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禅宗的智慧，其核心就在于如何面对在世与超世、做人与成佛、求佛与求己。
佛家智慧概论
从中国智慧的角度来谈佛家智慧，就是指完全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的智慧。佛教起源于印度，遍播于亚洲大部分地区。大体而言，分成三大佛教文化圈：一是印度佛教圈，包括印度本土和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南亚、东南亚地区；二是藏传佛教圈，包括中国西藏和从喜马拉雅山地区及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地区；三是汉化佛教圈，包括中国大部分地区、越南、朝鲜、日本等地。三大佛家文化圈，从宗教和智慧意义上讲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教人达到一种宗教的最高境界——成佛。
但在不同的文化圈中，成佛的方式又是不同的。印佛的成佛，基本上是一种通过一生甚至几生轮回的追求才能够达到的境界；而汉佛禅宗却是讲究此生成佛、见性成佛，从而可以当下成佛。印度的佛教，佛陀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宇宙的最高神、一种近似偶像的形象来供奉，佛是外在于人的追求目标；而汉佛禅宗，佛不是外在于人的偶像，而是内在于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心。因此，汉佛禅宗主要的不是求人，而是求己，是一种回到本心的修行。印度佛教造就的是一种在世俗世界之外的超世俗世界，是完完全全出世的，过的是一种出世的纯宗教生活；汉佛禅宗追求的却一种现世的生存，是不离现实而超世，不离此世而成佛，过的是一种现世的日常生活。
因此，禅宗的智慧，其核心就在于如何面对一种看似矛盾也确实是矛盾的现象——在世与超世、做人与成佛、求佛与求己，并超越这种对立矛盾。这种特殊的超越，是既兼有二者，又使二者成为一种统一。但是在这种统一中，不是把在世统一于超世，把做人统一于成佛，把求本心统一于求偶像；而是相反，把超世统一于在世，把成佛统一于做人，把求偶像统一于求本心。因此，禅宗创造的独特的趣旨，一是根据这种思辨而深邃的统一讲述了一种独特的宗教结构，佛就是世界、就是我；二是根据这种宗教结构而展开了一种独特的佛与世界、与我的辩证关系；三是根据这种独特的辩证关系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成佛之路。
围绕着这三点，禅宗，如果说不是从达摩祖师，那至少是从六祖慧能开始，经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所谓一花开五叶，创造了一种“如何居此世而超世，做常人而成佛，在世俗世界而获宗教境界”的丰富智慧资源。这种智慧资源，成了中国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禅宗自宋代以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生存的智慧、超越的智慧，乃至可以说是解脱的智慧。
慧能在《坛经》中提出“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观点，“无念”成为《坛经》的基本思想之一。慧能在《坛经》中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慧能所说的“无念”不是要人闭目塞听，不想不念，心如死水，而是要人在现实中照常从事各种活动，但对任何事物都不产生好恶、取舍的念头。这样也就必然导出禅宗的终极关怀，即明心见性，也就是重现人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在禅宗史上最早见于《坛经》，是六祖慧能在大庾岭头初次说法启发惠明禅心时所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这么）时，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里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是重现“本来面目”的前提和途径。一旦重现了这样的“本来面目”，就自然而然地摆脱了功利的束缚，达到了“通达洒脱，左右逢源，触处皆春”的诗性的境界。
青原惟信在谈及自己惮悟的感受时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卷17《惟信》）如何理解这禅悟三阶段，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此三阶段为未悟、初悟、彻悟三个阶段的见解，即“习禅之前”的见解、“习禅若干年有所契会”的见解和“开悟”的见解。在第一阶段，山水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分别，从否定的角度讲，山不是水、水不是山；从肯定的角度讲，山是山，水是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性。在把山、水及一切构成我们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时，我们也就把我们自己与他物区别开来了。”