封里，各份原件应该是在大幅和纸上加入文字和绘画的文人作品，就连墨迹和颜料的渗透痕迹都完好地复印下来了。然而，我所期待的、可称得上实际内容的信函却是一件也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家父总是在那间狭小的房间里做着与家传行业的业务无关的事情，我曾偷偷看见他在那里恭敬地用双手捧持着尤其是来自高知那位先生的、作有画和赞的大纸。
“那上面，写着什么样的事情呐？”我当时询问家母。
“是我们都不太清楚的事吧！”家母只是如此回答，不过那可是含有十足敬意的表述方式。其后，在我忘了曾如此询问过的时候，她却向我说明道：“爸爸发现《大汉和辞典》第一卷出版了，爸爸还说，诸桥先生（〖注〗诸桥辙次（1883-1982），编有《大汉和辞典》和《广汉和辞典》等）的大作如果连后面数卷也都完成的话，就可以说不会再有找不到的词语了！”
我对此所说的话语，也就是：
“人们写的文字全都出现在辞典里了，所以就没有新的东西呐？假如那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家母把这些话传给了家父，又来对我说：
“爸爸笑了，他说，说不定你打算自己写出辞典里没有的东西……”
我所知道的是，描绘着那些画的作品，使用的都是被内阁印刷局检查淘汰了的“等外品”黄瑞香抄出来的纸张。即便当局默认把那些没有通过检查的原料抄成纸张的行为，当时在我来说，也还是挺可怕的事情。家母的反应则是一副出乎意料的模样：
“爸爸说，虽然‘等外’是不光彩的事，可也能抄出优质纸吧……”
每当家父把那些纸张送给高知那位尊敬的先生，在用那纸绘成的画面上添加汉字之赞的作品，便连同依然是父亲提供的、用葡蟠和雁皮抄成的纸张写的书信一起寄来。由于信上附有写给家母的简短话语，当我问及那是什么内容时，家母便用冷淡的语调回答道：
“收到了松茸呀香鱼呀、晾干的杜父鱼，对此表示的回礼！”
我把收到的大信封暂且放置在架子上，所有封口的，都是只有信封却没有信笺的复印件，我为此而感到震惊。不仅如此，每当收到书信，父亲都会为回复而写底稿，并用橡皮筋将其与对方的信封固定在一起（母亲一直夸奖着这个习惯），这些东西现在也没有了。总之，我把椅子搬到架子前面，一页一页地连续阅读复印出来的资料。在充满峡谷的光亮尚未减弱之前，虽然不能说心情甚至坏到了郁闷的地步，可是上午刚开始作业时抖擞起来的精神，却是不见踪影了。
2
太阳下山了，说实在的，我已完全陷入郁闷之中。就在这时，亚纱送来了晚饭。她从我的表情中觉察到所发生的事，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用筷子夹送着摆放在面前的菜肴。在这期间，并不是为了表示某种怜悯，她用中立的说话方式开口说道：
“在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期间，妈妈是那种隔上几年就要整理一次的人。每当这种时候，妈妈总像挂念着什么似的仔细整理。在看着妈妈如此这般的过程中，有时我就在想，难道书信全部消失殆尽、就只留下了信封吗？……”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妈妈如此花费时间整理，而且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傍晚，我也在考虑着一个问题，而且这可不是发牢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切全是她的东西，比如说曾让旧美术品店和旧书店给看过，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很长时期以来，只有我执意想要好好地看看内里之物，仅此而已。而且，那个执意就是：爸爸遗留下来的、妈妈一直存放在‘红皮箱’中的重要书信以及爸爸的日记（如果有的话）之类，与我的想象之物有所关联，可以具体告诉我……或许我还可以将其与所谓‘现代史资料’对照起来。只是这么一个梦想而已。”
“难道哥哥没有想过，实际上，能够与哥哥的想象联接的线路并不存在，即使作为妈妈，也没有把徒劳无益的劳役强加给哥哥。即使最后……在各种各样的信封上，写有妈妈也很眷恋的名字，因此才留存在‘红皮箱’里……”
“在我看来，能够联接自己长年以来那个梦想的线路，就像你说的那样，一条也没有。我对此已经想通了。毋宁说，自己永远无法停止对于父亲的想象这件事本身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在爸爸活着期间，而且在‘水死小说’开首部分的事件发生之后（其实我也曾怀疑过，那个深夜里的事件本身该不是自我想象的产物吧？），即便这样，我依然做了各种各样的想象。不仅如此，我还写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妈妈所做的，就是指出那些想象全然没有任何根据并摧毁掉那一切。让已然到了这个年岁的我认知这一切的（由于我没有反证的线索），用裁判的话语来说，则是那个人的全面胜利。”
