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究“知己知彼”，讲究“避实就虚”。熟练运用兵家智慧，不仅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可获得政治和商业上的成功。
兵家智慧概论
兵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冷峻的一页。与儒家智谋的温情脉脉相比，兵家智谋就是冰冷的理性，甚至是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铁血理性。
兵家智谋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与其他各家的智谋相比，兵家智谋有着令人向往的地方，这就是它所讲究的平等的原则，这种平等的原则就是无原则的原则。大家都没有任何原则可以遵守，只要能够打败对方，就是胜利者、成功者，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评判原则。对于兵家来说，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讲。
当然，战争的性质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但那是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后，是对于战争的准备和评判，并不属于战争本身，是战争之外的事情，所谓仁义之师、“正义的战争”都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不直接属于战争。战争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对人道原则的践踏、对人际协同原则的撕毁，对仁义道德的否定，所以，无论是智斗状态的战争，还是兵斗状态的战争，从其本质特点上来讲就不再应该讲究仁义道德或是任何原则。在战争状态中，任何所谓的“正义”的原则都是为了取得最大的胜利而采取的无原则的原则，任何给战争蒙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人都是在进行欺骗，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的“原则”。
兵家智谋的平等性就在于它公开申明敌对双方认同和遵循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讲任何原则；兵家智谋的道德性就在于它强调敌对双方是在绝对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公开竞争的。因此，在兵家之争中使用“算计”，要比在政治之争、人际之争、商业之争等任何其他领域的争斗中使用“算计”要道德得多。
其二，兵家不是不讲德、不讲情，而是以不情为大情，以不德为大德。曾经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倒是颇能说明兵家智谋的这一特点。由于兵家之争的胜负与本国人民的祸福利害甚至生死存亡直接相关，兵家就必须站在大利大害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越是放任了自己的感情，就越是对己方的无情；越是对敌方的无情，就越是对己方的有情。老子曾经说过：“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就是说圣人为了实现大的目标，可以不顾小民的一时利益，也就是所谓的上德不德、上仁不仁。
其三，如果说上面所说的是兵家智谋的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兵家智谋自身总的、也是最大特点就是排除一切情感因素的冷静，并在此冷静的状态下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获得最大的胜利。这个特点的首要问题在于“兵谋内智”，就是要加强兵家自己的修养，要用自己坚强的理性去克制自己的感性，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感性都不能占上风，否则就会失败。《老子》一书既是受战争实践的影响而写出的一部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战争和政治经验的经典，同时也对以后的兵家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作兵家之祖。老子就说过：“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充分强调了兵家以理制怒的基本要求。后来，其他众多的兵家发展并丰富了这一理论，把它上升到铁血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当做是兵家必须首先具备的条件和总的原则。
然而，人是活生生的感性动物，很难完全理性，于是，兵家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修养方法，在当时看来就是要“虚素静观”，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一种纯粹的境界，不受外物的牵累。实际上，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没有欲望和顾虑。一旦有了欲望和顾虑，就很难克制自己的情感，就不能在兵家之争中实现最佳状态。老子在这方面也曾经说过：“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就是要求兵家有意识地把自己从那些容易引起欲望的事物上疏离开来。
