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读懂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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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第一编 儒家智慧(16)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方面,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余年的时间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两三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表示后悔。

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样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魏征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守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其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被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反省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忘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的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向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些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做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于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到时候即使您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止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亡国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商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从此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

魏征曾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它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投隋炀帝所好,专说好听的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国破家亡,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非常喜欢,就把它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鹞鹰早已闷死了。他十分窝火但又说不出来。

还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太宗还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亲自为之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徒矣!

(参见《旧唐书》、《新唐书》等)

17.仁者真的无敌吗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可谓应有尽有。既有温情脉脉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但同时也有不讲任何感情,唯功利是求的经典,《孙子兵法》就是这样一部只有冰冷的理性,只讲铁血法则的著作。《孙子兵法》的信条是,只要能够取胜,就无所不用其极。不过,那倒是一种公开了的平等的竞争,即使失败了,人们也很难发什么怨言。

《孙子兵法》最推崇的战略战术是以外交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拼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的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比较好而已;至于战争中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