“依我来说，哥哥此前无论如何也没能觉悟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在妈妈去世后的这十年间，莫如说，我担心可能会做下对哥哥不好的事，就一直没打开‘红皮箱’。即使这样，在妈妈还活着的时候，我也曾隐隐约约地看过几眼。因为，妈妈时常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取出箱里的东西之际，我总是在那旁边。不久之后，我被告知妈妈在早已不用的炉灶里把那些东西给烧掉了。关于内容，倒不是这呀那呀地告诉我，而是一看到我哪怕露出少许介意的神情，妈妈就会说，我看那也是多余之物吧。妈妈花费人生中漫长的后半辈子一直在做着的事，我认为应该是正确的。妈妈是在独自一人长期持续思考，而不是冲动之下进行决断，她每隔一段时间，就烧毁少许……“在此之前的、哥哥小说中的爸爸，都被怪诞地夸张……或是滑稽，或是悲惨，有时也被装扮成看似英雄的人物……摇摆得都很厉害。也就是说，哥哥没有把握。我觉得，妈妈对此的反应是打碎了哥哥的幻想，却认为那对爸爸是公平的。哥哥曾表示‘由于厌恶那个人’，妈妈则回以‘我却不在那种层面上看问题，只是觉得要对死去的人公平而已，不就是这样吗？’你还记得这个反问吧？
“妈妈活着期间，就在抗议哥哥写的东西，她大概担心自己去世以后，哥哥会被卷入爸爸那些有点儿可疑的朋友的书信……那时，能够抗议的第三者也不会有了，因而想要防止哥哥夸张地表现爸爸，妈妈只是在这样思考吧。
“莫如说，我呀，现在看到哥哥失魂落魄的模样……我觉得很可怜呀……然而我再次意识到，妈妈做了正确的事。妈妈死后那搁置十年的冷却期间，也是为了让哥哥有个冷处理的时间……即便意气消沉，在哥哥这个年龄上，所谓意气消沉就是老人的冷静呀……那可不是一种不好的感觉。
“除了交给髫发子她们的那部分‘水死小说’草稿，我还读了卡片那样的东西，上面写有看见老仓屋里的年轻军官们的宴会啦，更年轻的士兵划着舢板在教哥哥掌舵啦等描述。而且，发大水那天夜晚的事情被汇集起来写在一起，不过对于哥哥来说，除此以外的情况就没能留存在记忆里了吧。大体上写得比较真实的、爸爸乘坐的舢板在洪水中被冲泄而下的情景，与古义哥哥那种风格的想象也重叠起来，比较有意思，只是没有真实感。妈妈认为那种毫无根据的展现大概会让人感到厌烦。
“实际上，我也赞同妈妈根据自己的意愿整理‘红皮箱’。不过，我不认为妈妈下定决心要彻底毁掉哥哥的‘水死小说’计划。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建起堤防之后也还发了几次大水的期间，她只要吩咐我把‘红皮箱’扔进河里不就行了吗？
“我呀……说几句感伤的话吧，我觉得妈妈一直爱着哥哥，她认可哥哥迟早完成一直挂念着的‘水死小说’之事是哥哥的自由。只是她意识到，哥哥自己对于爸爸所抱有的想法是错误的，而且还必须要写出来。那不就是因为妈妈……恐怕与她爱着哥哥一样……在爱着可怜的爸爸吗？妈妈认为爸爸人生中最糊涂的事，就是被那位先生的书信给弄得不正常了，就是受其影响，在战争临近结束之际，想要与那些军官干点儿什么的往事。因此，如果存在那些能够成为证据的东西的话，就要一件不留地全部销毁，对于妈妈来说，这种考虑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因此，每当打开‘红皮箱’时就想扔掉充满那种号召的书信，这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吧？开展实际行动的号召，与其说直接来自爸爸的那位先生，莫如说也是从先生在各地的崇拜者那里得到的。妈妈在很长时期内不断烧毁那些书信，是因为她觉得爸爸可怜吧。唯有那些书信的信封不是留下来很多吗？我在晾晒书籍和信函时，也读了其中一个内容，写着‘大兄在森林里的师团的’等字样、含有戏弄意味的内容。就算那种计划是事实，可真正相信了那个计划的，也许只有父亲一人，所以那个计划遗留下的，不也就只有一个人的水死之体吗？
“哥哥在小说里描述那样的计划，究竟有什么意思？妈妈这样推想，不也很正常吗？尽管如此，即使只剩下了信封，妈妈也没有扔掉。于是，我怀着遵循妈妈遗志的想法，一直守护着‘红皮箱’。”
“是啊，就像你最先说的那样，我对爸爸一直抱有幻想。
“另一方面，妈妈期待着，期待我把与这种幻想所不同的、并不太愚蠢的爸爸写入小说里的那一天将会到来……你能说出这些来，在我来说，又是一种新的震撼啊。总之，是新的信息。”