其四，在总的原则下面，兵家有自己的完整的技术系统。这与其他的学派不同，因为其他学派有的尽管在大搞谋略，但多少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谋划别人，也就不敢公开发展自己的谋略技术系统。这是由于其他各家多少都有阴谋的色彩，只有兵家智谋是实实在在的阳谋。所以，兵家的技术系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仅就《孙子兵法》而言，再加上历代十三家的注释，就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庞大、丰富、深刻、完备的系统。下面根据《孙子兵法》，简要地介绍一下兵家智谋的技术系统。
《孙子兵法》把兵家的作战实践概括成七个方面，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谋兵七法”。按原书的顺序，“七法”包括：一、大军速战”，论述大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大军交战，倾国而行，所以必须速决。二、“伐谋为上”，这是兵战重智而不重力的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策略。三、“知己知彼”，这是兵战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也是兵战必须用间、用诡等的根据。四、“先为守势，后为攻势”，这是慎兵的原则。先为守势保证了我军不为敌所胜，后为攻势，则退可守而进可攻。先为守势者往往使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五、“避实击虚”，这是兵谋诡道，要求在虚实关系上下功夫。六、“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是在军争不利的情况下忍术与诡道的合用。七、灵活变通，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将根据实际情况将帅变通君命的原则。
还必须看到的是，兵家智谋并不仅仅应用于兵家，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深至中国文化精神，浅至百姓的言谈举止，上至帝王将相的你争我夺，下至普通百姓的人伦日用，可以说都有深深的兵家智谋的印痕。由于兵家智谋既是中国智谋型文化的组成部分，又符合了传统文化崇尚道德、平等的一面，所以就必然会在深广的意义上影响传统文化。
1.没有出息的男人
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润迅寻呼台的广告十分富有“冲击力”：广告词是“一呼天下应”，广告的画面是城下千军万马，城头美人一笑，其拍摄制作不可谓不是“大手笔”，只是把这“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的历史传说用在此处，颇为耐人寻味。据说当年褒姒一呼尚应，二呼就无应，终于因此而亡了国。不知商家是否忌讳这“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也许，让女人来呼应天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妇女解放的结果吧。
然而，传统中国的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可就复杂了。一面说红颜祸水，一面又渴望粉黛知己；一面赞扬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一面又说温柔乡是英雄冢。如此多的截然相反的论断，实在有些令人无所适从。
其实，中国的男人最无耻，不要看平时道貌岸然，一到紧急关头，就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他们总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则一拍屁股，摇身一变就成了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汉成帝自己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惑乱了君主，才使那个强盛的西汉国祚衰微；若不是杨贵妃，也不会发生“安史之乱”，唐朝的盛世也还会天长地久；明朝之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其他需要而被迁过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对于这盆污水，中国的女人似乎也并不是没有微词。花蕊夫人是后蜀王孟昶之妃，也是一位女诗人，后蜀为北宋所亡后，花蕊夫人为宋太祖所获，并备受宠爱，当有人说她是祸乱国家的妖孽时，她口述了这样一首《亡国诗》：“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一瓢诗话》评曰：“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中国男人应该有好度量！别说不是女人祸乱国家，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儿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
然而，中国男人之没有出息，恐怕还不止于此，在对待西施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如果说上面的“红颜祸水”的故事多是莫须有的话，那么，西施亡吴的故事则多少有些历史根据了。
在两千多年的传说渲染中，西施已成为一个无比美丽的形象，乃至成为美丽善良的象征，人们好像根本就不把她当做一个祸乱国家的女人看待，更不把她与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相提并论，而是把她看做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人，从而给予了无限的同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或许把越国的复仇看成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或许把吴王夫差看成是邪恶残暴的化身，或许把西施看成是一位为爱国而献身的女中丈夫，或许对她的遭遇与结局深怀歉意，甚至是由于人们为她的美丽所倾倒。这些也许都是猜测，也许这些猜测每一个都不无道理。
