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公敏锐地觉察到庆父的篡权阴谋，他不愿意让庆父继承国君之位，于是立即召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前来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公然的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然而，由于他的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就明白自己无法在鲁国待下去了，逃到了陈国。公子开即位后，国内的局势只稳定了一年多，因为庆父急于做国君，竟又派人杀死了公子开。
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个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
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伺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只好自杀。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又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谨慎突出。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在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当时说话极有影响力和分量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他们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孙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在这种情况下，鲁国的公室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国家的收入急剧减少现状，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变得格外强盛。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是，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在军事力量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
公元前537年，季孙氏废掉了原来的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履行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纵观鲁国这起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真觉其意味深长。卿大夫夺权虽不为正统观念所容，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又是不易之论。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最后三分了鲁国的公室，就是当时的人也无法否认他的合理性。
“三家分晋”
怎样维护王室内部的团结一致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谁都没有办法将它解决好，因为这是由传统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继位前后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他平定晋国以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许多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二条规定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得以实行，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
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定实行了这条规定。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予家臣，外人却毫不客气地前来争夺了。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握，他们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六家，史称“六卿”。
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家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贵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该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很贵盛，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说：“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仲，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常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讨场无趣。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等四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范氏、中行氏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简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嗣后，知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知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知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没有攻下，知伯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里都生活着蛤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知伯，里应外合，一举彻底消灭了知氏的军队，杀死了知伯及知氏全族。
知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知氏的土地。后来干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三家既然已经各自立国，周天子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承认了这三国。其实，即使是周天子，到了此时，也只好承认成者王侯败者贼了。
“田氏代齐”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的首霸，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然而，人们也许并不知道，齐国曾经经历了一场从内到外的彻底的蜕变，“田氏代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而田氏在齐国的得宠，有其深长曲折的历史渊源，其中的过程，实在耐人寻味。
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出现最早的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管理工匠的工正的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他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其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经常对人施以刖刑，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残暴之一斑。但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不少。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田氏在取得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两人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公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田乞由于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家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田常死后，其子襄子代位。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八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的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其中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造出来的。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起初因为力量薄弱，他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并，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田氏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其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舆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相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周代汉”
在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制的社会中，兵权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兵权，二权实为一权。中国历史上历次王朝的更替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后汉刘承佑即位时，只有十八岁，没有多少行政能力。而他的母亲李太后的弟弟们都想趁此机会谋取功名富贵，刘承佑左右很多受宠信的人也渐渐掌权。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对这种现状深为不满。李太后的一位老友的儿子，请求在军队中谋一个职位，当时，恰好在史弘肇的手下犯了事。史弘肇是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负责宫廷与京城治安保卫，他为人很正直，见此情景竟然不由分说就把他斩首了。这样一来，就得罪了许多想捞取好处的皇亲国戚。
刘承佑登基后，李业尤其受到宠爱。正好，宣徽使出缺，李业想得到这个官位，刘承佑、李太后也暗示宰相保荐。但史弘肇等人认为宫中官员的升迁有一定的标准，皇亲国戚不可以越级出任，这件事只好罢休。内客省使阎晋卿、枢密承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都受刘承佑宠爱，因很久没有升官，便众口一词，怨恨宰相。平卢节度使刘铢凶残暴躁，从青州任上离职，也常指着宰相府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