“说是哥哥发表《万延元年的Football》（〖注〗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至当年7月结束。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同名长篇小说单行本）三年之后，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写着的‘水死小说’的、截至当时已经完成并誊写出来的部分，连同卡片一同寄过来时，妈妈要求正在京都的我‘回来读那些东西’，这是‘因为自己不太明白’……“如果说起哥哥为什么要让妈妈看那种正在写作之中的小说，那是因为希望妈妈同意你查看她手中的‘红皮箱’，那里面存有把小说继续写下去所需要的资料。我告诉妈妈最好拒绝这个要求，妈妈随即表示，其实她自己也读了那份材料，与我的意见相同。然后，我就在回信中写了妈妈和我的一致想法。古义哥哥很快就坦率地接受了这一切，让我很吃惊，说是撤回自己有关‘红皮箱’的希望，寄来的草稿不妨烧掉。当时，妈妈高兴地说：怎么能做那种过分的事！我想放到‘红皮箱’里去，这可是时隔二十年的新内容！妈妈之所以会那么高兴，是阿亮虽然处于困难之中，却仍然创作出题为‘森林里的奇异’的音乐，在等待将其录了音的录音带送达这里之前，妈妈再也不考虑其他，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而，就在将到未到一年之际，哥哥却发表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我代替受到打击的妈妈刚表示抗议，哥哥就说道：无论谁读了，都会明白这是虚构的作品。就像你也知道的那样，我并未参考‘红皮箱’里的资料。作为小说的那种内容，我曾在书信里表示过，你们应该明白。我把爸爸作了讽刺画式处理，对我自己的批评也以夸张手法写得很严厉。妈妈那冷静的批判紧接其后，明显是作为精神正常之人的声音而写出来的。在整部作品中，我倒是表现了自我批评。就连这些都要否定吗？难道这不是在侵害创作自由吗？我和妈妈都感觉到，自以为成了东京人的那个小说家，已经不同于我们曾称之为古义的那个人了。于是，就出现了那么长时间的断绝关系。于是，在那期间，妈妈一直为之而苦恼。”
刚一沉默下来，妹妹便开始流淌眼泪。她用力闭上双唇，已成黑红色的脸（那也是我妈妈的习惯，没用手掌遮住流淌着泪水的脸），如同当地上了年岁的妇女之原型就在其中一般，显露出简单化了的愤怒表情。
“时隔四十年后归还的这部分古义哥哥的‘水死小说’，是以讲述‘很长时期以来，自己一直在做着这个梦’而开始的吧？然后你接着写道：至于那是把现实经历过的往事作为梦境之源，还是实际上先在梦境里见过，再将其认定为现实、重又在梦境中见到的呢，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了。‘哥哥你装什么糊涂呢？’在返回的夜间列车上读着那段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难道不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吗？我被哥哥领去后间（〖注〗正房后面的和式房间）看父亲，还触摸过躺在被褥上的爸爸那湿漉漉的发束！
“我由此推测，哥哥为何这么执著于‘水死小说’？尽管这样，仍然表示不清楚那是现实还是梦境，该不是因为爸爸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顺流而下并死去时，自己虽然也被吩咐跟随前去掌舵却是慢吞吞的，由于爸爸是那种急性子的人，就独自一人划了出去，因而哥哥在为此而烦恼吧？
“我对妈妈有过承诺，原本打算绝不说出来的--当时妈妈就站在石墙上的旱田里看着下面，而且呀，妈妈对我说，哥哥没有随同父亲前去，真是太好了。妈妈之所以不告诉哥哥自己曾看到那情景，是因为她觉得那是残酷之事啊。在那个发大水的夜晚，自己低头看着现场，在月光下什么都看到了。如果妈妈这么说的话，哥哥就将会失去逃逸之地吧。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装糊涂的这个空间将会失去吧？”
“……妈妈真的认为我没有随同而去是好事吗？我明明受到爸爸的信任，让我练习了掌舵，而我却在浑浊的河水浸泡到胸部时慢吞吞地行走，因而使得事态演变成那样。妈妈应该看穿了这一切呀……如果从上面一直俯视着的话……暴风雨停息了，满月从云缝里照了下来。”
“那么，古义哥哥也清楚地看到了正等候着爸爸舢板的、发着洪水的河了吧？哥哥隐约瞥见爸爸的舢板被卷向水流，就用狗刨式游了回来。妈妈可是说了，觉得这比什么都让她高兴。
“假如续写‘水死小说’的话，无论往哪个方向写，都要为爸爸和那个用狗刨式扑通扑通游回来的男孩子恢复名誉！哥哥，你这样想过吧？只要从‘红皮箱’里找出资料，就能想方设法做点儿什么！哥哥，你如此白指望了吧？”
亚纱的面庞上已经不见红色，只是泛出黑色，眼泪持续不断地从面颊流向塌陷下去的嘴角。我被打垮了，难过地坐着。在这期间，为了再度开口说话，亚纱睁开了眼睛，在她那郁暗的脸上，早已没有流泪的迹象。她坚定了进一步深入攻击的决心：
