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者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的国家主动归附，这才是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往往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作抵抗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实践中实现。
尽管理想无法完全实现，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力量，否则，人类也就只能永远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
无论如何，“修明政治、以民为本”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孟子就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既气愤又无奈，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仇恨地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您知道您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吗？每逢凶年饥岁，您知道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吗？年纪大的饿死后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曾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看来，邹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哪一种具体的原因，而是由于国家的政治腐败这一根本的原因造成的。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齐鲁长勺之战。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庄公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想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一步步按部就班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有这个耐心。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到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一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庄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曹刿。
公元前684年，齐国派大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率军迎战。曹刿听说鲁庄公要与齐军作战，便要进宫为庄公出主意。有人劝曹刿说：“庄公身边谋臣很多，要你参与干什么？”曹刿说：“他们都是一些鄙陋不通之人，没有远见卓识。”别人都暗地里嘲笑他的狂妄自大。
曹刿入宫进见鲁庄公，问鲁庄公根据什么决定与齐国作战，鲁庄公说：“我有好衣服和好食品，从不敢独自享受，一定要分给周围的人。”曹刿说：“您这是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不能使全国人得到好处的，所以百姓不会跟从您。”鲁庄公又说：“我在祭祀神灵的时候非常虔诚，祭祀所用的牲畜物品从不敢随便增加，祭祀时所祷告之词全都是真实情感。”曹刿说：“您这是一己之诚，并不能代表一切，神灵也不会庇佑您。这些都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鲁庄公想了想，又说：“还有一点，对于国内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案件，我虽不能一一洞察清楚，但是，只要经我处理，我一定要使其结果合情合理。”
曹刿赞许道：“这才是打胜仗靠得住的前提。因为您这样做，表达了一种为百姓尽力的心意，凭这点，可以与齐国打一下。我请求您让我和您一同前往。”
鲁庄公答应了。
曹刿便与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来到前线。齐、鲁两国军队在长勺这个地方摆开阵势，鲁庄公便要击鼓作战。曹刿劝阻道：“还不到时候，等等再说。”这时，齐国军队开始擂鼓作战。等齐军擂完三遍鼓时，曹刿才说：“是时候了，可以擂鼓迎战。”结果，鲁国军队一鼓作气，将齐军打败。齐军打了败仗，向后撤退。鲁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请等一下。”说完，走下战车，仔细观察齐军的车辙，然后又登上车前的横板极目远望，最后说：“可以追。”这一战，鲁军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在齐军三鼓之后才击鼓迎战？曹刿说：“作战是要靠士兵的勇气的。当齐军擂第一遍鼓时，其军勇气正盛，第二遍鼓，其勇气就减弱了，到第三遍鼓时，他们的勇气就没有了。齐军勇气竭尽，而我军勇气正盛，所以会一战而胜。”
鲁庄公又问：“为什么齐军败后，你不让士兵马上追击呢？”曹刿说：“齐国是个大国，大国作战，难以琢磨。我怕他们退中有诈，设下埋伏。所以仔细看过他们撤退时的车辙，发现其车辙杂乱不堪；又登高远望他们的旗子，发现其战旗已经倒下。由此断定他们是真的溃败了，所以才下令追击。”
鲁国获胜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的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和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其实，仁者无敌虽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但有时并不能发挥直接的作用。在战争中，真正起到最为直接作用的，是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而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盘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1年间，楚惠王发愤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刻挺身而出，带了三百弟子来到鲁国，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他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要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同意墨子的要求。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
“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防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墨子用滚木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是输了，但公输般却说：“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看望墨子，问他到底公输般要用什么方法战胜他。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做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抗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你们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华贵的马车去偷别人破旧的车子吗？难道不是扔了自己锦绣的长袍去偷别人家破旧的短袄吗？”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决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军事力量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墨子的行动可谓是极为正义的了，尚且以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仁义，或者想用“仁义”去打倒“武力”，那就会自取败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了这么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幸亏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招，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以外，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的，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绝如缕，甚至时有泛滥，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
“仁者无敌”是一种基本的思想原则，而且极富理想色彩，它说明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海岛时曾看到过《孙子兵法》，他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奇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内在的原因还不在军事本身，主要在于政治。因此，从军事斗争中可以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是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参见《左传》、《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