但人们不满足于这一阶段，对事物的超越性追求使人进入了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不存在任何分别，任何肯定性，“万物皆空”，但由于它只是对分别之否定的无分别，依然陷入一种差别中，因为它与分别对立并反对分别。那么，是怎样达到第三阶段的呢？经过否定之否定，空必须空掉自身，这样，就到达了第三阶段，也就又有了区别性与肯定性，但这种区别性与肯定性是一种全新的分别形式，这是一种否定了无分别之后的分别。在此我们可以说：“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其实，这第三阶段就是从超越性的意义上认识到山水以及万物都是与自己的主观无涉的自足体，同样，自身也是与自身以外的事物无涉的自足体。如果说二者有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就只是人可以从外物中观照到圆满自足的“佛性”。所以，禅宗在谈到第三阶段的感受时这样说：“山僧近来非昔人也，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别也，非昔人也。有人问未审已前如何，山僧往时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所以迷情拥蔽，翳障心源，如今别也。”（《古尊宿语录》卷27《清远》）往时与今时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往时“迷情拥蔽，翳障心源”，而今时则“禅非意想”、“道绝功勋”，“无禅之禅，谓之真禅”（《圆悟录》卷7），“直下摆脱情识，一念不生，证本地风光，见本来面目，然后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同上卷9）。
宋代的苏轼深受禅宗的影响，在人格上达到了天地境界。例如，苏轼有的诗是以世理来说禅，他在《泗州僧伽塔》一诗中说：“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意思是说，如果祷告真的灵验的话，那神佛真是无所适从了，因为“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其实，“至人无心”，无厚无薄，一切顺其自然，至于苏轼自己，则从对祈祷的思索中明白了应该“去无所逐来无恋”的人生哲理和禅意。苏轼不仅是这样说的，这也确实体现了他晚年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
当然，禅宗也和别的理论一样，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有人将其当做超越世俗、提升人生境界的梯航，也有人将其作为精神胜利法乃至放浪形骸的借口，那本是没有办法的事！
1.教外别传
拈花微笑，真假之妙
拈花微笑的故事是禅宗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的关于他们独特智慧的最早源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又是东方智慧的光辉结晶。印度佛教传入汉地，激荡起各种学派，南北朝就有六家七宗，入唐后又有唯识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等，名噪一时，然而，最终只有两个流派最为风行。一是净土宗，它以阿弥陀佛的天国幸福和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赢得了广大民众，趋福避灾是汉文化一般大众的宗教动机和宗教目的；二是禅宗，它是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思辨智慧对佛教的接受、容纳、改造和创新，它以一种思维智慧摧毁了旧有的印式佛陀，成就了新型的汉地佛性。净土宗呈示中国文化不同于印度文化的民众的信仰行为，而禅宗则显启了中国文化借助于印度文化而创造了不同于印度文化的智慧之光。
拈花微笑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天，佛祖释迦牟尼登上法座，不像往常那样，以严密的逻辑和信服的事例说法，而是拈起大梵天王送给他的金色婆罗花，一言不发，仅示花给众人观看。大家都茫然不解其意，只有摩诃迦叶对佛祖会心一笑。于是佛祖说，我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已传迦叶了，望迦叶好好保持。佛祖的一番充满佛学字眼的话，翻译成简单的大众语言，意思就是：我的根本大法，以一种特殊方式，传给迦叶了，这种特殊方式和以前任何一种佛教教派的方式都不一样，因此是“教外别传”；它不是逻辑的、语言的、仪式的，而是超逻辑、超语言、超仪式的，以一种心灵感应、心领神会的方式相互传达，因此是“以心传心”。
但是，这个故事是杜撰的！
不但这一个故事，现在的禅宗资料中，从史实的角度看，充满了人造的迷宫，它的最最重要的几大关结，都已作为学术疑案被侦破和正在侦破之中。起源点上的拈花微笑是杜撰；由迦叶以下代代相传的西方二十八祖，也属子虚乌有；从印度到汉地的结联人达摩祖师，其行为思想究竟有多少禅宗意味，颇据争议；禅宗的最重要的人物慧能，最关键的著作《坛经》，同样伤透了求真的治史人的脑筋。