“妈妈说是‘不要告诉哥哥’的事情，既然已经对哥哥说了，那就索性都说了吧。这里有一盘盒式录音带，录下了妈妈去世前三年期间，由她本人讲述的、爸爸在发大水的河里乘船外出、终而水死那天夜里的情况，我要让你听听。妈妈由于眼睛渐渐看不清楚而无法写信后，不是用她经常用来听阿亮音乐的那台机器，录制代替感谢信的话并寄给你们了吗？为了‘森林里的奇异’而说的话，哥哥原封不动地用在了小说里。
“当时为她录音的也是我。‘我要先说说大水之夜的事情’，妈妈说出这句话时，我觉得这样也许还会被用于小说，当时并不了解妈妈的想法，却也觉得‘总之，这是重要的事情’，就帮她做了这件事。录了音的录音带始终放在‘红皮箱’里，最近取出来搁在了一边。
“一会儿回到家里……今天晚上髫发子会住在那里，就让她代我送录音带过来。她能够熟练操作设置在这里的机器，不仅如此，作为我来说，还想请谁陪伴在哥哥听这录音带的场所。”
3
汽车驶入前院，照例一身工作服装扮的髫发子说了声“是亚纱让送来的”，便将用包袱包着的东西放在餐厅的餐桌上--装在中学校长遗留的那个不挂釉彩的素烧瓶里的烧酒，同样是他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收集的三个又大又深的大酒杯，另有若干菜量很少的菜肴装在备前烧（〖注〗日本备前市周围生产的陶器）的碟子里，并用保鲜膜覆盖着。我不喝烈酒已有一段时期了，却因着旧习尚存之人的习惯查看烧酒瓶上的标签，正在安排、调试播放设备的髫发子于是问道：
“是一面用餐，一面听录音吗？”
“亚纱从不为晚餐配上酒水，却让你把这酒送过来，大概是预计到听了录音后有必要喝点儿酒吧。那就先不喝酒，听录音吧。”
运进器材后，大厅有点儿像是小剧场，髫发子将餐厅的椅子推过去，面对着放置在大厅南边的扩音器，就在操作音响和照明的地方占据了位置。我在扩音器对面的高处，目光转向被门灯映照着浮现而出的白桦。髫发子调整着耳语般开始的声音并再度倒回，传出妈妈那远比我记忆中更为衰老的声音：
……你爸爸拿定主意要坐舢板划到大水中离开这里，我们就趁你爸爸小睡那阵子，在古义从老仓屋运来的、基本都塞满了的“红皮箱”里，又放进换洗衣服啦毛巾啦。你爸爸准备的东西都是文件什么的，在那下面放着的，是从自行车轮胎里取出来的一条内胎。因为呀，总是古义一个人分解打扫那辆已经旧了的自行车，还用黄瑞香捆包机器的油给自行车上油，你爸爸就吩咐他只把内胎给取出来，古义就精神抖擞地干了起来，用嘴巴把空气直接吹了进去。沿河边那条马路上的自行车店呀，也没自行车可卖了，就只是修理车子……说是修理，也没有新零件，只是把断了的链条接起来啦，用胶水把扎破的轮胎补起来啦之类的，所以呀，既然取出来就没有更换的内胎。从战败那年直到第二年，古义把绳子塞到轮胎里，用它来代替从车轮里取出来的内胎，一直就那么骑着呐。古义回家来的时候呀，一听远远传来的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就知道了！
取出来的那条鼓胀着的内胎派上了什么用场？那是浮囊嘛。假如把内胎卷起来塞到“红皮箱”里，就算舢板沉下去，由于那个浮囊的浮力，“红皮箱”也会忽忽悠悠地漂浮起来吧。你爸爸放进“红皮箱”里的东西呀，我都看到了，全都是文件什么的。你爸爸他们的举事是什么人提出的方案？被怎样地付诸准备？由于身处这座大森林中，因此只能写信给松山啦还有更远的地方好联系。由于打电话会被村里的话务员听去，所以就留下很多很多的信啊。他要把那些信全都带走。你爸爸带着那些信走下正发大水的河里，往河面宽敞、水流迟缓的地方去了……也就是往旱田和水田都已经泛滥的地方去了……找到这样的地方后，就离开舢板上岸，沿着附近火车站的铁轨步行，这样一来，就能从追赶自己的那些人手中逃掉……至于逃出去之后再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我们所知道的呐，你爸爸那天决心要逃走……就只有这些。
而且你爸爸呐，一心以为自己想要逃跑的意图被看穿呐，他担心呀，这一带谁都认识自己，沿着道路无论往上游走还是往下游去，都会受到监视，所以无法走到邻镇的那一边去，就算顺着山走，一旦下山来到国道上，追捕者还是会抓到自己。万幸连续发了两天大水，就想到用舢板从河里逃走。可是，那舢板却在邻镇入口处被河中沙洲给挂住翻了，你爸爸就水死了。尽管这样，我觉得在那之前还是平安地顺流而下了！