在千百年来的想象中，西施的形象、经历和结局是各种各样的。明代大戏剧家梁辰鱼的名剧《浣纱记》极力渲染了西施与越国大王范蠡之间缠绵悱恻而又凄婉悲苦的爱情。为了越国的存在，西施深明大义，抛弃儿女私情，深入虎狼之穴前去献身。在故事中，作者以极其善良的愿望让西施与范蠡泛舟太湖，使有情人终于聚首。但作者忘记了，人格是不能分裂的，并不能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西施既爱范蠡，又怎能悉心奉事吴王而专宠呢？她对吴王的奉献是否有悖于人性呢？
现代戏剧家的想象更是千奇百怪，上海的一位剧作家在写越国欢迎西施归来的仪式上，大家忽然发现西施竟怀着吴王夫差的孽种，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构成了政治、人性与伦理间的大搏斗。有的写吴国灭亡后，西施竟不愿意回到越国，因为她真心地爱上了吴王夫差。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部剧中，西施已经不是一个符号、一种工具、一件物品，而是被当做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来对待了。
那么，西施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据可靠的历史记载，越国灭吴后，家乡的父老竟把她沉在水里活活淹死了，因为她与亡国联系起来，是个不祥的女人。不管你是由谁选送到吴国的，不管你为越国灭吴出了多大的力，现在越国不需要你了，而你又是一个浑身沾满了亡国气息的女人，是一个最遭人忌讳的女人，又是一件工具，那么，不死而何？
根据当时的习惯和越王勾践的性格逻辑推测，西施的结局也只能如此。那么，越国、吴国，勾践、夫差以及范蠡与西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西施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春秋末期，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南方处于苏州一带的吴国和处于会稽一带的越国正进行一场兼并战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就不顾大臣伍子胥等人的劝阻，趁越国举丧而带兵进攻，越王勾践亲自带着大军去迎战，两军在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市）相遇。越王一看吴军阵容严整，无法冲击，就让预先准备好的三十多名死囚犯光着膀子，一排排地走到吴王的军队前说：“我们的大王得罪了贵国，请让我们替大王赎一点罪吧！”说完一个个砍下自己的头颅，倒地而死。
吴军正在惊恐疑惑之际，越军忽然发动冲锋，吴军阵脚大乱，来不及抵抗就仓促逃跑，后又被越军的伏兵一阵截杀，连吴王阖闾都差点做了俘虏，被越将灵姑浮砍去了一个脚趾，打成重伤。吴军大败，在回国的路上阖闾因伤势过重而死。
夫差继承了王位，发誓要报杀父之仇，他让一个人专门负责提醒他，每天向他高喊几次：“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流着泪大声回答：“不敢忘，不敢忘。”就这样，刚过三年，夫差就迫不及待地发兵越国，前去复仇。
吴王夫差亲临前线督战，首先在太湖上消灭了越国的水军，越王勾践只好逃到会稽山上躲起来。吴军上岸后杀掉越国的百姓，烧掉越国村庄的庄稼，抢走越国的牛羊，很快包围了会稽山。勾践无计可施，就同大夫文种商量，想去求和。文种分析吴国内部的情况说：“吴王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伍子胥，一个叫伯嚭。伯嚭害怕伍子胥的功劳太大，会压住自己的权势，总是设法同他作对。还有，夫差很怕伍子胥，见了他总觉得像是学生见了老师一般，但和伯嚭却很投缘。因此，如果我们先打通伯嚭关系，伍子胥一个人想阻止讲和，恐怕也不能了。”
于是，勾践派文种去试一试。文种先去找到伯嚭，奉上白璧二十双，金子千两，又选送了八名美女，请求伯嚭在夫差面前通融，并对伯嚭说：“自古以来征战杀伐无非是为了让别的国家臣服，如果您不允许越国讲和，越王的五千甲士还可一拼，到那时，我们烧掉房屋，毁掉财宝，那吴国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们越国就是看您比其他的人都高明，才来走您的门路。”文种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说服了伯嚭，他当晚就说服了夫差。
但在第二天君臣聚会议事时，伍子胥坚决反对，他说：“大王不灭掉越国，怎报先父之仇？吴、越同处东南，其地不允两国并存，今不灭越，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肯定会灭掉吴国的。”
伯嚭说：“越王愿做臣下，愿亲身入吴侍奉大王，先王的仇也就报了。您当初也曾给父兄报过仇，为什么不灭了楚国，反答应楚国求和呢？难道您自己做忠厚长者，却要大王去做刻薄小人不成？”伍子胥气得无话可说。于是吴、越讲和。
勾践留下文种在国内治理国家，自己带了夫人、子女及范蠡等三百名官吏来到吴国。吴王让勾践夫妻俩住在石屋里给他管理马匹，范蠡则做一些奴仆的工作。每当夫差上街的时候，勾践总是给他牵着马，任人指点讥笑。勾践可以说做得百依百顺，毫无怨言，连夫差都觉得不忍心了。三年后的一天，勾践扶生病的夫差前去大便，待大便过后，勾践回屋告诉夫差说：“大王的病凶期已过，不几天就会完全好了。”夫差问他何以得知，勾践说：“我察看了大王刚才的粪便，又闻了闻气味，知道大王的病气已排泄下来了，所以说大王不几天就好了。”
夫差听后很感动，恰巧过了几天病就真的好了。于是，他就放勾践等人回国。勾践一回国，立刻同文种商量富国强兵以灭吴国的方法，文种说出了七条灭吴之策：
一、多送吴国贿赂，让吴国上下欢喜；
二、借、买吴国的粮食，弄空他们的仓库；
三、送美人给吴王，诱其荒淫无道；
四、多送吴国木材、砖瓦，使其大兴土木，以消耗国力；
五、派遣细作去当吴国的臣下；
六、收买大臣，散布谣言，使忠臣良将避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