然而，禅宗要告诉世人、传给世人、唤醒世人的，本来就不是历史，而是智慧！
禅宗本就不信语言能明晰地、一一对应地、真实地传达思想，反映真实。你就是把所有的史实都搞得一清二楚，也犹如禅宗所讥的，是“以言为意，以指为月”，一丁点儿也没有进入禅宗之门。“以指为月”是一个典型的禅宗比喻。语言好比手指，意义好比月亮，当我用指头指着月亮，对你说：这是月亮！是要你通过我的指引去看月亮，而不是要你去看我的手指。你应该顺着我的指引望向月亮，并且忘掉我的手指，“望月忘指”才是正确的。如果你听到我的话，不是去看月亮，而是看我的手指，这就是“以指为月”，就大大地错了。因此，当我们从历史的真实视点转到理论的智慧视点，就可以理解，禅宗对历史的每一个杜撰虚构，每一次故事添加，都是对禅宗思想的一次真实的推进，都是禅宗智慧的一次富有意味的金子般的闪烁。拈花微笑的真谛，不在于讲述一种真实的历史起源，而在于真实地讲述一种智慧的起源。因此，这个标志着禅宗开始的故事，没有历史的根据，诚为史之所必无，却有理论的真实，实乃理之所必有。最高的真理不是用、也不能用语言传达，而是靠心灵的领悟。因此禅宗的思想一般以四警句来表达：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一千多年来，禅宗的智慧理论形式，基本上是以一个个的故事编织而成的。作为禅宗起源的拈花微笑的故事可以说是众多故事的元故事。甚至后来禅宗五光十色、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形式，都可以在这个元故事里找到踪迹。例如，释迦牟尼的根本大法是什么，一个字也没有说，但迦叶已经心领神会。这是不立文字的典范。真理为什么不能用逻辑的语言说出，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一部禅宗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深入的呈现。又如，佛陀拈花、迦叶微笑，这是禅宗“公案”的典范，公案是禅宗为追求真理（成佛）而创造出来的最独特的人类思想形式。
拈花微笑，是不真实的，又是最真实的。
达摩有心，武帝不悟
达摩祖师是从西土到中国的第一位禅宗祖师，在禅宗的故事中，从迦叶开始，禅宗在印度传了二十八代，称为西方二十八祖。从达摩东来，禅宗在中国悠长的传宗接代史开始了。话说达摩祖师来中国之时，正是南北朝梁代梁武帝时期，达摩经南海于梁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抵广州，地方长官萧昂给予他友好接待，并报告与中央政府。梁武帝是有名的信仰佛教的皇帝，接到萧昂的报告，就派使臣接达摩。达摩于第二年，即大通元年十一月一日至达南梁首都金陵，即今天的南京。武帝一见达摩，就自夸功德，说：“朕即位以来，建造佛寺，抄写经文，度人为僧，真是数都数不清。你说说，这算什么样的功德呢？”达摩回答给了他一个意外：“并无功德。”武帝大不服气，问“为什么无功德？”达摩说：“你做的这些，都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就像附在形体上的影子，影子当然存在，但不是形体本身。”武帝问：“那么什么才是真功德呢？”达摩说：“净智圆妙，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已世求。”就是说，功德是内心的境界，而不是外在的做作。武帝多年来的善行被完全否定了，同时他多年的佛教信念也被否定了。这明显地关系到了佛教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可以说是关系到佛教内部的主义问题，不同的基本理论会导出不同的实践行为。因此梁武帝要弄明白问题的核心，于是问道：“如何是圣谛第一义（佛祖的最高原理是什么）？”达摩说：“廓然无圣（根本没有佛祖，哪来第一义）。”这里，梁武帝熟悉的对话逻辑遇上了新型智慧。从字面上看，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是佛的真理，而是有没有佛。一个佛学大师却认为没有佛，这是最简单的形式逻辑错误。武帝诘问道：“面对朕的是谁？”只要达摩说自己属于佛门的任何人或弟子、大师等，就得承认有圣存在。谁知达摩回答：“不知道。”这回答里面有禅宗的智慧，人既有在世作为具体人（社会人性）的一面，又有超世作为一般人（超世佛性）的一面，不但达摩不知道武帝问的是哪一面，武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问的是哪一面。最主要的，达摩其人是谁，达摩之理为何，武帝确实“不知道。”但达摩的回答在字面上，却悖于常理，人怎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呢？谈话至此，对信佛的皇帝来说，达摩是无理；对达摩来说，武帝是无悟。两人不欢而散。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是典型的禅宗公案方式，对于公案，后面要详讲，达摩是以悖于日常道理的答话来帮助问话者摆脱日常思维，以进入一个超越日常的新境。但是梁武帝完全理解不了这一种智慧。十八天以后，达摩去了江北，后来到了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一坐就是九年。著名的成语“面壁九年”就是来自这里。
得道之境：皮、肉、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