……“红皮箱”呐，把有关举事的文件装在里头，就说明把它看得很重很重吧。他认定绝不能让外人看到这些文件吧。我呐，在你爸爸水死以后，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啊。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假如舢板翻了之后，任由“红皮箱”顺流而下，被冲得不见踪迹不是更好吗？不知道什么道理，就是他自己沉到水底，也要让那“红皮箱” 忽忽悠悠地漂流下去呐，指望人家捡到那“红皮箱”……那后来又怎样了呢？“红皮箱”实际上被捡到并送到警察那里了，战争结束之后又过了很久很久，就被送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刚开始听军官们喝酒时对他说起举事的时候，你爸爸还不是那样的，却渐渐地就热情地加入进去了，可是到了实施举事的阶段，他还是真的想要干吗？我觉得，在那过程中，军官们是果真考虑举事并且在做准备，所以他感到害怕了。我觉得，他就终于逃了出去呐！
你爸爸走下河里死在了大水之中，可是他果真相信能够用舢板渡过那场大水中的洪流吗？我也在考虑，他是不是一心一意只顾逃出峡谷，从而没有认真思考的余裕时间呢？话虽如此，他想要带上古义同行，却是一件卑鄙的事。看到古义扑通扑通地冲开浑水回来，我真是特别高兴！
在那之后，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觉得你爸爸还做了一件卑鄙的事，那就是他算计到，就算自己水死，“红皮箱”大概也会漂浮起来被人捡到并送到警察那里去！而且，他大概还算计到，警察即使调查箱中内容，战争也该结束了，经过一段时间后，“红皮箱”将会送还到我们家里。假如不是这么考虑，为什么要耗费心机地把轮胎的内胎做成浮囊放进去呢？
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爸爸认为即使自己溺水而死，只要“红皮箱”里的文件被送到家里，家人很快就会读到那些东西吧，而且，自己虽然身为民间人士却还是参加军队的叛乱，为了那个任务而在夜里逃出峡谷，不料由于大水而壮志未酬身先死……你爸爸原指望家里人肯定会这么考虑。实际上，古义不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打算写“水死小说”的吗？《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把你爸爸的行动写得很滑稽，而且，我在小说里进行着批判，是这样一种构思，可是，从中不也能清楚地看出一种企图吗？那就是总有一天要用“水死小说”来挽回你爸爸的名誉吧。
我暗示守候在播放装置旁正注视着我的髫发子，说是自己将独自慢慢听录音带里的后续内容。我还告诉她，打算开始喝与录音带一同送来的烧酒。髫发子熟练地把录音带倒了回去，同时帮我将播放装置调为ON状态。
我用烧酒瓶为自己的大酒杯斟上酒，以手指向髫发子示意她用另一个大酒杯，她却从包袱里取出矿泉水瓶放置在餐桌上，说是还要驾驶汽车，从而没有接受我的邀请。我随即喝干杯中之酒，重新斟上一杯。
从髫发子的神态上看，无论我从录音带的内容中感受到了什么震动，只要我自己愿意说出那种感觉，她就会转为倾听者的角色，只是我并没有想要对髫发子开始诉说的心情。由于这个缘故，我沉默不语地不停喝酒，目睹此景的髫发子这时便开口说道：
“您一直想以六十多年前去世的令尊为题材写作的作品，就是令堂也使用了‘水死小说’这句话的那个故事，亚纱也表示‘妈妈认为是这样的作品，大致就是她所说的那样的东西吧’，我明白了令堂为什么一直对此持反对态度。
“您于这个夏天莅临‘森林之家’以前，亚纱也曾对我打过招呼。我们把这里借作‘穴居人’的集训场所，把家里打扫得也很干净，使这里成为穴井将夫和我以及剧团所有年轻人的集训地。本来预订借用一周时间，也是因为剧团的年轻人需要打工的缘故，我一个人这整周每个夜晚都住在这家里。‘可是，这很寂寞吧？’于是亚纱就经常来这里与我聊天。
“在这期间，长江先生来取与自己有着微妙关系的‘红皮箱’的时候快到了，当然，亚纱期待着这一天，同时她也在担心。我没有盘问打听过这些事，而是感觉到了这一切。对于这个问题，穴井将夫倒是个敏锐的人，他就说道，该不是‘红皮箱’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吧？至少没有长江先生想要积极写入小说里去的东西。我就放心不下，在这里与亚纱深夜长谈之际，她终于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就表示，如果事实果然如此，那还是在长江先生到达之后，立即告知箱中没有他所期待的资料吧……只有这件事是我过于冒失地多管闲事了……“当然嘛，亚纱当时表情僵硬。穴井将夫在演出之际为了不让年轻演员们有畏缩情绪（他是这么说的），经常会告诉大家：咱是在有意识地抑制着对你们的愤怒。我觉得，唯有亚纱才真是这样……当时她说，既然如此，我就把那些想不开的烦恼事全都对你说了吧。然后，她就回到沿河的家里取来睡衣和毛巾，把被褥并排铺下，躺下后便对我说了起来。
