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很黑。
父亲的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房间里弥漫着劣质烟难闻的气味。母亲在隔壁专心地糊着纸盒，两只手像是流水作业的机器，有条不紊，配合得极为默契。母亲闻到从睡房传出来的烟味，抬了一下头，把脸对着睡房的方向，轻声说，他爸，你怎么还没睡？
父亲吸一口烟，叹息了一声说，陪陪你吧，胶水用完了，我好给你续。
别说胶水了，咱家的东西放在哪，我比你清楚。黑灯瞎火的，你哪有我机灵？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睡不着。儿子都六年没回家了，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了？
你这大男人，怎么比我一个女人家还会念叨？儿子不是说好，毕业工作落实了，就回来看我们的嘛。六年都过来了，还差这一年吗？
父亲没有吱声，只是烟头亮了一下。母亲埋下了头，继续糊着纸盒，每个纸盒能为我挣下五分钱的学费。
父亲靠在床头继续吸着烟，思绪像是烟头上升腾的烟缕，缓缓飘向远方……
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黑暗的青山村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倏地亮堂了起来。通电了！通电了！人们沉浸在过节般的喜庆之中。青山村终于告别了煤油灯，过上了电灯照明的新生活。光明，仿佛一下子点亮了青山村人跳动的心，照亮了青山村人脚下的路。
我那年刚上初中，父亲特意跑到城里，为我买了一盏台灯。看着我在明亮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读书、写字、做作业，老两口的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正是那盏台灯，陪着我从初中走进高中的校园，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医科大学。
六年前，我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青山村又一次沸腾了。夜幕刚刚降临，村人们家家都打开电灯，把整个山村照成了白昼。忙完活吃过晚饭的村人，三五成群往我们家的方向聚集，向父亲表示祝贺。好在父亲早有准备，打开一包又一包香烟，一支支递到男人们的手中。女人们则拥着母亲，说母亲好福气，将来要跟着儿子去城里享福了。
但快乐，对一个贫穷的山里人家来说，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学费，高额的学费，像是屋后的那座大山，一下子压在了父亲的双肩上。父亲沉默了，皱着眉头，坐在门前的小石板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时而抬头望望山上，时而转头瞅瞅山下，山上有一片竹林，山下有几亩水田。日头缓缓往西落下，父亲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站了起来，舀了一勺冷水，咕噜咕噜喝下，朝村长的家走去。父亲跟村长商量，准备把竹林和水田的承包权转让给别人。村长没同意，说，竹林和水田是你们家的全部生活来源，转让了你们吃什么？村长还说，孩子读书要紧，村里能借给你家一千块钱，以后慢慢还，不够的部分，我动员大家一起凑。
没过几天，村人就陆陆续续把卖粮食、卖山货、卖草药、卖鸡蛋的钱送到父亲手中，父亲拿出本子，一一作了记录。父亲说，等孩子工作了，挣到大钱了，一定好好报答大家。
我是父亲送到县城，一个人坐火车走的。临走前，我对父亲说，爸，路费这么贵，这几年我就不回来了。我要利用节假日，勤工俭学，挣点学费，为家里减轻点负担。
父亲刚回到家，母亲就说，他爸，咱村里没什么钱，大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把钱还上。
父亲说，竹林和水田里的收入，每年大概就一千来块，我们俩不吃不喝，等儿子毕业，差不多才能还清。可儿子还要交学费，还要吃饭，靠什么？
你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在山下办包装厂吗，去跟他说说，拿一点糊纸盒的活干。
这敢情好，只是那能挣得了几块钱？
挣一块也是一块，总比没有好啊。
从此，母亲就开始糊上纸盒。糊了没几天，母亲又说，他爸，儿子也上学了，咱家这电灯也用不上了，不如跟村里说，把咱家的电给掐了，也能省几个钱。
以后，有月光的夜晚，母亲就在月光下糊，没月光时，就点上煤油灯。为了能给我挣够学费，母亲没日没夜地忙碌，恨不得把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这样过了半年，因光线不足和劳累过度，母亲的视力大不如前了。父亲让她去看看，母亲说，哪有钱看病呀，反正我也熟练了，看不看得见都一样。眼睛不好，点煤油灯的钱都省了。就这样，母亲的眼睛在一点一滴地失去光明……
失去光明的母亲，用自己的双手，在黑暗中为我挣得学费，支撑我读完大学。我毕业后，被留在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为一名眼科大夫。当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时，母亲的眼睛已瞎了多年。我把母亲接到我所在的医院治疗，但因病情延误得太久，终究没能使母亲重见光明。
几年后，我随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去了喀麦隆。在异乡的土地上，我尽自己所能，辛勤地工作着。我把每一位贫穷的女性都当作自己的母亲，用自己的双手，兢兢业业地为她们寻找光明。