“比溺水而死的令尊遗体被发现处远得多的下游，被捡到并交给了警察的‘红皮箱’，最初是原封不动地放在一旁，不过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令堂便开始挑选和处理那些文件，这也使得她一点点地真正了解了令尊所做的事情……“驻守松山的联队那些年轻军官手持高知的先生的介绍信函来到这里，令尊原本只是期待与他们一起喝酒并交谈。用渔网捕获的增肥期间的香鱼被烤干后存留至下个渔期的香鱼干、让峡谷里的孩子们捕来后放养在养鱼笼里的津蟹啦、鳗鱼啦，甚至吊存在山洞里的被私宰了的牛肉，都被令尊用来招待他们喝酒。您曾经写道，古义让人把包裹在报纸里的、沾满鲜血的牛尾送来，父亲便用这牛尾做菜。然而，据说令堂却表示‘像样的好肉都被军官们吃了’，说是军官们吃着这种山里的风味盛宴，喝着从当地酒铺子设法弄来的酒水，令尊只是听着他们吃肉喝酒之时的愉快话语。
“据说在这期间，所说的话题逐渐紧迫起来，军官们说到必须改变维新以来的历史进程，如此一来，就不让伺候宴席的村里那些姑娘进入老仓屋，改由令堂独自一人承担酒宴诸事。
“而且，令尊初时只是一言不发地负责温酒，却逐渐听得热烈起来，在这期间，自己也加入到年轻军官们有关举事的商议中来了。
“说是传来情报，九州建成了特攻队的基地，装载了炸弹和单程飞行燃料的特攻队从那里起飞。据说这是最后一次侍宴，令堂也只能往老仓屋那边运送菜肴。再往后还有一件事，令堂认为这也可能是重要的事。亚纱说，那是让自己最难以明白的事--听说在军官们不来的日子里，爸爸每天直至很晚都在自己那间狭小的学习房间里，阅读几册大开本的英文书。那些书都装在‘红皮箱’里了吧？”
“这也是刚刚才弄清楚的，是弗雷泽（〖注〗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著有巨著《金枝》）《金枝》中的所谓第三版中的第一卷和其他两卷。我们这一代人曾试图借助岩波文库的译本阅读其精简版……”
“为什么会是那套书？”
“不知道。”我回答道。
“因为令尊水死的缘故，其后就有了家人间也不提及令尊之事的这条不成文规定，可是长江先生在发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之后，表示接下去要写‘水死小说’，于是令堂的担忧便开始了。然而，长江先生放弃了包括第一章在内的写作计划，说是连‘红皮箱’里的资料也不要了，因而令堂重又放下心来。话虽如此，长江先生却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写出并发表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亚纱说，于是一切都改变了。长江先生在《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里描绘的假想，是把令尊置于木车中，为筹措叛军所需资金而袭击松山的银行，然后被射杀而死的这种无聊的……令堂将其称之为粗俗的……故事。据说令堂反复表示，这不就是对以水死形式悲惨死去的父亲的侮辱吗？难道他认为自己拥有干下这等事情的资格吗？
“亚纱如此对我说着这些话时的表情，是我们这样年龄的女演员根本无法模仿的、不知该说是痛苦还是悲伤的那种非常非常深沉的东西……我在想，亚纱在录制今晚由我播放的这盘录音带时，也会是那么一副表情吧？我又一次说出了多管闲事的话……”
“此后，我会再次倾听母亲的录音带……同时想象着亚纱确实显现出那种表情正坐在我身边时的情景。那么，作为今晚工作结束之时的干杯，你也喝上一杯，如何？”
我用就连亲耳听起来都觉得很可怜的声音如此结束谈话，然后再度将确实像是好酒的烧酒斟入髫发子面前的大酒杯，她并未接受，而是站起身来说道：
“亚纱自不必说……就是将夫也在担心长江先生听了这盘录音带后的心情。请您不要过多饮酒。”
我尊重髫发子的忠告，尽管我是一旦喝烈酒就会不停喝下去（或者说性格弱点）的那种人，但在我再度回到扩音器前的椅子上时，却只将为髫发子斟的那杯酒一口喝干，并没有把自己的大酒杯和素烧瓶搬过去。
4
翌日清晨，我连一点儿梦都没做便睁开了睡眼，为了喝水而爬起身来（清晨六时），发现将夫就在餐厅近旁的室外。蓬及肩高的石榴叶丛所围出的明亮处中间，他独自一人低垂着脑袋，那幅模样虽说温顺、谨慎，却是坐在镌刻着我和母亲诗句的那块圆石上。
我回到餐厅，坐在能够从左斜方看到将夫的位置，从仍然与烧酒瓶一并放在餐桌上的塑料容器里，数度往微微散发出烧酒气味的大酒杯里倒满水并喝了下去。将夫抬起头来，隔着镶嵌住的玻璃板感觉到了这里的动静，并未特别作出寒暄的动作，他便消失在西侧。将夫用交给剧团的钥匙环中的厨房那把钥匙打开门扉走进来，刚在我的正对面坐稳，就往从厨房带过来的杯子里倒上水并喝下去。然后，他为自己、也为我往杯里（根据手握的塑料容器的分量而斟酌着水量）各倒入一杯水。
“您在这里逗留期间原本应该写完的‘水死小说’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那个与其搭配的话剧计划也将半途而废吧？”
“此前我没有余暇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本来打算长期住在这个家里，借助母亲的‘红皮箱’把早已中断了的写作工作重新做下去的计划，现在是不存在了。”
“可是，您将因此而中止这次……我记得您也曾说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座‘森林之家’的逗留，我们为之感到遗憾，不仅仅是作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也好，髫发子也好，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计划，因而这个想法是我们所共有的……毋宁说，对于长江古义人的‘晚年的工作’来说，不也很遗憾吗？对于这个问题，亚纱难以放心，天还没亮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这对于您本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失望啊，还表示您曾说过自己上了年岁后，每天一大早睁开眼睛就在思考悲观主义的问题，因此目前正独自一人在那里苦捱那种时间，她说为此而感到担心……虽说也知道这不是自己的责任，却还是来打扰了。”
我沉默不语，然后倾听着耳鸣开始响起。后院尽头的杂木林中，只要曾是母亲的土地，就不会被周围的杉树和扁柏的混成林所吞并，原有的阔叶林一如既往地留存在那里。仰头向那上面望去，只见晨曦之中，多种多样的绿色的繁茂枝叶非常显眼。这十多年以来，每当我回到“森林之家”，便会在其幽邃、静谧中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耳鸣，甚至想要与蕴藏在其深处、仍是以其为基础的“森林之音”再度邂逅。现在也是如此，我感到自己仿佛在聆听回响于巨大绿色光辉中的“森林之音”。我没去关注将夫。我更是感到，作为无力且无用的老人，我正将母亲的“让古义攀上森林的准备都没做”之诗句与眼前这曲“森林之音”重叠在一起倾听。将夫好像回到与刚才独自坐在石榴树下时相同的内心状态，把翻开内页的大开本笔记摊放在膝头（我曾多次看到髫发子也摆出这番模样），却也不像要阅读其内文的样子。
“你现在拿着的这个，是演出用的笔记本吗？在戏剧界，有着这样的习惯……”
“尽管曾经认真阅读开创了日本话剧的那些人的、所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演出笔记’，我手上的却不是那种方法上的东西，只是单纯的笔记。明明时间没有过去太久，我却经常绞尽脑汁地思考，究竟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会记录下这样的事情。毋宁说，更有帮助的，是从资料中誊写出来的细节，或是把复印件剪切下来后粘贴上去的那些部分，因此我的戏剧原本就如同引用的拼贴画一般……”
穴井尽管没把摊放在膝头的自己那本笔记递过来，却也不介意我的目光投向打开了的页面上。在列举英语诗行和日语诗行的地方，标有红墨水的旁线和铅笔添加的注解，那里写得很漂亮，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有别于实干家将夫的另一个侧面。
“这源自您给我看的‘水死小说’草稿。与梦境的场景不同，从年轻时就准备的、有关深瀬基宽的译文以及艾略特的原诗之引用非常有趣……所以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草稿中小说整体的题词援引的竟是法语文本。虽说那是艾略特的东西……“我与当时写下这一切的您的年龄相仿，我感兴趣的是，在英语、法语以及日语（您将深瀬基宽译作当成定本，同时也很珍爱地对待西胁顺三郎（〖注〗西胁顺三郎（1894-1982），日本诗人、英国文学学者，著有诗集《现代寓言》和长诗《失去的时间》、论述《T·S艾略特》和《欧洲的文学》等，译有长诗《荒原》等）译文呀）之间的摇摆不定。
“也就是说，我把这种感觉记在了笔记本上。比如在深瀬译文所说‘走过年岁和青春的各种阶段’之处，西胁译文则是‘他接连回忆起年老时的日子和年轻时的日子’。
“从这两个翻译中，让我意识到‘这就是年轻的长江先生无法释然的重点吗？’的艾略特的那个英语单词浮现而出。也就是age这个单词。在深瀬的译文中是年岁，而在西胁译文里则是年老时。然而，当我逐字逐句地尝试着翻译艾略特的法语诗之后，却发现那是‘他所逝去的一生之诸阶段’。于是，我想知道的是，水死了的腓尼基（〖注〗 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里的人物，请参阅《荒原》之四“水里的死亡”）这个人物……他还很年轻，即便说到其一生中的阅历，或许是惊人的青春以及悲惨的幼、少年时期、也或许是阴暗的……总之，深瀬的译文侧重与年轻相对的年岁，西胁的译文干脆就翻译成年老时的日子。而在法译里，则将年轻和年老的日子归拢起来一并处理。
“那么，您在小说里对水死了的令尊逝去的一生诸阶段所做的再访，都设计成什么形式了呢？”
“是在‘水死小说’中吗？（我仿佛被拉回到非常遥远的关注之所！）”
“所谓再访，是说令尊逝去的一生之诸阶段。当时还算年轻的作者处理这一问题很困难吧？”
“你读了我年轻时写的‘水死小说’草稿。那部作品我写到父亲让古义掌舵、舢板冲入洪流里就中断了。将近四十年后，既然我想要继续写下去，那么打算从哪里如何着手呢？你想知道的是这个问题吧？
“你呈现出以采访形式追踪我写作‘水死小说’的过程这种新构思，因而实际上你当然不是局外者。我觉得处理水死了的父亲的age确实比较困难，需要回想一个个场景。由于描写这一切的我已是老人，也就不好把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与年轻的父亲重叠在一起。
“写那个草稿的时候，我打算追踪的是，草稿开首部分便水死了的家父是如何面对那个水死走完他那一生的。这几天里，我浏览了汇集在一起的那些卡片的种类，发现上面首先写着单纯的编年史式的东西，我把自己六、七岁至十岁之间从阿婆和母亲那里听来的往事写入其中。村子里的传说、我家的历史、家父是作为什么来历的人加入其间的？……我以少量零散听来并记住的回忆为线索，试着驱动年轻作家的自由想象。似乎就是这么一种计划。因为在作品里，驱动想象的主体是在水底的水流中浮起沉下的水死之遗体嘛。至于要让这个家父按照怎样的顺序回想起什么来，那可就是我的自由了，于是我重新阅读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我要运用与写实主义手法全无关系的方式，尝试着把未能写入《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的历史和传说，与历史年表一一对照起来写，同时准备再插入一些小故事。那些东西都在这一张那一张的卡片上。
“可是，如何让其回忆出水死之遗体本身亦即父亲的、摸索着走到直至发大水那天深夜死去的那一生呢？是从他记忆犹新的……他经历了年岁的、也就是年老时每一天的（父亲当时虚岁五十，现在说起来则是壮年，不过那时生活在乡下，也的确正是老年吧）种种事情开始写起？抑或回溯至他那始于日清战争的一生中幼、少年时期的小插曲并从那里写起？……“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种问题期间，我决定只要能够确认自己一点点听来的（大多是从阿婆那里听来的）小插曲……与我母亲的邂逅相识啦，年轻妻子为照顾生孩子的幼时好友而去了中国却迟迟不归、为带回那年轻妻子而作的旅行啦等等，从我通过亚纱打听这些事情时起，母亲与我之间的斗争预兆便出现了，然后就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结果，我进退维谷，寸步难行，以我提出放弃此前寄给母亲的草稿……‘水死小说’而终告结束。当时，查看‘红皮箱’所藏物品是梦中之梦呀。”
“然后这件事就那么搁置下来，直至这次重新写作‘水死小说’，其间放弃了将近四十年，是这么回事吧。”
“不过，昨天晚上重新听髫发子留在这里的录音带时，我非常清楚地明白了自己强加给母亲那种任性的乐观主义中的、货真价实的粗鲁。那就是我心存那种期待：总有一天，母亲会把‘红皮箱’交给我，而我则在其同意之下，得以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写作‘水死小说’。然后就到了母亲死后十年这个限期，我的那些如意算盘却被亚纱给彻底搅黄了。也就是说，是被母亲和妹妹的联军所打败。那两位女性呀，一直是认真的……真厉害呀。”
穴井将夫说道：
“我也向亚纱和髫发子打听过，那还是在您来到‘森林之家’以前的事了，随着对这纠葛的复杂程度有所了解，我对长江先生想要把死于洪水中的父亲作为英雄写成另一个昭和史，却只能抱着怀疑态度，觉得该不会在起步阶段就停顿下来吧。
“然而，当实际上果真如此演变时，我却仍然像是在说着闲话，我重新想到，当年艾略特那段题为‘水里的死亡’的诗，在年轻的您身上唤起的立意真是漂亮。水死之遗体在水底的水流中浮起沉下之际，走过年岁和青春的各种阶段。由于艾略特是个诗人，因而只能显示一下这个构思，可如果从那里开始小说家的散文写作的话……“作为您在四十来岁时经常说的、被评论家伙伴所嘲弄的所谓‘方法论’，这不是很出色吗？”
“可是，我年轻时最初并不是从‘方法论’出发的，而是以那些评论家伙伴也肯定感到为难的、彻头彻尾的‘私小说精神’对‘红皮箱’寄予厚望，所以才会一筹莫展、陷入困境嘛。虽然进入大学那年，在我们当地举办的那场法事上，母亲的‘笑话’曾在我的内心里埋下种子！
“亚纱的确早在当年就洞察了这一切呀，昨天晚上她让人送来的烧酒还没喝完，就用那剩下的烧酒小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